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欧洲的午夜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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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初夏的一个午夜，我接到了一个叫晓茗的女子打过来的电话。晓茗的丈夫现在欧洲某名校读博士后，目前他们的婚姻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晓茗希望我能为她的问题婚姻求一个解。
晓茗的电话足足打了两个半小时。晓茗的问题也许是个别的，但对走进婚姻城堡里的女性来说，无疑是有启发的。以下是我对晓茗的故事的整理。为了做到客观，我尽可能保持了晓茗叙述的原来风格并隐去了她的真实姓名和地址。
校园里的婚姻
我和斯明的婚姻是很典型的校园模式。
我和斯明相识于1994年，当时我18岁，在安徽芜湖的一所中专学校读书。“五一”放假，我和室友们相约去了黄山。在迎客松下拍照的时候，我们认识了来自南京的大学生斯明和他的室友。
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五男五女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旅行团。旅行结束的时候，我和斯明的爱情种子也悄悄地生了根。
从黄山回来后，我和斯明几乎天天鸿雁传书。南京和芜湖相距不太远，每个月斯明都要从南京坐车来看我。
那是一段快乐如风、单纯如水的日子。我是一个性格有些内向的女孩，做教师的父母从小就给了我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女孩子应该勤奋读书，规规矩矩地生活。所以，认识斯明之前，我的生活一直很单纯，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个男孩子，是我的初恋。
1997年，我中专毕业，在芜湖的一家国营工厂做了技术员，斯明被保送读本校的研究生。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有过犹豫。斯明的家在苏北农村，父亲早逝，母亲为了拉扯几个孩子，拼命劳作，最后得了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行动都很困难。斯明在家中是长子，下面有两个妹妹，因为家境贫寒，她们都只读了很少的书就在家中帮助母亲干活。这样的家庭无疑是需要斯明尽早工作挣钱的，但他又是那么渴望继续读书。我们商量的结果是，他继续读书，我上班后每月拿出一半的工资补贴他家里。
那会儿我每月只有500多元的工资，给他们家寄去200元，我的生活便非常拮据。好在有斯明的爱情滋润着我，我的父母又时时接济我一点，我觉得生活还是非常甜蜜。更重要的是，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斯明不时传来的他在学业上的成绩，也让我觉得自己的付出是那么值得。
时间到了2000年夏天，这个有些闷热的夏天发生了两件事：斯明考取了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而我因为所在的工厂经营不善而倒闭，24岁的我下岗了。
那时候我已经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会计专业的专科毕业证书，正在准备本科段的考试。斯明在这个时候作了一个让我特别感动的决定，他说：“晓茗，我们结婚吧，结婚后你和我一起去北京，一边接着参加自学考试，一边找工作。”
就这样，2000年9月，我和斯明在他的苏北老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后，来到了北京。
初到北京的日子是艰难的，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10平方米的平房，斯明的助学金刚够付房租。为了生活，为了他母亲的医药费，我一安顿下来就到处找工作，斯明也拼命地在外面找兼课工作。
后来我在一家私营公司找到了一份出纳的工作，虽然每月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但毕竟可以维持我们的基本生活了。斯明每月的代课费也能挣到近千元，我们将代课费全部寄给了他家。
新婚的生活就在油盐酱醋中开始了，尽管每天倒车上班很累，但幸福和甜蜜却时时围绕着我。星期天的上午，如果斯明没有课，我们就一起去菜场买菜，对我来说，那种你拿一棵菜我拿一把葱的感觉就是甜蜜和快乐。
到2002年年初，我们拮据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先是我因为拿到了本科文凭和一些相关的证书，跳槽去了另一家实力较雄厚的公司，每个月的收入近5000元，随后斯明去香港做一个项目，挣了6000多元港币。那时候斯明的两个妹妹已经出嫁，他用在香港挣的钱给他的妈妈盖了三间平房，每月再另寄1000元生活费，家里的后顾之忧算是解决了。
这一年我们有了儿子肖萌。
初现的婚外情
现在想起来，我和斯明之间的关系是从儿子出世以后发生变化的。儿子是8月份出世的，天热，妈妈又从老家赶来帮我坐月子，本来就不大的出租屋显得格外拥挤。那会儿斯明正和香港的一位教授在合作写一篇论文，为了不耽误他做论文，我让他住到学生宿舍去了。开始他还每天回来吃饭，后来便成了三五天回来一趟，每次呆在家里的时间也很短。
妈妈觉得斯明对我和儿子冷淡了些，好像没有刚做爸爸的人常表现出来的那份喜悦，于是常在我面前嘀咕。开始我没在意，但渐渐地，我也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有一次我偶然带着儿子去他的宿舍，发现桌上放着西梅、薯片等女孩子常吃的零食。斯明从来不吃这些零食，而他的室友几个月前就出国了。
另一次斯明在家里吃了晚饭后，本来说好了不再去学校，陪我在家看电视。可他忽然坐立不安起来。最后他告诉我要去机房上网查看邮件，便匆匆出门了。
那天我跟踪了他，后来斯明说我这样做很卑鄙，但我认为任何一个做妻子的在那种情况下都会这样做的。
斯明去了家对门的一家小餐馆，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两个饭盒出来了，我看着他进了公用机房。
现在你已经知道我面临的问题了，是的，斯明有了另外一个女孩子。
如果没有出国这件事，我想我和斯明的故事会像许多影视剧中的情节一样发展下去，或者是他迷途知返，或者是我愤然离去，更好的结局是那个女孩主动放弃。我不知道是艺术和生活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还是我经历的这个故事本身就很特别，反正自从来到欧洲，我和斯明的生活就完全变了味。
2003年5月，斯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同时收到了这所欧洲名校的通知，学校提供优厚的待遇让他从事博士后研究。
接下来我们开始办理出国手续，生活一下子忙碌起来，斯明和那个女孩子的事情在我的脑海中淡成了背景，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从我的脑海中浮现。那时候我有一个天真的想法，以为只要我们出国了，斯明和那个女孩的故事就会自动画上休止符。
变味的异国生活
这年9月，我们举家来到了这个风景优美的西欧国家，我以为从此开始的，是与教堂、白鸽、圆舞曲相伴的童话般的生活。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如果你问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出国，我根本就不应该那么轻易地放弃了国内的一切：工作、亲人甚至语言。在国内，我算得上是个白领，至少是个自食其力的女人，即使婚姻出现了问题，我也不会输得一无所有。而现在我面临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婚姻和我的生存已经密不可分了，也就是说，如果放弃自己的婚姻，我将无法生存――女性解放的历史在我这儿拐了一个弯！
像许多人一样，刚到欧洲的时候，我很是兴奋了一阵子：古老的运河、随处可见的木桥、尖顶的教堂、到处都是鸽子的广场，甚至阴晴不定的天气都让我感到特别新鲜。然而新鲜劲过去之后，种种的不适都来临了：首先是语言不通给生活带来的不便，虽然这里的人大部分都会讲英语，但所有的指示牌以及商店里的物品标签上写的都是该国的文字，所以进了超市我常常不知所措。同时我的英文也很差，尤其是听力和口语，常常是我问别人的话别人听不懂，别人说的话我也听不明白。
这时候我是多么需要斯明的帮助呀，可你根本不会想到他是怎么对我说的，他说：“你这个人太笨了，连做个专职太太都做不好。你来这儿的身份是陪读，陪读你懂吗，照顾好我的生活就是你的职业！”
这时候他不再隐瞒和那个女孩子的关系了，相反，他常常在我面前谈起她。原来那个女孩是他同宿舍的那个人的老乡，在一所民办高校读书。第一次见到斯明她就崇拜得不得了，以后常常借着看老乡的名义来他们宿舍。在儿子肖萌出生之前他们的故事已经开始了。
虽然我一直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女孩子存在，可当斯明亲口把一切都告诉了我，我还是感到像晴天霹雳！
后来的事情也许你很难理解：斯明开始一天比一天详细地向我叙述他和那个女孩子之间的事情，包括他们相处时的许多细节。他说他对我的爱是真实的，对那个女孩的爱也是真实的，假如他先遇见那个女孩，我可能就做不了他的妻子。他又说那个女孩如何美好，如何善良，等等。
“你看，人家对我一往情深，无怨无悔地付出，我怎么能不觉得对不起人家呢？帮着我出国的人是她，而我却带着你出来陪读，你说这公平吗？”
“可是不管怎么样，你们的行为伤害了我，爱情是排他的，我是你的妻子！”我说。
“你怎么可能受伤害了呢？现在最痛苦的是我和她！”斯明向我吼道。
是的，自从出国后我和斯明的婚姻问题就变了味。明明是他感情越轨，是他对不起我，现在仅仅因为他带我出国了，让我做了陪读夫人，他就觉得那个女孩做了巨大的牺牲，仿佛我在这儿的所谓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他们两人相爱而不能相守的痛苦上的，你说这是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斯明早就和我摊牌了，他说只要我能接受他和那个女孩的这份感情，不在这件事情上和他胡搅蛮缠，他就永远不会和我离婚。他说他爱那个女孩，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我的爱已经消失，他说这两种爱是不一样的，可以并存。
其实，我也想过离开他，可离开他在这儿我无法生活。回国吧，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国内的亲人和朋友。另外，我的心里也有一个解不开的结，那么苦的日子我都陪着斯明走过来了，现在一切都好了，我怎么也不甘心将这一切拱手相让，也许，他和那个女孩都巴不得我这会儿主动撤退呢！
我又想在这边拿个学位，可学费很贵。当然，如果我和斯明能够像当年在北京的时候那样同甘共苦，这个书我还是能念下来的。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我让他帮我付学费，无疑又加重了他的优越感，换言之，他会觉得对我的“恩情”更重了。现在，信用卡在他手上，银行账单寄到他那儿，我甚至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钱。
我有时候也在想，我和斯明目前的状况是不是有些病态？比如他总是向我一遍又一遍地描述他和那个女孩在一起的种种细节，而我，也从一开始愤怒地听、好奇地听变成了麻木地听。我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自尊了，晚上听着他的故事，听着他叫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早上起来照样给他做早饭，仿佛连生气也不会了。去唐人街买东西，总忘不了给他带几张电话卡，明明知道他的那些国际长途更多的是打给那个女孩。如果时间退回几百年，我一定是一个好脾气的大房夫人，对丈夫的小妾恩宠有加。
我觉得自己完全堕落了，我该怎么办？你帮帮我吧。
[作者手记]
晓茗的电话是在哭泣中挂断的。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样的电话其实也接过不少，但晓茗的电话却让我难以平静，这也许是因为这个电话、这个电话中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欧洲，发生在一对文化层次较高的人身上。我在电话中给晓茗提了几条建议：
1.告诉斯明他和那个女孩的感情不管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对自己都是一种伤害，作为丈夫，他必须停止对妻子的这种伤害，同时拒绝再听他叙述他和那个女孩之间的故事，尤其是一些细节；
2.告诉斯明这段感情不但给她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也给他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压力，劝他去看看心理医生；
3.向斯明要那个女孩的电话、E-mail地址，直接和那个女孩联系，不是兴师问罪，而是将自己和斯明的故事以及目前三个人的状况和她做一次沟通，请她理智地对待这份没有结局的情感；
4.努力走出家庭，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给自己充电。
我将建议给了晓茗，可我心里却十分清楚，对复杂的婚姻问题而言，我的这几条建议是多么苍白、多么程式化。婚姻不是数学题，没有一个固定的解，所以托尔斯泰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接到晓茗的电话的第二天，我收到了在德国陪读的一个女友的信。她在国内的时候是报社的编辑，刚去德国的时候也经历了许多的困难。不同的是，她学完语言学校的课程后就选择了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专业，重新开始了学习生涯。她在信中说：“我在德国是陪读身份，不可以工作。即便这样，我还是想能够在家里工作，即使不能全部自食其力，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一半自食其力。另外，作为女人，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工作，放弃自己的努力。”
我不知道德国女友的这段话，能否作为我对晓茗的建议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