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创作二十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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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阎连科二十年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题材主要表现为以耙耧山脉为主的农村农民和以农民军人为主的军营这两个世界，而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描述则是阎连科小说的核心内容。当下性的缺乏、题材的偏狭、人物形象的深度和典型性的不足、对政治话题的过度颠覆乃至亵渎等局限则不同程度地削弱、束缚了阎连科的作品在当代文坛、当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
[关键词]阎连科；农村农民；军营；疾病；死亡
[作者简介]陆汉军，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硕士；韦永恒，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广西龙州532400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10-0096-04
一
虽然阎连科早在1979年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但直到1986年发表了中篇小说《小村小河》后才开始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注意。二十年来，阎连科在文坛上日积月累、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了八十多篇中短篇小说和十多部长篇小说，总字数超过了五百万字。他的创作一次又一次地成为文坛的焦点和热点，很多作品一经发表即成为评论家们津津乐道、争执不休的话题，作品曾先后获得第一、二届鲁迅文学奖和《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十月》优秀中篇小说奖、文艺奖等全国、全军性文学奖20余次，《受活》更是获得第三届老舍文学奖(2005年)优秀长篇小说的唯一作品。可以说，阎连科每隔几年就给文坛带来一次强劲的冲击波，有了阎连科的文坛显得更加的热闹。这是一个作家应该引以为豪的收获，也是一个时代应该引以为荣的成果。二十年是一个人生命青春流逝的重大阶段，是一个作家挥笔奋战的宝贵时期，也是人生回首观望的一个驿站。因此，对阎连科二十年来的创作作一个疏理和总结，不仅对其本人，而且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无疑都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从阎连科的人生经历来看，有几件事对他的创作肯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1978年入伍，接触到文化宣传工作；1981年退伍后因其在文艺方面的突出表现又被招回部队做文化干事，从而使他有更多机会接触文学，真正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89年到艺术学院学习，开始接受规范专业的文学创作指导，使他的创作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1994年从河南省军区调入二炮艺术中心，虽然主要从事电视剧的创编，但实际上成了一个专职的作家；次年身患腰椎间盘突出，使他对身体、生命、死亡等有了更深更近的感悟，创作由此也进入到纯熟的时期。因此从上述来看，我们认为，阎连科二十年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81～1988)：阎连科的创作主要处于接触、模仿、尝试、积累阶段，创作数量不是很多，情节的编撰也还比较简单，技巧也比较稚嫩，比如《领补助金的女人》《雪天里》等，但也已初次显露出了作者惊人的潜力，即对乡土民间风情的熟稔和对文字的熟练驾驭，这是他打开文学大门的可贵储备。
第二个时期(1989～1994)：这短短的几年时间是阎连科创作的丰收期，不仅每年都有数十篇(部)作品问世，并且数次获得各种文学奖项，开始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在当代文坛上受到了读者和评论家的一致关注。《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夏日落》《天官图》《和平寓言》《寻找土地》等作品给人留下了深刻而奇特的印象。
第三个时期(1995～2005)：是阎连科创作升华、飞跃的重要阶段，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创作，使他在当代文坛上占据了稳固的一席之地。其作品成为当代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耙耧天歌》《年月日》《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等作品的出现不仅把阎连科带人辉煌的创作佳境，而且也是我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收获。
二
尽管阎连科的创作时间跨度较长，数量浩繁，但就题材的大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两个世界：以耙耧山脉为主的农村和以农民军人为主的军营。
阎连科所揭示的农村世界是丰富、复杂、深刻的，构筑出了一幅让人陷入痛苦、震惊、麻木和悲哀境地的长卷画面。成长的岁月和历程充满了种种坎坷和刻骨铭心的记忆，穷壤僻野的农村又是那样的穷苦、荒凉、空旷、薄弱，这些在阎连科的作品中就如飞舞的雪花、漫游的尘灰一样充塞着。他的笔头伸触到了乡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空隙和每一块人心。《日光流年》《年月日》《受活》《晶莹十二岁》里描绘着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蚂蚱灾、旱灾、雪灾和水灾，农民们在这些天灾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坐以待毙。人在强大的自然灾难面前是那样的懦弱和渺小。而更揪人心、更让人走投无路、绝望悲酸的则是令人恐惧、惊悸的贫穷和饥饿。《家诗》里的五婶，《两程故里》中的天青、苗大发，《往返在塬梁》里的连科父母，《在冬日》里的宽林哥等等为了粮食，为了与贫穷、饥饿作斗争，他们承受着莫大的耻辱和撕心裂肺的煎熬，甚至抛弃了人格、尊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黑猪毛白猪毛》《小镇蝴蝶铁翅膀》《三棒槌》《天宫图》等作品则向读者展示了农村农民法制意识的淡漠，家族思想的专断、压制，权力强势的霸道野蛮。由于中国农村尤其是中原一带社会结构的独特性，人的法制意识比较薄弱，更多的是依靠家族、血缘的关系来维持，因此家族的权势强盛的就能大行其道，势单力薄的则多受。阎连科的这些作品正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不合理甚至野蛮的现象，也正体现了作者深重的忧虑和恐惧。而《黄金洞》《小村与乌鸦》《寨子沟乱石盘》《乡间故事》《生死老小》《瑶沟人的梦》《行色匆忙》等作品则探讨了农村的婚恋、道德以及青年人理想等问题。这些问题别的作家也有所觉察和体现，但阎连科的表现更加深刻、细致和沉重，也更令人震撼和悲悯。读阎连科农村题材小说，你总会被那些孤苦无依、贫穷困顿、病症缠身、愁眉苦脸、憨厚朴拙的农民身影所感动、所惊呆，甚至有泪水情不自禁的充溢你的眼眶，也总会有丝丝的悲哀遍布全身。从这个角度来说，阎连科是最乡土、最本色的。他用一种也许是被人遗弃的责任、道义、信念和疼痛在长久、默默地关注着那一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那些人们。农村农民永远是阎连科魂牵梦萦的挂念。他用那支饱含沧桑的笔把农村、农民所承受的深重的苦难极端地展示在世人面前，由不得你不受到震撼和感动。阎连科农村题材小说的成功就在于此。
阎连科军事题材的小说，和往常的军事题材小说不同，他没有去表现杀声震天的战场，没有去刻画尖锐的敌我矛盾，没有去塑造为国为民而战的英雄形象，没有去挖掘豪气冲天的精神气概，也没有去展示新形势下的部队建设，而是把笔墨重点落在了军人作为“农民”、作为“人”的这一尖角上。从整体上来说，作品中军人都带有浓重、明显的农民印记，不论是外型、性格、精神、思想，处处流露出“农民相”。《夏日落》中连长赵林见营长老婆来接
营长心生妒忌，把营长赵婆的自行车胎放了气，他对高指导员说：“给你说我从来没把连队当过家。”“你说我们从农村入伍的还图个啥?能让老婆孩子进厕所用上卫生纸也就对得起这一世人生了。”枪支事件发生后赵林和高保新的谈话全是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新兵夏日落自杀后连长和指导员想到的全是自个儿的晋升和去留问题。《中士还乡》中的高林当兵目的就是在部队入党回来接班当村支书，而旗旗当兵也是“能入党，入学回来能当大队干部。”《和平雪》中祁连长、杨指导员为了个人私利都各自在暗暗地盘算着。《和平战》中指导员压子弹到枪中发生意外事故让士兵马文受伤，来找郁林其求情让其替罪，好让指导员自己老婆孩子随军，户口迁到城市。《生死晶黄》中大鹏则自言自怨：“军装其实是你农民的特殊服饰，军营其实是你到乡村集镇上赶集时寻找的一个客店。”这些军人，是带着农民的心和情来到部队，又以农民的方式生活在部队、离开部队的。军人，在阎连科笔下，只不过都是穿着军装的农民，并且比农民还多了一份狡诈、自私、算计和争取；当兵的目的就是转志愿兵、留城、提干、入党、回村当村长当村支书。阎连科军事题材小说实际上消解了军人、军营的神圣性、神秘性和神奇性，将军事题材小说拘囿或退缩于农村，其军人形象虽获有“农民军人”之号称，丰富拓展了当代作品的军人人物画像，但也同时带有明显的局限性，缺乏令人肃然起敬的精神气质，无法承担国家、民族、社会安全保障和发展重任。从这个角度来说，阎连科军事题材的小说作品应该说是很另类、很不合主流的。也许是因为他生活在军营中太久，看到太多的细节，也许出身农家，流淌着浓重的农民血气，或者个人经历中留存着抹除不去的痛楚的印记。正因为这样，他的这一类作品受读者、评论者格外关注；也正因为这样，他的作品也多次受到斥责和叩问。其中西南先生对阎连科的批评最入木三分，也最中肯：“字里行间弥漫着农民军人生活的悲凉和心酸的伤感情绪，希望、失望、绝望，如此循环往复，演出了一幕人生的悲剧。”“你写‘农民军歌’的时候却不顾时代的天壤之别，硬是搬用鲁迅刻画旧农民的笔法来描摹今天的农民军人。”“不能戴着唯心的眼镜去看他们，专看那些缺陷、弱点放大以至强化，似乎农民军人都是一些身心残缺而不健全的人，你对自己弟兄们过于狠心无情的笔触令我心颤。”
三
在阎连科二十年来的创作中，除了基本上没有逾越出农村农民和军营这个领域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作品中有着大量关于疾病和死亡的描述。可以说，这是进入阎连科小说核心的关键词，也是打开阎连科精神层面的钥匙。这可以追溯到阎连科成长的历程，能感触到阎连科对于人生、对于生命、对于亲情、对于生活的深切的痛苦、恐惧、忏悔和思索。
还在阎连科很小的时候，姐姐、父母就一直多病，尤其是姐姐深受病痛折磨，这给阎连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这记忆沉淀在阎连科内心深处，使他时时会记起、想起，深深地触痛阎连科那一颗纯朴、厚实、善良的心。这不能不使他让其流露于笔端、渲泄于言语间。正当他进入创作境界时，腰椎间盘突出，这种穿心刺肺的疼痛和举步维艰的苦涩极大地改变了阎连科的创作思想，使他总是不停地思索着关于生命、生活、死亡等问题。因此，在阎连科的作品中，一直以来始终贯穿着两个沉重的话题，即疾病和死亡。正像他曾说过的那样：“崇拜生命，崇拜健康――却偏偏自己一身的毛病，毛病不大，它总让你想到残疾和死亡。”
疾病构成了阎连科小说的一个故事支点。作品人物中有很多人是患有疾病的，而且几乎都是绝症、奇症、杂症，或天生病残，或横遭厄运，都是主人的生命处于极度痛苦和悲哀之中。正所谓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疾病改变了人物的生存状态，病症给人的身体和精神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和压抑。《日光流年》中在耙耧山脉深处的三姓村人自古以来就患了一种致命的病症――喉堵症，每个人都是活不到四十岁，有些人活到十二三岁就死了。三姓村几代人历尽苦难、付出惨重代价但依然无法摆脱喉堵症的笼罩。《受活》对疾病的描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豫西耙耧山脉的受活村，住的都是一些瞎子、瘸子、聋子、缺胳膊、断腿、瘫子、侏儒的残人们，整个受活村几乎没有身体完整的人。《耙耧天歌》中尤四婆、尤石头的四个孩子从小就患上了痴傻病，几个人浑浑噩噩、迷迷糊糊地过着一天又一天。《大校》中发射旅旅长的妻子“神经有些问题，常年半疯半醒”。《黄金洞》里“爹真的是绝症。原来猪一样的身子，哗哗啦啦全都没肉了。身上的皮除了包着爹，伸开来还能再包一个人”。《家诗》中五婶患绝症，“顶破天能活到树叶全”。《瑶沟的日头》中大姐也常年有病，病因查不出，却整整九年腰痛得不能动弹……应该说对疾病抱着深刻的印象、巨大的恐怖和沉重的思考，阎连科才在作品中如此大量、细致和平静地描绘、表现和利用疾病。疾病是阎连科生命中无法逃避也难以逃避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磨难，也许也是他对于亲人受疾病折磨而无能为力的歉意和忏悔，也有身受疾病困扰而生发的对于生命、人生的深入思考。反过来，疾病又为阎连科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向心力很深、穿透力很强的话语资源。疾病对于阎连科来说是一种痛苦，又是一种财富。
与此相伴或说是对于疾病的升华的，则是关于死亡的大量描述。大多数的作家，他的创作似乎最后都离不开死亡，也许这是每个人对自身、对他人、对生命、对生活、对自然、对过去与未来、对于世界的理解和感悟。阎连科也不例外，只是阎连科对于死亡的表现比别人更集中、更残酷、更奇异，也更让人震惊。
从最初几年的创作如《领抚恤金的女人》《雪天里》《小村小河》《两程故里》《坟地》《横活》《寨子沟乱石盘》《祠堂》等中，阎连科就已开始了对死亡的描述和探讨，几十年而未变，并且越来越多，显得相当集中。虽不能说阎连科的创作篇篇谈死，但说大部分作品都涉及到死一点也不为过。死的残酷性就不用说，死带来的巨大悲痛也用不着赘述，如《两程故里》中喜梅的丈夫苗大发在合作社时期因为把领回来的两碗米汤、十八个饺子摔掉在泥地上，就上吊自杀了；《寨子沟乱石盘》中小娥争取自由婚姻不成把爷爷毒死、把六伯炸死，以及三爷开枪把媳妇打死、女儿服毒刺梅而死；《日光流年》中人们在大灾大难之年一个一个地饿死，一个一个地被丢弃，真是惨不忍睹，真是死难瞑目。而更引人注目的是阎连科对于死的别样的表现。在《耙耧天歌》中尤石头受不住接踵而来的打击绝望过度跳河自杀了，死后魂灵依然无法安生、无法解脱，还日日夜夜跟随尤四婆喋喋不休地为苦命的妻儿们牵肠挂肚地忧愁；尤四婆为了治愈孩子们的病症，安顿好后事将自己的血肉之躯留给他们食用。《天宫图》中的路六命则在走向死亡境地的路途中仍然时时地回望“生”时的情形，并且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美好：“原来所谓的死，也没啥大不了的事情，
如同灯熄一样罢了，焉知死就不是一件好事情哩。”《行色匆忙》中的禳到了“另一世界”倒反觉得更加舒畅、更加宽慰、更加自由。《和平殇》中故事就是以死了十多年的“我”的口吻讲开的，《三棒槌》中的石根子在死亡面前无所畏惧、但求速死……在死亡面前，作品人物表现出了异样的从容、镇定，甚至是向往、快乐、舒畅、满足和安宁。这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这是阎连科创作中一个十分奇怪而又重要的现象。是阎连科对于死的与众不同的理解?是阎连科对于生命的超脱的感悟?是阎连科对于世界的“始”“终”的独特想象?抑或是阎连科对于死亡恐惧的一种释然的选择?是他明白人类终究无法抗拒死亡的扼杀的一种姿态?不管怎样，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死，可以深切地把握到作者对于生与死的恐惧和悲痛，可以领会到作者对于生命存在与消亡的坦然应对，也能够体验到作者复杂的心绪。事实上，阎连科二十多年从来没有放弃、远离过对于生与死的追问，这本身就是阎连科的成功和伟大，也为他的作品增加了厚重、浓郁的人道主义关怀情愫，形成了他的作品坚实的人文底蕴。
四
此外，二十年来阎连科在文学语言、叙述结构等方面作了不懈努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作家的魅力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言的选择与阐释。阎连科对语言不仅是刻意追求的，而且也是富于创造性的。他在不同的作品中尝试着使用不同的语言，并且也确实表现出了他对于语言所具有的卓越的控制力和表现力。从语言结构来看，他很善于创造出ABB型形容词的新式词语，对于色彩语言更是十分敏感和大量运用，如血艳艳、黄烂烂、红浆浆、蓝汪汪、青黛黛、白参参、绿旺旺、粉淡淡、病黄黄、毛发发、瓮闷闷、松拉拉、丑呵呵等等，读起来既贴切又生动形象。而在语言的组织形式或者说文体上阎连科更是作了大胆尝试和有益探索，屡屡开辟出新的叙述体式。如《耙耧天歌》《鸟孩诞生》《寻找土地》《晶莹十二岁》《和平殇》《自由落体祭》《横活》等作品中的“死人言说”体、《坚硬如水》中的“语录”体、《受活》中的“絮言”体、《日光流年》中的“圣经”体，等等。这样的语言范式不仅是阎连科对汉语写作的突破和创新，同时也体现了他与众不同的高超的写作策略。
当然，阎连科二十年的创作其局限也是明显的：当下性的缺乏、题材的偏狭、人物形象的深度和典型性的不足、对政治话题的过度颠覆乃至亵渎，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削弱、束缚了阎连科作品在当代文坛、当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在光环闪耀的背后隐伏着滞重的黯淡。我们可以注意到，在阎连科的小说中，尽管写的是农村农民、军营军人，但显然都是“那过去的事情”，缺乏一种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关注与干涉，其作品的生命力与冲击力自然会受到很大的牵制；题材也仅主要局限于两大方面，视野也还不够开阔；对人物的描绘与刻画也多是粗线条的，可感却不易捕捉，可见却难以细说，更不能在其身上找到共鸣；对军人、军营、历史等采用了与众不同的切剖视角，重其污黑而轻其明亮，玩谑多于庄重，给人以惊愕而非反思。从这些方面来说，阎连科的作品受到批评、引起很大争议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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