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语语音演变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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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汉语史的研究中，近代汉语语音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近年来，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重要性，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有了较大进展。由古音到今音的转变也是伴随着汉语史的发展而演变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近代汉语语音史的发展也是上古音的一种流变。
［关键词］近代汉语；语音史；《中原音韵》
［中图分类号］H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8-0085-03
有的人误认为“近代汉语”即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汉语，这是不对的。因为与其前后期相比，这一时期的汉语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近代汉语是汉语发展史的一个特定阶段，应该根据汉语本身的特点确定它的起讫。吕叔湘先生在《近代汉语指代词》一书序言中说：“一种语言在某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就可以把这以前和以后分为两个时期。根据这个情况，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至于现代汉语的起点，吕先生认为是“五四”运动的1919年。
倾向于“三分法”，并不是忽视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联系，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如果我们用“文言”和“白话”作为分界，那么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则同属于“白话”这个系统。近代汉语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那些使得现代汉语区别于古代汉语的语法、语音、词汇诸要素，它绝大多数是在这个时期先后出现的，并且在这个时期中发展、定型；等到现代汉语的语法、语音、词汇形成，这个时期就告于终结。
吕叔湘先生的观点提出来之后，也有人发表不同的意见，认为近代汉语应始于唐初，终于明末。笔者认为这些不同的意见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未必要等意见完全一致以后再去进行近代汉语的研究。无论如何，从唐宋到明清，这一时期汉语的发展和现代汉语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学术界恰恰这一时期汉语的研究相对薄弱，这应当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样就能对这个时期汉语的特点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那么对近代汉语的分期也就有了更科学的依据。
近年来，对于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不断活跃，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例如中古音系是怎样转变为现代北京话音系的。从中古的“切韵”音系转变为现代的北京话音系，声、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讲道：“近代汉语的特点是全浊声母在北方话里的消失，-m尾在北方话里的消失，入声在北方话里的消失，等等。”这三点是最显著的变化。
部分近现代研究者认为，这些变化在唐五代时期已经能见到一些征兆。罗常培先生《唐五代西北方言》一书，根据对当时汉藏对音的研究指出，在唐五代的西北方言中，磨檫音的浊音禅、邪、匣变为清音审、心，晓。而在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中，塞音和塞檫音的浊声母也大部分清化。在《开蒙要训》中以“敬”给“髻”注音，同时又以“敬”给“禁” 注音，表明原属侵韵的“禁”字-m尾已经消失。在《开蒙要训》中还有阴入互注的，如以“薛”注“栖”，以“巨”注“屐”，表明入声尾也有消失的趋向。施向东在《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初唐中原方音》一文中指出，在玄奘译经中晓、匣两母字都能用来译辅音h，以入声字译开音节的也占10%，可见浊音清化和入声尾音弱化的趋势在唐初的洛阳音系中就已存在。另外，邵荣芬的《敦煌俗文学中的异文别字和唐五代西北方音》、张金泉的《变文假借字谱》等文章，也对变文中反映出来的语音现象作了分析和研究，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到了《中原音韵》，浊声清化已毫无疑问；入声是否存在，迄今还有争论；而-m尾则依然存在。
元代杰出的语言学家、戏曲家、诗人周德清（1227～1365）所著《中原音韵》，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曲韵著作。该书全面论述了北曲的体制、音律、创作和演唱技巧、语言规范等问题，内容丰富、具体。不仅蕴藏着丰富的戏曲理论知识，而且对于北曲的艺术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中原音韵》是汉语语音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它几乎完全脱离传统音韵学的陈规旧章，大胆地根据当时实际语言来审音定韵，给后人留下了一部汉语的语音实录。因此，《中原音韵》自问世以来，受到了戏曲界、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影响极为深远。《中原音韵》是近代汉语中最重要的一部韵书，各个时期的研究者对它都非常重视。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白涤州、罗常培、赵荫棠、陆志韦等学者就对它进行过研究。60年代，出现了《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原音韵表稿》等专著。1957年，王力著《汉语史稿》上册（语音史部分）出版，他把《中原音韵》作为汉语史分期的重要依据，并作为近代汉语语音的代表。同年，杨耐思在《中国语文》杂志发表《中国语言学史话》之七《周德清的》。1962～1964年，《中国语文》等刊物就《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和《中原音韵》“入派三声”的性质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促进了关于《中原音韵》音系的深入研究。
关于《中原音韵》的研究，历来都是从戏曲史、语言学史两方面着手进行的。在本世纪以前，《中原音韵》在戏曲方面的影响比较突出。在曲的方面，《中原音韵》的韵谱被奉为戏曲用韵的准绳，“兢兢无敢出入”，因而，促进了戏曲用韵的统一规范，后起的曲韵韵书，无不以《中原音韵》为蓝本。例如，元卓从之《中州乐府音韵类编》，明朱权《琼林雅韵》，王文壁《中州音韵》，斐轩《词林要韵》，卜二南《中原音韵问奇集》，范善溱《中州全韵》或沿袭《中原音韵》的体例和内容略有变更，或增补韵字和音切、注释，都没有脱离《中原音韵》的基本框架。
本世纪以来，戏曲史的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原音韵》在戏曲史上的地位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项目之一。周惟培先生的《论》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从整个研究情况来看，仍然比较薄弱，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在关于《中原音韵》的研究中，争论最多的是两个问题：第一，关于《中原音韵》中有没有入声的问题。陆志韦、杨耐思、李新魁等学者认为有入声。因为周德清说：“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而“入派三声”是为词曲用韵的要求而设的。王力、宁继福等学者认为入声已经消失。王力认为周氏的话“只是一面挡箭牌，他怕攻击他不用诗词平仄押韵的旧法”。宁继福采用“内证法”，用《中原音韵》本身，特别是其中“正语作词起例”的材料，来证明当时入声已不复存在。第二，关于《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问题。周氏在《中原音韵》的“自序”中说：“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这个“中原之音”是什么地方的音系呢？不少人主张是大都音，因为大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也是元杂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这样，当然就和现代的北京话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但陆志韦认为，“中原音韵不能代表今国语的祖语”。李新魁认为，“中原之音”指的是汴洛语音为基础的共同语语音。
从语音史方面入手研究《中原音韵》，由来已久。在本世纪以前，《中原音韵》在语言学史上的影响很大。一是《中原音韵》改造传统韵书体制所焕发出来的革新精神，为后起的一系列韵书所仿效，并且对它定出的崭新的音韵分类萧规曹随。二是《中原音韵》凭着实际语音审音定韵，制定正音规范，得到了充分肯定。早在《中原音韵》成书之初，琐非复初九盛赞：“德清之韵，不独中原，乃天下之正音也。”本世纪初，我国传统语言学，由于加强了历史的观念，吸收了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些经验和方法，迅速向现代语言学发展，开始重视对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钱玄同首先把《中原音韵》所代表的音系划归汉语语音史的一个新的分期，并指出《中原音韵》是根据当时北方话的语音而作的，代表了600年前的“普通口音”。接着白涤洲、罗常培对《中原音韵》进行了研究。白涤洲发表《北音入声演变考》。罗常培发表《中原音韵声类考》，创立“归纳法”，考定《中原音韵》20声类，为《中原音韵》音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赵荫棠著有《中原音韵研究》，分为上下两卷。陆志韦发表《释》，利用八思巴字汉语资料，考订了《中原音韵》的声类和韵类，并提出《中原音韵》之音非“今国语的祖语”和《中原音韵》音有入声的著名观点。王力研究元曲格律，首次对《中原音韵》音的声调进行了构拟。
汉民族长期以来都存在一种共同语，或者叫“官话”。这种“官话”的标准音是什么？一般认为，从元朝以来，大都话和后来的北京话是这种共同语的标准音。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20世纪40年代，陆志韦先生提出：“《中原音韵》不能代表今国语的祖语”，今国语的祖语是明代徐孝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中反映出来的音系。按照他的意见，现代北京话和元代共同语的标准音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那么明代的北京话是不是当时共同语的标准音？按通常的看法，这个标准音就是北京音。但胡明扬《“老乞大谚释”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通考”对音》和日本学者远藤光晓《“翻译老乞大，朴通事”里的汉语声调》认为，当时的“官话”和北京的土话有较大的差别。远藤认为明代初年“官话”的标准可能是南京话。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一文也提出了这个看法。李新魁《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一文系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元代、明代和清代前期汉语口语共同语的标准音都是河洛一带的“中州之音”，直到清代中叶以后，北京话才上升为“正音”。
要了解汉语发展的全部历史，弄清楚古代汉语语音是如何发展成为现代汉语语音的，就要加紧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步伐。同时，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跟现代汉语语音的规范化、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又存在直接联系。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音规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规范的原则十分明确，但是对于具体词的读音规范，对于异读的处理，还得从语音的内部发展规律上找到根据，还要从历史角度说明标准音的形成和发展的必然性，这都离不开近代汉语语音史的研究。至于普通话的词汇规范，还有大量的具体工作要做。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对现代北方话的语音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根据语音的通用范围来确定标准；另一方面就是从历史角度找寻语音的内部发展规律，来指导语音规范。这些都离不开近代汉语语音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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