“农民工”的职业认同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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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阐述了建立“农民工”的职业认同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并从改善工作待遇，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树立正面形象，消除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有计划的开展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三个方面论述了如何逐步建立“农民工”的职业认同。

[关键词]“农民工”；职业认同；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方英（1974―），女，江西修水人，广州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中山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广东广州510260)

职业认同有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职业的社会认同，是指社会大众对某一职业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的理解；另一个是职业的个体认同，是指从业者对该职业的认可程度，也就是从事该职业给自身带来的物质和心理的满足程度。一个良好的职业认同可以使个体和社会都受益非浅。对于个体来说，良好的职业认同会带来高度的心理上的满足，比如说自尊、荣耀、充实、希望等等美好的情感；对于社会来说，成员良好的职业认同是建立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可以使社会中的群体自愿在社会的纵向结构中有序的寻找自己的位置。

一、“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淡化与职业认同的建立

国内社会学界对“农民工”群体已有大量的研究，但是还鲜有人从职业认同这个角度加以关注。笔者认为，“农民工”群体虽然暂时保有农民的身份，但是其职业走向是社会各个行业的工人，应淡化该群体对其农民身份的认同，引导其确立在所从事行业的职业认同。

目前对“农民工”群体的身份的强调使得这个群体充分的意识和感受到这种尴尬和不公平的身份，在寻求解决之道时寄希望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打破，这从作为国家公民的公平和正义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合理的诉求，但是与此相关的保障体系和教育资源的配套的巨大压力却使这种诉求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于是“农民工”这种身份认同的建立有可能带来以下不良的社会后果：1、从个体角度来说，在这种被建立的身份认同中感受到低人一等、屈辱、失落等负面的情绪，这种身份带来的负面情绪在被泛化的时候可能带来强烈的不公平感和剥夺感，而且这种身份认同会带来一种遮盖效应，使身处其中的人深深感到这种不平等的身份阻碍其向上流动，产生强烈的挫折感，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时容易采取过激的行为。2、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当“农民工”群体身份认同建立后，如果问题能得到及时的疏通和解决那会使社会的运行更加良性，否则将影响社会稳定。

因而，在“农民工”问题已受到各方的重要关注之后，为了使问题能得到更妥善的解决，笔者认为应该淡化“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强调其丰富性和差异性，一个重要可行的方法就是建立该群体的职业认同，使其在不同的职业中找到归属感，这种职业认同的建立对于个体和社会来说都能发挥很多的正功能。

首先，从个体的角度来说，职业认同的建立有利于“农民工”建立一种融合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认同方式，使其能够比较顺利的完成市民化的再社会化过程，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中找到一种归属感和安定感。并且能够对生活做出一个预计和规划，从而进一步激发这个群体的创造性和上进心，带来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在这种情境下加速农民向工人的转变，使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更加顺利。

其次，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农民工”群体职业认同的建立是一个化整为零的策略，使一个短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变成一个可以逐步去改善的问题，使问题能得到有效的疏导和解决，不至于演变成冲击社会稳定的破坏力量。另一方面，用建立职业认同的方式去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可以使一些职业道德缺失造成的生产和生活的安全问题得到改善。

所以说，引导“农民工”群体建立对所从事行业的职业认同，加速“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城市化，是维护社会稳定，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个有效途径。

二、如何建立“农民工”群体的职业认同

如何建立“农民工”群体的职业认同呢？笔者认为可以从改善工资待遇、建立基本的保障体系、加强正面宣传以消除排斥和歧视、开展职业培训和教育等方面加以考虑。

1．改善工资待遇，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

当前来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从所有人都有收益的阶段进入到一部分人的收益以另一部分人的受损为代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受损最为严重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其待遇很低，根本无法维持在工作所在地的正常生活，他们只能将生活消费压到最低水平，将省吃俭用留下的钱寄回老家维持体面的生活。这样一种由过低的工资待遇造成的消费模式使得“农民工”群体缺乏在城市向上发展的经济基础，只能年复一年的重复低水平的简单劳动。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农民工”群体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的缺乏使得该群体和其生活的城市只能是处于一种短暂的、不稳定的关系之中。而且因为“农民工”子女不可以享受和城市户口小孩一样的待遇，所以其子女一般都留在老家上学，由祖辈加以抚养。

这样一种低水平的工资加上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乏，使得“农民工”群体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的受损者，被甩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外，成为社会断裂层的底部群体。在这样一种情境下，他们无法认同工作多年的城市社会，也难以建立应有的职业认同。

所以，改善“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让该群体逐步建立一种良性职业认同的经济基础。

2．树立正面形象，消除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

“农民工”在城市里从事着各行各业的工作，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重要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个群体的存在，城市的生产和生活在许多方面不能正常运转，比如说饮食业、娱乐业、运输业、建筑业等等。但大众和媒体仅仅看到，农民工素质低、不讲卫生、不讲信用等等。该群体在城市社会中基本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他们没有自己的声音，有的只是别人加在其身上的种种符号。

这种隔膜和不了解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我们可以用鲍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测量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社会距离。

不同的问题所表示的是人们相互间不同的距离，越往后，相互间的距离越近。当年这个量表曾在美国用来测量“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可是我们发现在将“黑人”换成“农民工”之后用来测量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的社会距离照样很是有效。这样的一种社会距离预示了一种严重而且沉重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

在这种情形之下，该群体所从事的职业就难以得到正面的评价，而是被排斥和污名化为“没有技术、没有地位、没有前途”的三无职业。这样一种社会大众的刻板印象严重损害了从事这些职业的群体的职业荣耀感，使其在职业中更多的是体会到排斥、失落、没有尊严等负面情绪，使其职业认同的确立难上加难。

所以要使“农民工”群体建立对其所从事工作的社会认同就必须改变这种刻板印象，把该群体真实的面貌和状况呈现出来。媒体除了报道其可怜低下的生活状况之外，也应该报道其生活和工作中的上进、具有希望的一面，在艰苦的环境中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也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和活动加强城市居民对该群体的了解和接触，从而有可能在了解的基础上逐步消除排斥和歧视。友好的态度和环境比排斥和歧视的环境更有利于“农民工”群体树立一种良性的职业认同。

3．有计划的开展对“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

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对于信息和技术快速更新的社会来说是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也同样如此。

“农民工”群体大都在乡村中长大成人，然后再来到城市从事工作，其刚刚来到城市时的陌生和不适应可想而知。所以首先应该有一个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开展的针对这种文化和生活模式差异展开的市民化教育，在这种短期的培训中有针对性的解答其在今后的生活中需要面对的问题，使其能尽快的适应城市的生活。教会他们在城市中如何寻求庇护所的帮助。这些培训是政府或非营利组织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应该做的一项工作，而且也有先行者正在努力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比如广东番禺的“打工者之家”、南海的“女工专列”都是针对“农民工”群体开展的有益的组织活动，使一部分人在其中受益非浅。但是其覆盖面极其有限，如要全面铺开，需要政府有计划的财政支持。

此外，针对不同职业的“农民工”展开有针对性的提升职业技能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对于“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和城市化也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总体来说“农民工”群体是一个很年轻的人群，他们一般处在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年龄段，这是一个重要的吸纳和更新技术的阶段。如果在这个阶段得到培训，那么他们就能比较顺利的完成角色和谋生手段的转变，个体的这种转变同时也符合我们国家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技术更新的需要。这种培训是让更多的公民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发展成果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形式，是企业和国家应该共同负担起来的责任。

总之，“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出现是我国的城乡二元制度下和工业化进程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这个群体在出现之后其主体就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生产和生活，因为我国有限的耕地面积不需要如此多的人力投入，因而市民化和工人化是这个群体的走向。在这种背景之下，淡化这个群体的身份认同，建构其良性的职业认同，以使这个群体更好的融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是保障公民权益和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应该选择的一种可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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