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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温润的叶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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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深夜,我开始从白日的刺目与琐碎的工作中苏醒。在这寂静的夜里,书页特有的味道是致命的诱惑,在深度的触感里,我感觉到自己生命的确实存在——是的,如果没有你,我该是多么孤单。因为你的陪伴,白天与黑夜,我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很多时候,我以为自己就是一棵树,白日里,忙于制造氧气、向外倾吐;只有在夜里,才可以任性舒展肢体,天空明净高远,空气中弥漫着花的香芬,于是会想起那些隔着遥远空间和时间的同伴,想起那些以文字为生命依托的历史的灵魂。是的,我想我应该是一棵在暗夜成长的树,我沉醉于那些令我的温润叶脉得以成长的奇妙时刻。

很长时间,我把我的夜给予一个人,那就是18世纪的康德,因为他警醒的人性知觉,让我在白日的行走不至于失魂落魄。康德说:“人具有一种要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因为他要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才会感到自己不止于是人而已,也就是说才会感到他的自然秉赋得到了发展。”并说:“人类的非社会性(也就是“自私性”)要求生活得舒适而惬意,但是大自然却要求人类能摆脱这种无所作为的心满意足而投身到劳动和艰辛困苦之中去,以便找到相反的手段好把自己非常之明智地再从那里面牵引出来”,从而达到一种人类的“理性自尊”。(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康德由此指出,生无所息是人生的常态,人必要通过这种向道德完善的最高境界的努力过程,从而达到一种理性自知,而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道德完善意义上的理性自知了,也就达到了“世界公民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做事,既是为自己做的,也是为他人做的,利己的同时其实也在利他。当然,这其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前提,就是你所做的每件事,必须是符合“道德的善”这个标准的,否则,你所做的一切就会成为康德所说的“野蛮人那种无目的的状态”。

我以为,哲学尤其应当作为教书人的精神支撑,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不是平面于生活,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作圣”与“启蒙”。作圣,是给知识分子建立精神的标杆:追求一种纯粹的、清洁的人格。启蒙,从当下语境讲,就有了自我唤醒、凸现个人独立特性的新的内涵。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启蒙,就在于促发人重新审视和反思那些被压抑、被隐没的问题,去除权威话语和谎言对于人的蒙蔽和欺骗。不断地去蔽,不断地求得内心的敞亮与澄明。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走近茨威格,走近《三大师》。相较于巴尔扎克和狄更斯,我更喜欢茨威格笔下的陀思维妥耶夫斯基。茨威格把陀思维妥耶夫斯基六十年的生活看作是一场与命运无休止争斗并把自己命运的操纵权交还给了命运。他被写作为一个性格分裂的人,一个完美的矛盾产物,一只外表谦逊,内心却有着战胜世界的可怕欲望的“狼”。正是对这个世界的不满,对自己命运的不满,他毁灭自己,为了一个更幸福的人出现而去找寻生活的意义;他抛弃一切知识,是为了一个新的人类。茨威格将这一切归结为一句话:“爱生活甚于爱生活的意义。”这正是茨威格作为一位世界作家的心灵纯度与精神高度,我将此作为为人师者的“师”的导向性意义。

在《列夫·托尔斯泰最后的日子:人只能单独地接近上帝》中,茨威格给我们树立起另一座精神丰碑:“列夫·托尔斯泰从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比他同时代的其他人更高的人,只是比大多数人更具人性,更有德行,更敏锐地思考,更清醒和更热情。”茨威格指出了托尔斯泰生命最后的价值判断与人生方向选择:把自己富有荣誉的名字抛在身后,做学说和正直的话语的仆人。托尔斯泰,是一个站在更高的德性基点上来行走自己的人生的人,他塑立了一个高贵的灵魂墀台。我沿着茨威格突破黑暗的内心之路,在他的笔下找寻人生的光亮轨迹。

我需要这样的光亮的轨迹,以照亮蒙昧暗夜里我小心翼翼的摸索,使自己从“一群身份模糊的人”中挣脱出来,坚定地成为那株看守心灵月亮的孤独的树。法国评论家班达说:“知识分子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人”。作为教师,这个高标虽不能至,却应勉力为之;若果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身份,甚至泯然于众,则极有可能沦为犬儒——只面向外在的世俗功利,否认内在的德性与价值的伪知识分子。因而当我阅读《过去的教师》《致青年教师》《活着的理由》《教学生活得像个“人”》这些书的时候,我的头脑中总是非常清晰地勾勒出“树”的形象:这些老师或温柔敦厚,或愤世嫉俗,或悲悯同情,或坦荡平和,但是他们都具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们影响学生的首先是人格、胸襟,然后才是学养、才华。

吴非《致青年教师·不要因为这样的话而自得》——

“不要因为这样的话而自得”,这样的话指什么呢?吴非说:

“我班上的**说,他考这所学校就是冲着我来的。”

“***的妈妈说,他的儿子在学校只听我一个人的,其他老师的话他都不爱听。”

“家长一听说要换*老师教他孩子的数学,立刻给校长打电话,表示不能接受……”

作为作家的吴非是尖锐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再熟悉不过的赞美,是令人受用的,尽管我们本无意于得到这些赞美,但当我们听到这些赞美的时候,还是免不了隐约有种“战胜”的喜悦。作为教师的王栋生这样诚恳地告诫:“教师利用家长和学生的选择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是缺乏自尊的表现”,“教师必须通过教育教学,让学生敬重文化和文明,让学生敬重教育,敬重教师,敬重所有的劳动者。所有的这一切,是为了使学生获得教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不是为了证明个人的能力,证明自己具有超越同行的专业素养”,“教育不是体育比赛,我们不需要‘战胜’谁”,“我是来欣赏同行的”。

肖川的《教育的理想与信念》——

肖川的书被称为是“带着‘泥土气息’的有着真实现场感的‘教师的教育学’”。他说:“教育需要梦想家和诗人来经营,需要信徒和殉道者来朝圣;需要身体的投入,灵魂的参与,精神生命的支撑;教育需要乌托邦,需要田园牧歌式的价值追求;教育需要抗争疏远自然、脱离生活和缺乏诗意的种种弊端,才能引领儿童回归田园,融入生活,激活其野性思维和原始生命力量。”不管今天理想主义与实利主义有着多么不可相融的距离,无可置疑的,教育是需要理想主义的,每个教师,都应有一个立“人”的梦想。肖川给了每一个教师做梦的想往与信念。

我渴求着这样的阅读,我知道,一旦我停止阅读的脚步,那些饱满伸张的叶脉便会即刻失去温润,我将失去我的教育勇气与教育生命。所以我认真地做一个读书人。陆陆续续地读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大夏书系”,李泽厚的《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献给中小学教师》,邰亚臣的《教育让人生更美好》,张文质的《生命化教育的责任与梦想》,张康桥的《在教育家的智慧里呼吸》,王开东的《非常语文课》,郭初阳的《言说抵抗沉默》,铁皮鼓的《语文课》,吴非的《不跪着教书》《前方是什么》,高万祥的《我的教育苦旅》等,这些书或者以作者自身对语文教学的实践给了我追求理想的勇气和动力,或者以灵性而犀利的思想开拓了我庸常的空间。我仿佛看到肖川笔下的教育理想者正从文字里走出,他们的身影越聚越多,叠映在探索中国教育的道路上。

我更关注那些补给生命的书单。著名学者夏中义教授在其主编的《大学人文读本》的总序中曾把一个知识分子对价值的寻求归结为三个维度的思考:“第一,人与自我——你将如何为自身的日常生存注入意义,从而使生物学层面的个体生命真正转化为文化学层面的‘主体角色’;第二,人与国家——你将如何面对故土的百年沧桑及其社会——文化转型,以期将自己塑造成迥异于卑微子民的‘现代国民’;第三,人与世界——你将如何置身于新世纪的‘全球化’格局,尝试用全人类而非狭隘族国的眼光,来关注我们这颗星球所发生的宏大事件与国际难题,诸如生态、种族、战争、宗教、人权……而无愧为‘世界公民’。” “人与自我”、“人与国家”、“人与世界”,夏中义教授所提供的三个维度,正是一个知识分子精神成长所需要的思考线索,它也给我们的教师的“公共阅读书单”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参考。另外,值得推荐的还有一份上海师大商友敬先生的《语文教师“书巢”细目》。

寂寞让夜如此美丽,因为阅读始终在着,知识分子的情怀、理想主义的热情始终在着。由是,我提醒我的学生,大量的操练并不是达到精神彼岸的真正翅膀,在长时间的埋首课桌之后不要忘了抬头望望我们头顶的天空,因为你不仅是一个学生,还是一个公民,你要关注现实,你还须胸怀天下。我以为这些应该是一个语文老师必须具备的基本认识:当我们以自己的全部素养面对文本面对学生时,我们是否能够越过眼前,关注“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我们是否可以引导学生成为一个富有良知和理性,同时又能诗意生存的个人,我们是否能够让我们的课堂在学生身上留下某些印记,成为他此刻或日后生命的某种底色。

李雪峰在他的散文《总有一些东西在大地上醒着》中说:“泥土是不会睡着的,灵魂是不会睡着的,时光是不会睡着的,在我们沉沉睡着的时候,它们还醒着。”也许暗夜里阅读的这些养料在我沉沉睡去的时候正在我的体内蓬勃,它们构成了此刻的我。

夜色正浓,且让我继续读书、写字、思考、生活,或者说成长。在心灵的疼痛中清醒和幸福着。

(作者单位:浙江温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