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是中国音乐体制而不是沈文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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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篇报道《沈文裕：一个天才的迷失》，讲钢琴家沈文裕的，当沈文裕要辍学回国而德国老师说，你回国之后就会断了你的前程，报道的结论当然肯定了沈文裕的德国老师的预言，沈文裕到了中国好像真的就不行了。

但而这个不行完全是从成功学的角度来判断，其实沈文裕本人并没有迷失，他每天在地下室练琴，当然他的才华没有在音乐舞台上继续发展。媒体议论他的时候还把责任推到了父亲那里，他父亲疯了似的要让沈文裕和母亲从德国回中国，然后沈文裕如何地只注重炫技而在后来的比赛上失利，反正沈文裕时常会被媒体放到与郎朗、李云迪的比较之中，当然媒体的目的也是反复用这样的比较来证明沈文裕如何不成功。

像一个《沈文裕：一个天才的迷失》的报道，让我想起当年写数学家陈景润的报告文学，把一个数学家写得除了数学其他的什么都不懂，这次写沈文裕也是一样，好像只会弹琴，其他的都很弱智那样。就像我当年看了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就很反感那样，同样我对这种老说某专业人士除了这个其他的都不懂的叙事模式很反感，好像自己什么都懂似的，对一个专家来说，专业之外的事懂得少或者不懂是很正常的，这个不应该在受嘲笑的行列之中，人们要尊重这些特殊人才，他们在专业上付出的代价是外界无法体验和了解的。

具体来说理解一个钢琴家，或者思考如何为沈文裕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他的才华得以在中国发展才是更加重要的，人们看到了《沈文裕：一个天才的迷失》的时候，为什么不去讨论一个钢琴天才为什么只有在西方才能展示才华而回到中国就不行了的这样恶劣的音乐生态环境，我们在理论上根本没有的思考音乐体制如何建设，现在沈文裕的例子早已不是一个钢琴家的迷失，而是一个国家音乐体制上的迷失。

中国钢琴学子，无论在中国的音乐学院还是在国外学习，其家长的辛苦程度无法让行业外的人所知道，像沈文裕父亲的情绪变化放在一般人之中完全正常，这不过这样的情绪在对一个正在德国学习的沈文裕来说马上就错位了。

中国的公共环境能提供多少音乐世界？没有音乐环境的公众自然也不会从内心去听别人的演奏，面对一个学琴的人，大家问来问去就这简单的话，1.钢琴考几级了？2.学琴怎么还要家长陪，不是有老师吗？3.还有瞪大眼睛反问，每天要练五六个小时啊，当回答说，五六个小时不多，应该是一天八个小时以上，然后他们会这样说，看来这不是一个好职业。而在国外的华人青年音乐家说中国与国外最大的区别是，他们在国外有各种支持项目，在各个地方演出，但他们想要回到中国来演出异常的难，国内就盯着几个成功的演奏家，而其他青年演奏家来演奏则还要自己付场租等费用。

当然有关沈文裕的八卦式的报道让沈文裕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不过更多的是从反面的角度得以传播的，这种反面效应却一直在发酵――即沈文裕除了弹琴其他的都是弱智，沈文裕是一个不成功的天才。

我倒是觉得沈文裕有时对记者说的话很有水平。比如沈文裕对那篇《沈文裕：一个天才的迷失》的回击完全合乎逻辑，之后他所回答的一些问题也都值得我们思考，比如“用一个钢琴家技巧好来否定他的音乐水准是很有问题的，因为至少技巧所传递出来的速度和力度就是音乐本身……”不是每个人的才华都能生逢其时的，生不逢时不等于就没有价值――沈文裕也是这样回应的，而这种回应既真实也很客观。

关键在于，人们在对那些生不逢时的有才之士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因为这点直接会影响到人才世界的生态建设，如果一个社会老是只追慕成功者而踩踏生不逢时者，那这个时代就会有更多有才华的人被消灭，就像我在艺术管理课程上举凡高的例子来说明艺术管理的未来方向：积极的艺术管理就是要让凡高一样的人物在他生前就能得到肯定，沈文裕的例子对于我们的音乐管理来说也是，有什么方法能让沈文裕和其他的音乐家回国也不“迷失”，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而把所有的不成功的责任全部推到沈文裕一个人身上，这反而意味着一种制度建设上的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