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大众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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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众文化现象和影响

1．大众文化现象在小说中的表现《孤心小姐》深受大众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文本结构中。它是对商业文本的一种仿照，充满了大众文化的元素。丽塔•巴纳德(RitaBarnard)在她1995年出版的《美国大萧条和丰富的文化》一书中指出，韦斯特“抄袭或仿照一些商业文本的手法，而他的这种模仿带有情感色彩，充满滑稽和讽刺意味”。［4］这部短篇小说是由多个松散的故事串联起来的，每个故事还有附上的标题，如“孤心小姐与羊羔”、“孤心小姐在乡间”、“孤心小姐参加派对”等，呈现出的是一种报纸专栏的写法。故事的场景设定和人物的刻画也有大众文化的深深印记。故事开始于纽约邮报的一间办公室里，建议专栏的“孤心小姐”面对一摞未回复的信件一筹莫展。最后期限在迫近，他却还不能及时回复来信读者的绝望和无助，因为他自知无法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场景中的纽约邮报，这一主流媒体已经成为现代人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寄托和诉求，处于苦难的民众纷纷向它寻求慰藉和出路，它因而也产生了权威的效应。于是，专栏作者被赋予了心理治疗师和上帝的虚幻自我身份定位，将自己树立为成艰难时代的救世主形象，想要解救处于苦难中的大众。他“尽管穿着风格杂糅的廉价布衫，但是依然看上去像是浸礼会牧师之子。胡须与他十分相称，使他看上去更有基督教的风范。即便是没有它，也没有人会认不出他这个新英格兰的清教徒”。［5］尽管他提供的解救之道并不可靠却在受众者这产生了权威效应。面对遭受痛苦，处于道德、精神困境的大众，“孤心小姐”给出的解决方法是美食、酒精、性、艺术、宗教，无不反映出一种以商业、消费为主导的大众文化。韦斯特在他的叙事语言中也融合了大众文化的特点，文中多处出现广告、报纸头条、电影剧本、喜剧演员、戏剧舞台等大众文化素材。他的叙述为我们描绘出好莱坞的图景，表现出强烈的戏剧性叙事。小说与电影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媒介语言和表现手段上，小说的侧重点是“故事因素”，它偏重于“故事价值”和“叙事形式”，“在小说中，你可以用一句话、一个段落、一页稿纸或一个章节，来描写人物的内心对白、思想、感情和印象”;而电影剧本强调“戏剧因素”和“戏剧形式”，“涉及的是外部情境，是具体的细节……一个用画面来讲述的故事，它发生在戏剧结构的来龙去脉之中”。［6］韦斯特在小说中引入电影剧本的写作技巧和风格，在小说中插入了戏剧性场面，借助戏剧场景的形式来叙述故事，进行性格刻画和环境描写，突出人物内心的挣扎和情节的戏剧性。例如，在“孤心小姐和羔羊”这一章中，“孤心小姐”就曾梦见自己幻化成一名魔术师，站在观众满席的戏剧舞台上，正在表演门把的戏法。在他的指挥下，门把变换着各种形态，表演结束后，他引导观众进行祷告却发现无论自己如何挣扎，他的祷文总是停留在施拉克教他的———“孤独小姐的灵魂，光辉我;孤独小姐的身体，滋养我;孤独小姐的眼泪，洗礼我……”［5］韦斯特借助戏剧舞台这个媒介，勾勒出一个滑稽的布道者形象，呈现了“孤心小姐”内心在身份建构中的挣扎。“她”试图充当民众的救世主，却无可奈何。除了戏剧性场面之外，小说中还表现出明显的戏剧性冲突，这集中体现在“孤心小姐”与多伊尔夫人的丈夫“跛子”之间。在“孤心小姐”与多伊尔夫人的情事曝光前，“跛子”对他充满了崇敬，虔诚地向他讨教摆脱残疾困扰的良药，仿佛迷途的羔羊在向上帝恳求指引和救赎，为两人之间的对峙以及戏剧性的结局做好了铺垫。在最后一幕，伴随着门铃突然响起，“跛子”正在缓慢地向“孤心小姐”接近。此时双方画面交替剪辑，一方面，“孤心小姐”激动地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拯救“跛子”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内心充满按捺不住的拯救热忱;另一方面，“跛子”手中正揣着一个报纸包裹着的不明物，当看见“孤心小姐”时，停住了脚步，手伸了进去的同时发出警告的声音。“孤心小姐”绝对不会料想到自己要去拯救的人想要夺取他的性命。没有什么比一个狂热的“拯救者”与一个遭受背叛的复仇者的对决更有戏剧性了。这时气氛也越来越紧张，两个人撕扯在一起，冲突达到高潮，只听见袋中一声枪响，“孤心小姐”拉扯着“跛子”滚落下了楼梯。这种戏剧性结构使小说具有电影作品的真实性和现实感，引起读者的注意力和兴趣，表现出大众文化的特点。

2．大众文化对人物的影响大众文化对人物的自我认知和身份构建影响深远。媒体为主导的大众文化已经被大众所信奉和接受。这从如潮水般涌来的读者来信就可见一斑。媒体在引导和影响大众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权威感，承当了大众的精神、文化等方面的诉求。它的指导性和权威性使得文中的“孤心小姐”在它的影响下为自己建构起治疗师、救世主的虚幻身份。面对迷茫而痛苦的来信读者，专栏作家“孤心小姐”内心深受煎熬，因为他自知无力向苦难的芸芸众生指点迷津，无法满足他们的诉求。正如他所说的，“基督才是解救之道，如果他不想难受的话，必须远离基督的事业”。［5］可是处于主流媒体的位置，他不得不呈现出一种救世的姿态，继续做着基督、治疗师的事业。慢慢地，他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构建了救世主形象，常常为世人的苦难而烦心忧愁，并开始在他的梦境中有所反应:在梦境中，他发现自己站在戏剧舞台上指引观众们祷告。在一次与一位老人的交会中，他自称是心理医生:眼看他们走了过来，老人跳了起来。“孤心小姐”一把将他按住，迫使他坐回到椅子上。“我们是心理医生”，他说。我们想要帮助你。“你的名字叫什么?”“乔治•B•辛普森。”“B指的是什么?”“你的年龄呢?还有你追求的性质是什么?”“你凭什么这样问我”“科学赋予了我这种权力”“算了吧，”盖茨说道。“那老家伙快要哭起来了。”“不，克拉夫特－埃宾，感情绝对不能妨碍科学的探究。”“孤心小姐”用胳膊搂住了老人。“告诉我们你的人生故事，”他用充满同情的口吻说道。［5］“孤心小姐”在老人面前呈现出居高临下的姿态，认为自己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信誓旦旦地称科学赋予了他权力，拯救是他的使命。这种救世主意识不断增强，使“孤心小姐”最终确信自己是基督的再生。在“孤心小姐”的一次宗教体验中，在光与暗的交汇中，他受到神的感召，确定了自己在世耶稣的身份。“他意识到两种韵律慢慢交织在一起，当二者合一时，他完成了与耶稣基督的完全认同，他的心就是上帝的心，而他的头脑就如同上帝的头脑”。［5］在救世主的身份确立之后，他开始计划一种全新的生活和“孤心小姐”之后将要去做的事。他“将自己专栏的拟稿呈报上帝，上帝对他的每一个想法都表示赞成”。［5］多伊尔的突然出现在他看来是上帝的旨意，是他能施行法力的一种征兆。他拥抱“跛子”，使他重新变得完整起来。这种虚幻的身份定位最终给他带来了毁灭性的结局。此外，大众文化影响并形成人物的认知，表现出明显的消费性、商业化特点。艺术和宗教是“孤心小姐”给读者提供的解救之道，但是在他的叙述中，两者都沾染上消费、世俗的含义。比如，对艺术的叙述，“孤心小姐”几次向他的读者强调艺术的作用，称“艺术是一种出路。艺术是人生最丰厚的馈赠。成为一名艺术家或是作家吧!当你感觉寒冷的时候，让提香火红的色彩温暖你;当你饥饿时，聆听巴赫的巅峰之作、勃拉姆斯的和声、贝多芬的咆哮来获取丰富的精神食粮”。［5］这种广告式的宣传将高雅艺术渲染成能解百病的灵药，体现了一种商业化的目的。曾经的高雅艺术，在“孤心小姐”的宣传下，沦落为标准式、程序化、肤浅性的消费文化，带给读者一种虚假的感官快乐。宗教也受到大众文化的冲击，在他的言语中充满了广告、消费色彩。在“孤心小姐和羔羊”这一章节中，“孤心小姐”就曾梦见自己幻化成一名魔术师，站在观众满席的戏剧舞台上，正在表演门把的戏法。在他的指挥下，门把变换着各种形态，表演结束后，他引导观众进行祷告却发现无论自己如何挣扎，他的祷文总是停留在施拉克教他的———“孤独小姐的灵魂，光辉我;孤独小姐的身体，滋养我;孤独小姐的眼泪，洗礼我……”［5］他的声音也总是像列车员招呼车进站一样。庄重的宗教信条被一种广告式、具有煽动性的语言所代替，表现出强烈的商业化气息。这时梦境切换成另一个场景，“孤心小姐”发现自己来到大学的寝室，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室友史提芬•加维和加德•休姆。他们整晚都在争论上帝的存在问题。当发现酒水不足时，决定去一趟超市。在超市中，他们闲逛到禽类贩卖区，停下来玩弄起了羊羔。他们商量着购买一只，作为贡品献给上帝之后再烤着吃。他们“驱赶着羊游行穿过超市，‘孤心小姐’拿着刀走在最前头，羊和其他人尾随其后，行进中还唱着低俗版本的‘玛丽有只小绵羊’”。［5］大量戏谑、娱乐化的语言与庄重、严肃的宗教话题形成了鲜明的冲击，表明大众文化对人物认知的潜在影响。饱含宗教色彩的意象———羊———已经沦落为销售区中的普通商品，被烙印下消费文化的色彩，而宗教也被赋予了一种世俗的含义。

二、大众文化观的探究

在韦斯特的众多作品中，学者早已觉察其中流露出的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他的朋友巴德•舒尔贝格(BuddSchulberg)就将他对好莱坞的愤恨称为“深入骨髓的消极”，很多评论家也很容易将他归为“消极的古典风格”。帕特里克•布朗特林格(PatrickBrantlinger)认为:“这种风格将大众文化被视为社会衰败的一种标志。”［7］《孤心小姐》体现了对大众文化的一种否定性倾向。这种否定性的现实呈现表现为主体虚幻身份的构建、媒体的欺骗性以及媒体对公众需求的不充分满足。大众文化对“孤心小姐”的消极影响就折射出作者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作者还通过“孤心小姐”这个专栏名称暗示主流媒体对大众的欺瞒性。大众不知道“孤心小姐”的真实性别，而给他们提供建议的专栏作家面对自身的精神困境也无计可施。另外，不论是报纸、电影、戏剧、通俗文学还是其他有关大众文化的一切，韦斯特都是用来表达大众的集体渴求。正像菲茨杰拉德所指出的那样，“公众尽管看上去仅仅渴求欢娱，但是这种渴望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内容，是大众文化所不能够满足的”。《孤心小姐》就通过建议专栏的形式探讨了大众文化是否能够满足大众对精神抚慰的诉求，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承载着他们诉求的专栏作家“孤心小姐”因不断向读者许下虚假的承诺而备受煎熬，他在“某个时候意识到给读者提供的解救之道不是痛苦的解脱，而是短暂的逃避，这就违背了大众文化对大众最根本的许诺”。［2］小说描述众多深处困顿中的人，所有大众文化的产物包括建议专栏、电影和各种娱乐形式在内都无法真正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无法使他们从苦难和折磨中解脱出来。就像一个读者的来信所说的一样，“生活于我就是毫无慰藉的荒漠。美食、美酒、女人，甚至是艺术都无法让我产生愉悦。一切都是荒芜的，只剩烦闷的灵魂。我感觉身处地狱”。［5］

三、结语

处于好莱坞的大众文化氛围，韦斯特将大众文化素材融入自己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明显的大众文化特征。这些特征受到国外学者广泛关注，从意识形态化和文化批评等方面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例如托马斯•斯特利查兹(ThomasStrychacz)的《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与专业化》(Modernism，MassCulture，andProfessionalism，1993)和丽塔•巴纳德(RitaBarnard)的《从大萧条与富庶文化:肯尼斯•费林、纳撒尼尔•韦斯特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文化》(TheGreatDepressionandtheCul-tureofAbundance:KennethFearing，NathanaelWest，andMassCultureinthe1930s，1995)。可见大众文化视角对理解韦斯特本身的创作经历和作品是有所帮助的，而这个方面却恰恰是国内学界所缺乏关注的。易艳萍在《韦斯特研究述评》中的一句话，“美国韦斯特研究历经70多个春秋，出现外部研究—内部研究—外部研究两次转向，研究方法从单一到多样，研究内容从偏颇到全面，研究层面从肤浅到深刻，使韦斯特成为美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而在中国它可以说还是一片处女地”。

作者：赖茜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