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些译者要选择不忠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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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翻译中的“信达雅”原则早已深入人心，信就是忠实原文。但是，在现实实践中，不少译者，被读者广为阅读的翻译家们的译文，往往不是十分忠实原文。这是为什么呢？本文对此作出一定的解析。

关键词： 翻译 原文 译文 忠实 不忠

一

因翻译村上春树小说而被广为人知的译者林少华，被不少读过村上日文原著的读者诟病，认为其不少译文存在不忠现象，例如原文是比较平实的描写，但林译会进行美化，对其“涂脂抹粉”一番。

对此，林少华是这样解释的：“无须说，最理想的是等化翻译。然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百分之百的等化翻译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翻译永远是向原作文体、原作境界无限逼近的过程。”[1]他认为，在此过程中，稍微偏离，就会出现丑化、淡化或者美化；与其丑化、淡化，不如美化。

他认为自己不是刻意美化的，而是“同一个人的文学才情有关。这也没有什么可谦虚的，搞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一定要有相应的才情，没有才情肯定搞不好。作为我，除了翻译，还多少搞一点创作。可以说，自己唯一的强项和乐趣就是舞文弄墨。舞弄得意之时，颇有‘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之感。翻译过程中每觉如有神助，文思泉涌，一泻而下。所以，即使多少译得‘美’些，那也无非是一点点文学才情的自然流露，而非刻意‘美化’所致”[2]。

可见，林不完全忠实原文文字，喜欢有所发挥，是因为他认为翻译这件事应该包含艺术再创作的成分。“翻译既是再创造的艺术，就必然有译者个性、译者风格，即译者文体介入其间。关于这点，兼搞翻译的村上春树本人也持同一观点”[3]。

对于林的这种翻译观，我相信有人会赞成，如中国翻译界的名家许渊冲先生。他认为译得好的译文，甚至可以比原文更好，他引用了郭沫若的话：“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原作。”这是为什么呢？许先生说：“因为译文依据的不只是原文的文字，还是原文文字所写的现实。”[4]译文如果对原文所写的现实描写得很到位、很精妙，如果贴近现实的效果超过了原文的效果，那么其水平就超越了原文。从对原文忠实的角度看，这样的译文是不忠的，但这样的译文对于作者所描写的现实却更忠了。

二

把多部德国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的德文原著译成中文出版的哲学教授倪梁康，从哲学上论证了译文好过原文的可能性。他指出，把人的思想转化为文字，“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际上的复杂性却并不逊于译者所要完成的转渡。因为从思维转向语言的转渡，原则上包含着两个层面或两个阶段：其一，从思维活动向内部语言的‘转渡’；其二，从内部语言向外部语言的‘转渡’”[5]。当我们说一个人表达得词不达意时，就是说此人把其思想转化为文字或外部语言时不是很顺，其思想没有充分、确切地表达出来。若原文作者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则此时的原文本身就多少偏离或稀薄于原文作者的思想。译者如能确信自己了解原文作者想表达什么，运用译文准确、充分地表达出来，那么这时的译文就好过原文。

关键问题是译者怎样判断原文作者的思想在哪里没能准确充分表达出来？在这点上，倪梁康先生觉得译者在判断时要尽量小心为好，他说：“译者是否可以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原作者本人，这个问题往往取决于译者的主体意识的强弱。我在这点上始终持谨慎的态度。陈修斋先生曾说‘译者切不可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表达的就是这个态度。在我看来，译者的诠释权力很小，通常只是在原意模糊的情况下才出现。但即便是在这里，我们仍然还有用模糊来应对模糊的可能，在模糊的语言中选择一个比较接近原有模糊含义的翻译。”[6]

这样看来，倪梁康先生比起上述的林少华先生，在译文对原文的忠诚度方面要高一些。他虽然同意在某些场合下可以对原文的文字进行不忠的翻译，譬如“在思想翻译中，例如在《圣经》翻译中，如果译者的任务像W・本雅明所说的那样在于传达思想，那么语言表达上的叛逆就是可以容忍的。具体地说，以何种语言符号、表达方式、风格语气来传递同一个思想、转渡同一个意义，这是一个虽然无关紧要但终究还是第二性的问题”。但同时又说：“与此相反，对思想或意义的叛逆则不被允许，否则译者就是在创作而不是在翻译。这可以算是译者之为译者的身份同一性底线了。”[7]

可见，倪先生对原文不忠得有限，是因为他不认为翻译不等于创作。郭沫若、许渊冲、林少华等几位先生认为，翻译是一种再创作。相应的，若他们自己动手翻译时是这样想的，其译文对原文不忠的程度应该会高一些。因此，到底是采用偏忠还是偏不忠的译法，是由译者对翻译行为这个本体怎么看，由对翻译本身是不是一种创作行为的看法决定的。

三

另外一种经常被冠以不忠之名的译法，就是后殖民主义译者提倡并实践的译法，例如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这种译法背叛的是译语国“归化”（domestication）的主流翻译规范。

归化的译法是这样的：“如果原文的表达方式或表达的观念是（译语国）本土语言文化价值观中所空缺的，归化的翻译策略往往会一删了之；冲突的，或删或改；并行或同构的，则改头换面。”[8]而抵抗式翻译则弃用归化策略，保留原文的价值观，不管这种价值观能否为译语国的主流语言文化所接受。另外，抵抗式翻译选择的文本本身往往就是对源语国主流文化和主流语言文字习惯有所叛逆的文本，所以原文本身即便在源语国也是比较怪的，不为大众所接受的；相应的，译文本身也自然是怪的，难为大众所接受的。这时如果顺从译语国的翻译归化，在翻译中把不顺眼的原文或删或改，这样的译文就会比较通顺，但这种忠诚于译语国翻译规范的译法却实质性地不忠于原文。

抵抗式翻译认为要忠于本身就怪的原文，就不能归化它，它是怎样，译者就要译成怎样：“……具体做法就是在翻译中如实地再现源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即差异，不追求一目了然的大众审美趣味，即所谓透明话语，进而对英美文化中既定的归化翻译规范、既定的文化范式、既定的语言习惯、既定的自恋情结发出挑战和挑衅。”[9]

由此可见，不忠于普遍的归化式翻译规范的貌似怪异的抵抗式译法，反而是十分忠实于原文的。

四

还有一种不忠的译法，既不同于林少华式的受译者自身创作激情驱动而自然而然在原文基础上添油加醋、有所发挥的译法，又不同于貌似不忠、实则大忠于原文的抵抗式译法。它持“译文有好过原文可能”的观点，但其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原文“不忠”的程度要比谨慎派的如倪梁康式译法厉害很多，这就是由哲学解释学家们倡导的译法。

哲学解释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施莱尔马赫“把理解或解释分为两种：一是‘语法的理解’或‘语法’的解释；二是‘心理的理解’或‘心理的解释’。前者强调对文本的理解，所以是‘客观’的，它要求理解者懂得该语言并从整体上加以把握；而后者强调的是一种直觉方法，所以是‘主观’的，它要求理解者掌握作者的情况并站在作者立场上进行理解”[10]。

施莱尔马赫说过一句著名的阐明其基本观点的话，即他的目标就是希望译者或解释者比原作者理解自己还要更好地理解原作者。因为译者或解释者通过对“语法”和“心理”两种“客观”与“直觉”的理解方法的综合运用，就能“对作者所意指的和所表现的东西进行重构，读者（译者）必然能够意识到作者未意识到的东西，领悟到比陈述的实际内容更多的知识。从翻译的角度看，这非常有道理。译者从母语进入外语语境，必然对文本的语法规则和写作形式更为敏感，而这是不为用母语写作的原作者所注意的。这样，翻译有可能是‘增益’的过程，而不是‘减损’的过程”[11]。另外，这句（施莱尔马赫的）话也蕴涵这样的意思：作品一旦形成，作者就失去对作品解释的权威性，而成为和别的读者一样的读者。这实际上把读者（译者）置于和作者同样的地位，张扬了读者（译者）的主体性，肯定了文本的独立性，并引入了翻译的不确定性。

在是否该对原文忠实，如果不忠可在多大程度上不忠的问题上，不同译者之间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这些不同看法的形成或许可由以下两方面的差异加以解释。

其一，译者翻译的动力不同。

比如林少华先生翻译的动力之一是在翻译过程中满足自己从小就有的文学梦，所以他会在翻译过程中有机会时就随兴发挥，这样不很忠实原文的情况就在所难免了。又如王永年，他翻译了很多后来比较受先锋文学青年推崇的作家的作品，如博尔赫斯和《在路上》作者凯鲁亚克的作品。但他本人并不“先锋”，他不讳言自己翻译的动力是为了谋生，自己最擅长的营生手段就是翻译，他干这行让自己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活得不错，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怎么说呢……就是‘御用文人’，你让什么就干什么。网上有人说‘你不喜欢（凯鲁亚克），你翻他做什么’，我不喜欢他，但可以介绍他是怎么回事。”[12]他的翻译基本上不怎么创作式地发挥，他追求的是准确再现，对原文是很忠实的。他们翻译的动机不大一样，但都没有妨碍两人成为拥有广大读者的著名译者。

其二，译者的世界观、对翻译对象的本体的看法不同。

译有《红与黑》、《加谬文集》的翻译家郭宏安就认为，对于原作，尤其是名著，译者有可能采用高于原作、与之平等和低于原作三种心态，前两种都不足取。采取高于原作的心态，“所提供的译文是一种所谓‘归化’的译文，我不取这种姿态”[13]。对于代表第二种心态的常被人引用的董桥对翻译的解释是“下等译匠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给原文压得扁扁的，只好忍气吞声；高等译手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毫无顾忌”的说法，郭先生认为“说的有些绝对了，丧失了分寸感”。

郭宏安先生认为：“‘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不见得要‘给原文压得扁扁的’，更不见得要‘忍气吞声’……作者本来就在原文的‘屋檐’下，怎么能不低头呢？……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非得约到人不可，约不到人，你和谁谈情说爱？……这里不关乎译者的水平，可能译者是一个大学者大作家，而原作者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可是你一旦面对原文，你就必须怀着恭敬的心情细心地聆听他的声音。所谓‘谈情说爱’，所谓‘毫无顾忌’，只不过是译者的一厢情愿罢了。”所以，他选择采取低于原作的心态，这样“就会取仰视的姿态，仿佛面对大师，先就有一种谦虚和崇敬的心情，你得尽心地去理解和体会，理解其含义，体会其风格……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跟随他，尽可能忠实地传达他的意思，既不过亦无不及。我会选择合适的词汇，而不是美的词汇，尤其要避免采用具有民族特色的成语，我不会无条件地回避西方的译法。我也可能有不理解的地方，虽然种种的努力仍是不解，那么，我不会强作解人，我会如实地翻译出来，我相信有比我高明的读者”[14]。

可见，郭宏安先生对翻译对象是非常信任的，认为原文文本就是原作者想说的心里话，所以对原文的翻译应采取忠实策略。

而翻译解释学译派则对翻译对象持怀疑态度，怀疑原文文本是否充分、准确地反映出原作者当时想表达的思想，如果认定了没有的话，则其译文会按照自己认为的原作者当时内心想表达的确切内容来写。这样必然跟原文文本有实质性差异，从而不忠于原作。

不同译者对翻译对象的看法不一，导致他们对原文文本的忠诚度不一，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各自在翻译园地里长时间地乐此不疲地耕耘。

参考文献：

[1]林少华.游走在“漂亮”与“贞洁”之间[A].郭凤岭编.译者的尴尬[C].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194.

[2]林少华.游走在“漂亮”与“贞洁”之间[A].郭凤岭编.译者的尴尬[C].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193-194.

[3]林少华.游走在“漂亮”与“贞洁”之间[A].郭凤岭编.译者的尴尬[C].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195.

[4]许渊冲.再谈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2012（4）.

[5]倪梁康.译者的尴尬[A].郭凤岭编.译者的尴尬[C].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211.

[6]倪梁康.译者的尴尬[A].郭凤岭编.译者的尴尬[C].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214.

[7]倪梁康.译者的尴尬[A].郭凤岭编.译者的尴尬[C].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209.

[8]王东风.帝国的翻译暴力与翻译的文化抵抗：韦努蒂抵抗式翻译观解读[J].中国比较文学，2007（4）：75-76.

[9]王东风.帝国的翻译暴力与翻译的文化抵抗：韦努蒂抵抗式翻译观解读[J].中国比较文学，2007（4）：79.

[10]单继刚.翻译的哲学方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9.

[11]单继刚.翻译的哲学方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40.

[12]吴虹飞，王永年.翻译是为了谋生[A].郭凤岭编.译者的尴尬[C].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61.

[13]郭宏安.略说译者的心态[A].郭凤岭编.译者的尴尬[C].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169.

[14]郭宏安.略说译者的心态[A].郭凤岭编.译者的尴尬[C].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17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