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再思考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再思考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1998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是一本集各院校学者大成的论文集，代表了中国主流的社会学者对社会结构转型的基本看法。13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又有哪些最新的发展呢?这些发展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势，会带来怎样的启示和影响?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对于深入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均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结构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9-010-02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不是某一个学者的专著。亦不是某一个学者的论文结集，而是颇具代表性的老、中、青社会学家的谈访录。每个学者探讨和关注的焦点不尽相同，有的讨论城市社区、乡村、城镇；有的讨论社会转型与社会流动；有的讨论中国非均衡的结构转型，或者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笔者认为这本书最有学术价值的是中国社科院李培林把“社会结构转型”看作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是影响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主因，它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还有，李培林率先并系统阐述“社会结构转型”理论，并认为中国正处于“制度创新的中期阶段”。
事实上，社会转型概念在学术界和新闻界已被相当普遍使用，它是西方社会功能结构学派现代化理论的经典思想，现在成了描述和解释中国社会巨变的重要工具。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人均GDP不足250美元，现在则达到3000美元。根据“十二五规划”透出的信息来看，长三角、珠三角的几个县市，人均GDP甚至超过1万美元。30多年来，先后有3亿多农民(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离开耕地和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转变为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人。如何使转变了职业的农民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的新生活，成为社会管理的重大挑战。
我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价值理念等都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原有的权力高度集中、政府统管一切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现实要求。这也是社会矛盾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
因此，如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理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构建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既是当前理论界关注的重要前沿课题，也是社会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二元社会结构向三元过渡的进一步深化
我们知道，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前，政府不但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亦是生活资料的发放者。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管、无所不能。中国社会经过解放初期的、公私合营，到化、、割资本主义尾巴，已经彻底消灭了中国传统社会由地主、官僚、士大夫构成的统治集团，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了“没有统治阶级的社会”。整个社会就是国家与人民这两个层面，这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总调动、国民总动员，从抗击“非典”、汶川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到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会获得巨大成功，足以佐证以上观点。但是，二元社会结构的弊端在于，由于中间没有缓冲地带。政府强势时社会很稳定，但一旦政府控制松驰甚至失控，则天下大乱。现在有了中间阶层，公民社会正在发育，包括政府官员、企业家、精英知识分子在内的精英阶层正在形成，对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元社会结构到三元的转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亨廷顿对什么才是“政治现代化”做过解释：理性和世俗化的政治权威和政治决策程序，取代神化、宗教(包括个人迷信，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中国社会转型最值得欣慰的是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在下移。过去老百姓都仰仗政权稳定，但事实上，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的每次政权交替皆血流成河。正在进行并不断深化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使政府的许多权力，渐渐转移到社会各种利益集团、自治团体、以及独立承担风险和收益的个人身上。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还政于民，再加上民营经济勃兴带来的“藏富于民”，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深远的意义。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向纵深发展，社会组织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而社会组织方式的深刻变化又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举例说，随着“住房自有化、就业市场化、社会保障社会化、后勤服务市场化”等改革的推进，作为传统管理体制基础的“单位组织”的功能在弱化。有些单位组织已经彻底解体；另一方面，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使社会流动加快，改革开放后大量新产生的就业组织大都采取了“非单位”的管理体制。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单位人”由过去占95％以上下降到现在占2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要直接面对分散的个人，加大了治理的成本，自上而下社会事务的落实和自下而上社会问题的解决受到阻碍。同时，基层的一些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无法解决在基层，导致上访案件增多；在一些地方，有些社会问题由于多年积累，形成民怨，很容易因意外事件造成。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社会管理的基本体制是政府承担着几乎全部社会职能，以单位为基础对社会实行总体控制，社会运行成为政府运行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行政吸纳社会或社会运行行政化的管理体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的现代社会管理，应转化为以政府干预和协调为主导、以基层社区自治为基础、以非营利社会组织为辅助、以公众的广泛参与和互动为根本的良性运行系统。
二、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
根据社科院的最新报告，中国社会结构指标仍然处在工业化初期水平，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左右。中国的消费结构要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需要9至16年时间。中国的城市化率要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大致需要15年的时间。中产阶层规模要达到的工业化中期水平需要17年左右。0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两个最基本的结构，两者互为表里，互为基础，互相影响。换言之，经济结构的改变，会牵动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调整了，也会促使经济结构作出互动。所以，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必须协调，相辅相成。从理论上说，社会结构可稍后于经济结构，但这种滞后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阻碍经济结构的持续变化。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转型的起点很低。上世纪70年代末，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人均GDP不到250美元，大约是发达国家的1／40。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而发达国家则低于20％。0同时，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生硬的计划经济，国民经济就是国营经济，没有其它经济成分可言。后来国家、集体、私营三分天下。现在私营经济占了大半壁江山，超过了国有经济。中国社科院学者张厚义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一书中为我们梳理出一条经济转型的历史轨迹：1981年5月《人民日报》仅仅为了一位农民雇工承包鱼塘而展开激烈讨论，到后来则认可私营经济是国有经济的补充，是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1988年，把“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写进宪法，从而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保护。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不管是数量还是资本总量，都远超上世纪50年代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官方迄今从未承认民营企业家就是资本家，这个群体正在演变成为新的社会阶层。经济结构的变化，还催生了包括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商业机构的经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多个阶层构成的社会结构。
我们再来分析农村经济的转型。改革开放早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成为相对的商品生产者。非农发展改变了农村单一经济成分，农副产品统购统销被打破，价格与市场接轨，农民成了改革的受惠者。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农产品流通领域走向繁荣。农民的生活消费方式打破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农民是为社会生产。不是为了自身消费生产。中国传统的农民过日子几乎不花钱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方式早已改变。
这样的转型，对一个曾经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来说，意义非凡。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乡村的根本特征，就是农耕社会有限的资源和血缘家族之间的结合与平衡。这种超稳定的结构数千年来没有打破。解放以来一波接一波的运动，并没有打破这种结合和平衡。我们只能说，从清末民初，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再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传统中国的乡土特色在逐步弱化。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没有本质变化。直到1979年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资企业如雨后春笋，中国城市迅速扩容。于是涌现出国内外学术界为之关注的“民工潮”(农民工人)，加上农村非农业性生产(如观光农业、农家乐饭馆、农民卖茶叶的前店后厂等等)，使得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外的业缘关系有了实质性发展，并产生如下几个现象：
1.中国农民原来没有“社交圈子”，现在已发展成为职业、同行的联系。
2.中国农民也许一辈子没离开生他养他的土地，农村通婚范围永远在本村、本乡至多是本县，现已扩散到本省或省以外。语言的使用也从“乡音”改为普通话。除了流入城市务工经商，还有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利益的驱动下，流向异地农村从业，形成为农村社会成员跨区域流动的新一族。
3.血缘与地缘对公共事务产生的作用远远不如从前，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组织，如村委会、股份制公司。
4.传统的乡村出现了都市工业，而城市则出现了以农民工聚居为主要特征的“城中村”。前者是否意味着村落的终结?后者是否意味着流动民工是户口制度的历史终结者?
由于新结构的建立比旧结构的瓦解需要更多的必要条件，且有―个相对迟缓的滞后期。同时，新的规范得到普遍认可也需要一个相对长的过程。0现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推动下，经济结构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的水平，但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仍然停留在工业化社会的初级阶段的水平。这是中国社会转型最大的不协调，也是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处于多发期的结构性原因。
三、社会转型亟需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
中国正处于数百年沉迷后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甚至是最后一次发展机遇。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正进入一个十分讲究策略的操作期。从国际上的一些经验来看，在社会转型中，旧有文化价值观的动摇和减弱，使“人们的行动比社会稳定时期更有可能背离他们文化的价值标准”，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官民关系’劳资关系、流动人口犯罪、贫富悬殊两极化等社会阶层关系矛盾显化，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事业改制等引发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增多，等大案要案频发，各种居高不下。但我们对社会结构转型涌现的许多社会问题并无良方。例如，随着人为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松驰，外来人口犯罪十分严重，但公安仅仅是阶段性“严打”，没有治标又治本的办法。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结构性问题需要解决：
1.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原有的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简单阶层结构，已经转化为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复杂阶层结构。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整合和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形成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相处的秩序，是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
2.利益分配格局的复杂化。由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是在政策体制变动、经济体制转轨、利益格局调整的背景下展开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化日趋复杂。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加大利益整合机制建设，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普惠水平。确保社会安定有序。由于衡量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的基尼系数逐步攀升。城乡、区域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如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收窄贫富差距、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环节。
3.政府管理职能的社会化。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是“经济建设型政府”，公共服务被忽视和边缘化在所难免。由于社会流动的加强和代际关系的转变，城乡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很多过去可以由家庭解决的问题如养老、单亲抚养’疾病照顾等逐渐成为社会问题。现阶段，相对于强大的国家和市场而言，社会还处于弱势地位，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不足，难以有效承接国家相对退出后留下的社会管理职能。有鉴于此，为了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明确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显示中央决心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政府职能转向“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将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等事务更多地交给市场。
4.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化。首先，国家公共资源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投人，是社会管理最重要的财力资源保障。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来满足社会管理资源投入的需求，现在的关键是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资源的有效动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财政社会净支出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仍然偏低。其次，要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社会事务公共资源配置体制。并把基层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同时还要注重充实基层财政，有效提高基层政府提供管理和服务的能力。
5.公民自我管理化。以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为主体的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是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和扩大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社会空间，是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广泛动员社会资源投入社会管理，进一步发展壮大社会组织。可以有效缓解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成本与负担。
综上所述，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社会管理体制合理、社会规范井然有序的社会。因此，构建“和谐社会”要有整体、系统、纵观全局的战略体系和实施纲要，而不应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者说是“救火式”的应急控制。“改革、发展、稳定”要做到“三位一体”。社会结构转型要与制度创新和制度重建相适应。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更新社会管理观念，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构建社会管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