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改变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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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贯穿了人类的历史。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者，但也有袖手旁观者，喝倒彩者。自从有了互联网，围观之风日炽，是故“打酱油”一词能红透大江南北。虽然“打酱油者”(如“小悦悦事件”中的路人)多被解读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犬儒主义者，但当互联网使跨时间、跨地域的围观成为可能，就整体而言，网络时代的围观被赋予种种积极内涵，所谓“围观改变中国”即是由此而来。在那里，围观几乎成为共同关注甚至集体行动的代名词。

从全景监狱到全视社会

探讨围观改变什么，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观看与被观察如何进入并影响权力格局。关于这一点，全景监狱模型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切口。

全景监狱(Panopticon)又叫全景敞视监狱，它不是居依・德波笔下的景观社会，而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着重建构的一个概念。在景观社会中，“符号胜于物体，副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现实”，而透过全景监狱，福柯看到的却是现代国家密如蛛网的规训体制广泛存在于从监狱到学校、工厂乃至全社会的各个角落。

在最早由边沁设计的全景监狱模型中，监狱由一个环形建筑组成，监狱的中心是一座装着百叶窗且可以环视四周的哨塔。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哨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这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不对等的是，囚徒在囚室里看不见哨塔里是否有人以及是否在凝视他们。这种全景敞视又单向透明的结构决定了狱方可以随时了解囚徒的一举一动，而囚徒却对哨塔里的动静一无所知。在这个权力格局中，权力是可见的(中央哨塔与暴力真实存在)但又是无法确知(囚徒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这是一种规训结构，因为害怕受到惩罚，每个犯人都会在囚室里循规蹈矩，哪怕有段时间哨塔内空无一人。

人不应该生活在黑暗中，但在单向透明的全景敞视监狱里，生活在黑暗中成为一种特权。简单说，囚徒失去了黑暗的保护，囚徒只能在明处受管制，而权力却在或明或暗中持续运行。这个模型可以很好地运用在一个不开放的政治社会中。

全景监狱模型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监视(或凝视)，挪威奥斯陆大学社会学教授托马斯・马蒂森由此想到一种统治方式的转向。在现代社会以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凝视。掌权者依靠武力征服天下，处处显示他们的权威与荣华，对反对者公开行刑以恫吓国民。而国民所能有的态度，不过是羡慕其威仪，恐惧其暴力。而在现代国家，新的政权似乎更喜欢躲在暗处，监视其臣民，而不想被监视。

与此同时马蒂森也注意到福柯的一个疏漏――没有给与此平行的另一个现代化过程予以应有的重视。马蒂森认为，伴随着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崛起，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多数人观看少数人”的权力关系同样在形成。大众媒介不遗余力地将权力从暗处驱赶出来，以形成与全景监狱并驾齐驱的另一权力机制。为此，马蒂森根据“Pannoption”一词杜撰了“synopticon”。根据“syn”前缀“共同”、“同时”的内涵，Synopticon可理解为“共视监狱”或者“共景监狱”。

对此，齐格蒙特・鲍曼进一步解释，全景监狱设立的条件和作用都是使臣民固守原地――监视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他们逃跑或至少防备自发、意外和反常活动的发生。而Synopticon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监视行为使监视者挣脱了地域的束缚。而且，纵使他们仍身在原地，但至少在精神上将他们送进了电脑空间。在电脑空间那儿，距离不再有什么意义。对视监狱的目标如今已从被监视者摇身一变，成了监视者。无论他们身处何地，无论他们走向哪儿，他们都可以―而且确实――与那张超越疆域、使多数人观看少数人的网络挂上钩。

基于福柯与马蒂森的研究，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教授杰弗里・罗森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如果说福柯的Panoption是“the few watch the many”(少数观看多数)，而马蒂森的Synopticon是“the many watch the few”(多数观看少数，但它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多数观看少数)，那么他所提出的“全视监狱”(Omnipticon)则是“the many watch the many”(多数观看多数)。而这种全视监狱恰恰是互联网时代的主要特征。生活在“全视监狱”之中，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看到谁，谁在观看我们，个人不得不担心自己在公开和私下场合表现的一致性。(Jeffrey Rosen，《The Naked Crowd)，http：／／www．spiked-online．com/Articles/oooooooCA5FF．htm)

考虑到全景监狱强制人们进入一个可被监视的位置，而对视监狱或全视监狱不需要胁迫强制人们，将Synopticon、Omnipt icon分别解读为“共视社会”、“全视社会”或许更为贴切。归根到底，大众传媒的兴起增加了社会能见度，使社会从原先单向透明的权力国家过渡到全景透明的网络社会。在这里，国民的视线能够互相抵达，不仅能够监视政府，也能监视每一个人。与《一九八四》不同的是，这里的互相监视是一种可选的权利，而非渗透到内心的义务与服从。而《一九八四》里所描写的社会是每个人监视每个人，所有人监视所有人，多数人观看多数人，实际上每个人有的只是义务而无权利，他们互相捆绑，将其忠诚奉献给一个人，那里才是彻头彻尾的“全视监狱”，本质上说是“一个人观看所有人”(the one watches the all)。

围观互联网

互联网给世人一个多数观看多数的机会。互联网上的围观，除了

满足部分人的“看马戏”的心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在场或者见

证)，它还完成两个功能：一是社会自我监督，二是监督政府。

关于社会的自我监督，比如2011年“7・23温州动车事故”发生

后，网络名人罗玉风发微博称死者“为中国的人口优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此言既出，罗玉凤以及被怀疑与其有签约关系的新浪微博立即受到部分网友的激烈指责。最后新浪微博不得不删除相关内容。正如卡尔・波普尔在《二十世纪的教训》中所坚持的――即使是在一个自由社会，媒体也不是没有底线，因为“自由来自于责任”。

对政府或者公权力的监督，尤其集中在2003年孙志刚案发生以来的近十年间。一个农家子弟，念完了大学，留在了城市，却因为没有暂住证枉死在广州的收容所里。这起“让眼泪一夜之间洒遍互联网”的悲剧激发了广大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决心。及至最近几年，各种有关强拆、环境污染、政府不作为或者恶意作为的维权表达更是层出不穷。

Forrester Research公司曾就成年网民使用社会化媒体技术比例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瑞典是欧洲参与程度最高的国家，而在亚洲中国居首。(图1、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