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一梅:自己的声音最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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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一梅，近年来备受瞩目的年轻编剧，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主要戏剧作品有《琥珀》、《恋爱的犀牛》，主要电影作品有《像鸡毛一样飞》，著有小说《悲观主义的花朵》、《魔山》。

我不对观众的审美负责

您写的话剧《恋爱的犀牛》正在上映，这部话剧有十年了吧？

廖一梅：到2008年，这部话剧差不多演了有一百多场。现在我们正在演一部新戏《爱比死更冷酷》，我是做的文学策划，这是根据法斯宾德的电影剧本改编的一部话剧，我们会演十天，之后，再继续演《恋爱的犀牛》，到2009年1月份，差不多能演到二百五十多场。

您的《恋爱中的犀牛》写得比较前卫，您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呢？

廖一梅：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戏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原来传统的那种写法不能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就是它不合我的意。我写的《恋爱的犀牛》是一个很任性的作品，现在也没有人那样写剧本，整页的独白，拿掉了所有的故事情节，人物的身份背景都是模糊的。我想让剧本更抽象一点，而不要陷入日常的生活，我的故事表达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生活中真的有那么一对男女，有那么一段爱情故事，它是一个寓言，是一种超现实感的东西，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某一个时间段里具有他们的特质。我不像传统的剧本那样，写主人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在哪里见面，这些对我都不重要，这个故事背后的意义对我才是重要的。我当时这样写的时候，并不知道观众会不会接受，一直演到现在，我至少知道它是能够被人们所接受的。我一直都在寻找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至于别人评价它是前卫的还是实验的，其实和我关系都不大，都不是我的定义。

您最初写过一些电影和电视剧的剧本，后来为什么会想到要写《恋爱的犀牛》？从赚钱的角度，这部话剧的剧本可能不一定是赚钱的，尤其是在最初的时候。

廖一梅：写电视剧的时候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工作，没有那么多的机会把我自己的意志输入到作品里，更多的是把别人的意志写入作品，而我从事的只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这没有什么意思，后来我就写了《恋爱的犀牛》这个剧本。电视剧是大众娱乐，原则是老少咸宜，如果一个东西的适用度很宽，那么它一定什么都不是，我不爱写这样的东西，我想进行有独创性的创作，而有独创性的东西就不可能是老少咸宜的。我不喜欢做家常饭，不愿意流于生活的表面。以前演《琥珀》的时候，有观众跟我说他看不懂，不明白这部话剧所表达的意思。我的回答很简单，你不明白是你自己的问题，我没有想过要承担让每个人都懂的责任，也没有这个义务。但是写电视剧就不一样，责任就是娱乐，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懂。

您写了话剧，又不在意观众是否能够看懂……

廖一梅：我当初在写剧本的时候就没有希望获得所有人的赞赏，这不是我的愿望也不是我的问题。我并没有希望获得更多的人的喜欢。但是《恋爱的犀牛》已经演了十年了，一直在演，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去看，这对我来说是意外的惊喜。这部话剧一直受到大学生的喜爱，像现在的大学生，和我的年纪已经相差得很大了，但是也喜欢看，可能这部话剧还是表达了一种青春的激情吧。

我不愿意受到一丁点儿的束缚

您是从小就喜欢写文章吗?

廖一梅：小时候觉得最简单的一门功课就是作文，写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也喜欢写。我特别小的时候听别人说过中戏，也想过要考这所学校，但是后来就忘了，那都是太久远的事了。后来上高三的时候，我听说在中戏可以不学数学，还可以随便地看书写东西，所以就觉得挺合适的。当时我们楼上住着一位中戏表演系的老师，我妈就帮我去问关于考学的事，结果那位老师说，戏剧文学专业需要有经验的人，一般的学生不让考。幸亏没听他的，根本没有这个说法，谁都可以考。还挺顺利的，我就考上了。

您刚毕业的时候是做什么工作?

廖一梅：我被分配到中国戏剧家协会下属的一个出版社，在那儿做编辑，上班不到一年就辞职了。那时候每周就到单位上两天班，但这两天我也不想去，我不愿意受一丁点儿的束缚。我不愿意做我不喜欢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会特别投入。如果我做的事情我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会特别懒散，特别无所谓。我不愿意那样，不愿意把时间放在我不喜欢的事情上。我害怕处理人际关系，让我经常地见到同样的人对我来说也挺痛苦，他们关心的事情我不关心，他们争夺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在我看来，当时我过的生活是最坏的生活了，不可能比那更坏了，所以我离开的时候也就无所顾忌。

从单位出来后，您就开始写剧本了吗？

廖一梅：最初写了一些电影和电视剧，那时候没什么钱，需要赚钱嘛！第一个签我的是王朔，当时他成立了一个公司，签了好多作家，也找了好多刚从中戏毕业的学生，其中就包括我。当时我没说要多少钱，他主动就跟我说，写一部电影给我一万五。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我没想到自己能赚那么多钱。但是后来那家公司破产了，我写的剧本就没被拍成电影。

写作的时候，您有什么特殊的习惯吗？

廖一梅：就是爱吃零食，尤其喜欢吃巧克力，吃得胃都不好了。再就是写到缺氧的时候，出去一个人散步。有时候写得时间久了，睡觉的时候感觉自己还在剧本的那个世界里，很难出来。写作是一件很疲劳的事情。

您的《悲观主义花朵》中的一个段落和石康《奋斗》里的一个段落描写的是同一件事情。你和石康经常在一起玩吗？

廖一梅：我和石康是中学时的同学，那时候我们两个一起为班级出壁报，把喜欢的东西贴在墙上。有一次我们相中了王朔的那篇《空中小姐》，就把这篇小说从一本杂志上撕下来贴到壁报上，后来让老师给拿下来了。现在我们也偶尔会见面，就把一起经历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写进各自的书里了。

您在创作剧本的时候，会把自己的真实生活写进剧本吗?

廖一梅：所有作家写的东西都是他的生活，隐喻的感受或者直接的感受都有可能。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只要他是诚实的，他的写作肯定都来源于他的生活，他的经历，他与别人不同的生活状态。其实从生活的常态来讲，每个人的生活都差不多，每天早晨起来都是洗脸吃饭出门，但是从这些生活的常态里，每个人感受到的东西差距是巨大的。我对很多东西都特别敏感，但是对很多东西又会视而不见，经常是大家都在议论的事情，而我却不知道。

您的剧本里有很多段落都很幽默。您是一个幽默的人吗？

廖一梅：生活本身是枯燥的，乏味的。对待生活就应该有一个幽默的态度，如果以无聊和难受来应对生活，那就会更加无聊和难受。在我的剧本里，哪怕我在写一件最痛苦的事情，我也会保持幽默的态度或者是嘲讽的态度。这是我做人的一个姿态，只要你有足够的力量。你就可以不陷入这种乏味的生活，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谈论它。

您觉得一个好的编剧都要具备什么素质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进入这个行业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廖一梅：对生活要有好奇心，有强烈的欲望，能够从生活中感受到一些东西。要有足够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要足够敏感，还要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表达方式。要有你自己的眼光，否则的话，如果你的声音混同于其他声音，那你的声音就很没有必要了。

您有自己比较欣赏的剧作家吗?

廖一梅：上大学的时候喜欢王尔德，觉得他特别聪明、优雅、幽默。没有世俗之见。

您现在在看哪一类的书？

廖一梅：我什么书都看，最近在看佛经，我谈不上信佛，只是觉得它是一种值得学习和探讨的思考方式，是一种智慧。

我尽量勇敢

您在生了儿子之后，觉得生活和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廖一梅：对我来说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我就像是多了一个朋友，他经常在我身边，我自然要跟他进行交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我特别忙的时候，我也会不管他。

您曾经说过，当妈妈是一种勇敢……

廖一梅：我认为勇敢是一个人重要的姿态，所以我尽量勇敢。如果没有勇敢的话，把自己陷在一个安全的圈子里，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人们经常会逃避一些事情，但是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你必须要迎着它来做，你才有可能解决它。如果你害怕一件事情发生，那么这个恐惧就会一直存在，这对于你自己的成长也没有什么意义。你突破了那个安全的圈子，试过一些新东西，你才会找到自己的新的出发点。

您现在的状态应该是安全的吧？

廖一梅：我经常会觉得不安全，我的勇敢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不安全，这是两回事。

您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关系?

廖一梅：不需要平衡，我今天想待在家里，我就待在家里，也不需要选择。我不能忍受那种封闭的工作状态，我对“必须”的事情都不能忍受。

您如何看待现在的话剧市场?

廖一梅：到剧场里看剧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已经习惯于看戏了，知道看戏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了。

很多人认为现在话剧的票价还是有点儿贵，您怎么看？

廖一梅：我们的票价都挺低的，但是有些大剧场的票价还是比较高，这没有办法，话剧的成本就在那儿，这和电影电视剧不一样。我认为高票价并不能培养观众，它只会培养能送礼的观众，而我在意的是那些真正想看戏的观众。在我们的层面上，只能是尽力而为。

从《恋爱的犀牛》到在杭州演出的《两只狗的生活意见》，您和孟京辉导演合作的话剧已经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戏剧代言，你怎么定义城市文化呢?

廖一梅：活跃分子发出的声音就是这座城市的声音，就是一个城市的氛围，就是一个城市里的人的基本生活状态。北京和上海的生活状态就不一样，所表现出来的特质都不同。比如说上海的观众总会提前一个月买话剧票，但是北京的观众经常到开演之前才买。上海人比较容易接纳，北京人的自我意识更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