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铁锄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古代中国的铁锄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我国古代的铁锄，是传统农业中典型的中耕除草工具，是非常重要的颇具代表性的生产设施。春秋战国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铁锄几经变化，多次改进――调整器身结构与形状，不断适应种植业劳动的需要，屡屡提高工作效率，为中华民族历代农业经济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的铁锄

古代民间在耕地整地、播种（包括施肥）后，便进入田间管理的另一道程序――中耕，也就是松土、除草，以保障稼禾的正常成长。而一般用于中耕作业的工具就是锄，如古语讲：“锄，助也，去秽助苗长也。”古时民间农夫主要是使用铁锄来进行松土、除草劳动。

铁锄是由石锄、青铜锄演变而来的，属于一种横斫式农具。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许多地方，曾出土过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的石锄和青铜锄，都属于其时人们的松土除草工具。到春秋战国时，随着矿冶业的发展，民间又制造出了铁锄。铁锄的坚韧、锋利，使得劳动效果提高，生产力得到发展。

铁锄是我国传统的田间农作主要器械，更是北方旱作农业区最重要的中耕工具，在中原地方尤其如此。古代农民在使用石锄、青铜锄的基础上，制造和运用铁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农耕劳动，并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不断对其作出器形和结构等方面的改进与提高，为种植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起初，中原及周边地方的铁锄有两种：一种是铁口锄，分别为圆刃和平刃，与江苏苏州、浙江绍兴、江西南昌出土的东周青铜锄器形相似（见图1、图2）。另一种为全铁锄片，锄片的中上方开孔，用以安柄，与江苏丹徒出土的东周青铜锄之形制相似（见图3）。上述两种铁锄，很大程度上是对从前青铜锄外形的继承。

汉唐时期的铁锄

随着我国冶铁业和铁农具的大量普及，铁锄的制造活动经常接受着农耕生产实践的检验，不断适应田间劳动的需要，从而逐渐进行着锄片与锄身形制的调整。上述春秋战国时期的两种锄，安装木柄的难度稍大，不够简便。前者装柄容易松动脱落;后者则随着锄片的日益变薄（铁匠锻造锄头的趋势），也经常出现木柄松动，妨碍劳作的现象。并且在薄薄的锄片上装上一条长长的大木棒（柄），使用起来感觉欠佳――头轻身重，锄草动作不易平稳，往往会出现弹动。弹动过多过大时，还能伤着稼禾。到汉代后，国内铁锄就慢慢演变为锄片顶部加铁箍者（见图4）和锄片连接铁钩脖铁卷管者（见图5），目的皆是协调锄头与锄柄的比重关系，同时也是在适应安柄的稳固之需要。特别是中原地方，为适应当地兴盛的旱田锄耘劳动，较早进行了这种变化（改革）。从汉代至宋代，山西上党、安邑、河南南阳、河北邯郸等处锻造的铁锄就是这两种类型。尤其是在晋东南上党一带，大量制造此种结构的铁锄，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上党型”锄头。

经过改良的汉代以后的这两种铁锄，与从前相比适应性有所增强。前者于锄片顶端加上厚重的连体箍，既加大了锄片的重量，降低了其重心，增强了其稳定感，又便于装柄，使之结实牢固;后者锄片的顶部与铁钩脖铁卷管连接，同样使锄头与锄柄之间的比重关系趋向合理，并且于铁卷管上安装木柄，较为简便、牢固（见图4、图5）。

相对而言，铁钩脖铁卷管的锄，锄身与锄柄的比重较为合理，锄片与地面的角度调整、掌控较为灵活，相对适宜北方旱田中耕劳动。因此，从汉代到宋代的一千多年中，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秦晋人民，一直普遍选择这种铁锄进行松土除草的中耕作业，并且大量推广此类铁锄（见图6）。如上党的铁锄产品，逐渐较多转变为铁钩脖铁卷管的锄头，形成了趋向统一的新的“上党型”铁锄。这种铁锄曾向邻近河南、河北等地方供应，对周边地区农耕劳动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种样式的锄也逐渐被人们看作是正宗的锄禾工具。

而锄片顶部加铁箍者，则由于其锄耘活动的操作性能稍差，不够灵便，难以承担高要求、高标准的中耕作业。于是，唐代后，在山西、河北、河南等广大地带，它逐渐从中耕生产领域分离出来，转变为一般的整地工具或收获工具（用于起刨蔓菁、土豆、萝卜、白菜、番薯等物）。不过，在一些精耕细作程度较低的地区，仍然使用此种带铁箍的锄开展除草劳动，略显粗放。如在河北丰宁、辽宁朝阳等地乡村，直到宋辽时期，还使用此类铁锄间苗、除草，甚至有的乡村，到了明代还在继续使用带铁箍的老式锄进行中耕作业（见图7）。

这种现象说明我国古代田间生产的同类设施未能完全统一，尤其是锄禾工具的运用和改良，在各地存在一定差异，反映了我国中耕生产技术发展程度的不平衡性。

宋明时期的铁锄

在历史上，上党、邯郸、南阳地区的铁器制造业一直很发达，尤其是唐宋时期，不断引领着国内铁锄制造技术的发展方向。它除了通过生产和运销手段而普及上党型的耘田锄之外，还长期坚持着改良精神，以推动中耕工具的进步。如铁钩脖铁卷管的铁锄，在唐朝时还略显原始，其铁钩脖与锄柄之间呈现平直，几乎没有弯度，使用起来稍欠灵便。而到了宋代，为满足耘田劳动的工作需要，上党锄有了一点改制，即将锄脖的末端下压，稍显弯曲，操作起来比以前顺手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

需要指出的是，同这种改良的影响和效果稍显漫长一些，在宋代至明代某些地方，包括山西少数城镇，仍然有规模不大的手工业铁器作坊，因其传承习惯的持久延续之故而依旧在制造唐代“铁钩脖与锄柄之间呈现平直”的老锄头，并由当地农夫继续使用（见图8）。虽说这只是一种昔日残余的存在，并不是其时上党锄的主流现象，却说明中原铁锄改革以至我国农具的改革历程很艰难，相当漫长。

随着中原与江南精耕细作水平的持续提高，元明之际的上党铁锄制造业又进行了一次改良，即当时山西泽州、阳城、沁水、潞州、长治、壶关等处的铁器作坊，在参照乡农的劳作体会和要求基础上，加大了铁锄脖与锄柄之间的弯度，使锄片与锄柄之间形成一个明显的U形，从而更好地调整了锄身的重心位置和重力方向，操作起来更为灵活自如――省力、稳当。三晋及周边的中耕工具因之而变得更加成熟、更趋完善（见图9）

此种新型铁锄最早在晋南和豫北地方推广起来。随之，此锄又于晋中、晋北、河北、陕西等地相继流通（通过销售），不断进入当地乡农手中，逐渐推动着本省和周边地区农业生产尤其是中耕生产的进步。

锄地技术的高度发展

清代，晋中农民在精耕的基础上，通过极为讲究的精湛的锄耨技术，让粟、黍、糜、稷等植物增产，使这些作物成为名副其实的中耕作物。时人祁隽藻在《马首农言・种植》中讲的谷子的中耕方法就是如此：“早锄一寸，强如上粪”“临伏再锄，以土壅根，令其深固”“立秋至白露，三锄以去草”。他还于书中申明精锄耨与丰产的关系：“耕三耙四锄五遍，八米二糠再没变。”又于书中引用农谚：“头伏搂（深锄），满罐油;二伏搂，半罐油;三伏搂，没来由（所谓油，意为颗粒饱湛）。”一再以总结性的口吻强调中耕与增产的内在联系，进一步阐明了他以锄耨为中心的新农学。这说明境内农民将中耕技术推向了极致。

三晋先进的锄耨生产技术，带动了当地中耕工具的改革与发展，明代新型上党锄的出现就是其最确切的说明。同时，中耕工具的改进反过来又促进了锄耨技术的全面成熟和完善，并积极影响了周边旱作农业区耘田作业的进步。在其启发下，陕西关中地方还在此基础上发明了一种漏锄――锄片中间空漏，只松土，不翻土，以保墒、保湿，甚为实用。

中原中耕技术在清代的发展，加快了上党新型铁锄的普及。到清朝中后期及民国年间，山西、陕西、河南及周边农耕区大都使用这种新式锄头，达到全面普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种植业生产水平。

由于山西、河南等地方中耕生产高度发展，在晚清以后，人们一般多用锄头代表当地农业。山西的黄铜标识（见图10）就是兵农合一之意。图中之锄，其结构或形制看似简单，实际上是我国历史上传统中耕工具中最先进的锄头，是几千年来国内锄禾工具不断演变和改进的结果，是我国农耕文化遗产中一个珍贵的闪光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工具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指示器。即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一定类型的生产工具标志着一定发展水平的生产力，并影响着对应的生产关系。我国传统的中耕工具，从新石器时代的石锄到商周时期的青铜锄，再到春秋战国后的铁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取得了各个历史阶段的成功和进步，促进了各个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力发展。尤其是铁锄的创造和应用成就更为突出，其普及和推广最为有力，彻底而全面地取代了同类石农具和青铜农具，且渐次进行了自身的革新，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传统农业中耕生产水平，为历代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对古代社会的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