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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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跟踪2007年的短篇小说，驻足回望，竟发现绿树掩映、果实累累、清香诱人。短篇小说整体上的式微已历多年，现在自然不能称复兴的时代已经来临，但说短篇小说走出迷惘，呈现出回黄转绿、柳暗花明的态势，我以为并非妄言。比之2006年以及几年前，短篇小说从数量上讲似乎没有明显的增长。从作家队伍看，老一代作家渐渐退隐，但新一代作家已然成熟，壮大了短篇小说的创作实力。从短篇小说的自身发展看，它已在边缘地带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位置和成长空间，扎根抽枝、开花结果，显出一派气定神闲、摇曳多姿的景象。从年初到年终，谈歌《天香酱菜》、阿来《机村人物素描》、王祥夫《玻璃保姆》、范小青《蜜蜂圆舞曲》、毕飞宇《相爱的日子》、刘庆邦《黄花绣》、红柯《大漠人家》、实《李十三推磨》、郭文斌《点灯时分》、邵丽《人民政府爱人民》……纷至沓来，篇篇精彩，引导着我们进入一个个新颖别致而又深邃广大的短篇小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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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滑向了社会的边缘地带，不需要承担那么沉重的“时代使命”了，这倒真正为它“减负”了。但短篇小说特有的“现实性”品格，不允许它回避当下，遁入空门。那么它就只有用“智取”的办法，即通过一种巧妙的角度或便捷的途径，进入现实生活的“腹地”；或者采用“内攻”的方法，即直接切入当下人们的精神心理世界，透过人们的心灵图像折射广大的社会人生。于是短篇小说获得了艺术的自觉和自由。

这里我们首先要说到邵丽的《人民政府爱人民》，这是一篇典型的表现底层社会的作品，但它却比同类小说更真实、鲜活、深广。它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对现实生活有一种深邃的发现。在这篇作品中，县长崔涌和副县长老刘，呈现出一种原生态般的逼真和浑厚来，也许他们不是那样高尚、纯粹，但他们对农民的天然感情、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以及他们自身生活的种种难处，读来真是感人肺腑！这样的人物，只有较长时间浸泡在生活底层，才能发现和塑造出来。更令人惊喜的是作者还刻画了两位独特的农村人物，一位是被人看不起外号叫“老驴”的李长旗，一位是他的女儿李童。老驴人不坏，但却是那种没脑子、没血性、没能力――永远扶不起来的角色，有困难只知道找政府，但帮来帮去还是困难户。这是中国农民中最窝囊的一种人物，连阿Q也不如，有着很深的社会和文化根源，在过去的作品中十分鲜见。李童呢？高中毕业考上大学，聪明好学，自尊要强。但家庭的贫困在她的心里既埋下了“坚毅的种子”，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她向政府求助上学的目的一时没有达到，就心生怨恨，贸然出走，杳无音信。这样的农村青年，让人感佩，也让人忧虑。这也是作者对农村人物的宝贵发现。

2007年的短篇小说，对乡村社会的揭示是深入的，也是广泛的。李进祥的《狗村长》以河湾村的一只黄狗为主角，艺术而又不无嘲讽地显示了农村基层政权的瘫痪。邓宏顺的《棉花团》，则以一个工作队员的视角，提出了应该如何看待、评价村干部的问题。陈应松的《金鸡岩》则以苍凉的群山背景和突兀的人物形象，显示了山民无望的生存环境和他们不屈的抗争精神。农民宿五斗之所以要攀上高耸入云的金鸡岩开荒种玉米，是因为在村子四周再也找不到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了，他只有向大自然挑战、向自己的身体极限挑战，才有生存的希望。于是被困在高高的金鸡岩顶孤身耕作的宿五斗，成为中国农民的某种象征形象，深刻在了我们的脑子里。

表现打工族在城市里的生存境遇，是当下文学的一个流行主题。短篇小说以它灵敏的触角和精深的思考，丰富和深化了这一主题。王祥夫的《玻璃保姆》，以有趣的情节、精湛的构思和朴素的叙事语言，讲述了待业青年小麦给煤老板当狗（名叫“玻璃”）保姆的故事，折射出的却是煤老板对人的尊严的蔑视和生活中的变态心理。武晓军的《别墅里的生日》，同样是写一个叫春姝的女孩子给富人当保姆的故事，但焦点却集中在了打工者身上，通过小保姆们在别墅里偷偷过生日这一情节，强烈地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贫富悬殊，凸现了身为下贱的女主角的诚实、勤劳、自尊的精神品格。钟求是的《五月的铜像》，写的是农民工登锁在城里的一次荒唐的犯法行为，竟然想偷盗“天使”铜像卖钱，但作者鼎力展示的是这位农民工盗窃铜像后的惧怕、不安和后悔，是他面对这尊“女神”的欣赏、感动和爱心。作者在一个否定性的人物身上发掘了他向善、向美的一面。尤凤伟的《彼岸》，整个作品写的是上层人物的高层社交，但牵动公司老板于总和那位国际交际花李静的神经的，竟是一位在公司打工的青年“徐某”，他因领不到工资而敲诈犯法被捕在押。尽管这位打工青年最终也没有被“捞”出来，但他的贫困、他的孝心，已强烈地冲击和影响了上层社会人们的心灵，显示了农民工问题的突出和社会的一种进步。

城市里的普通市民、企业工人等底层民众，也是2007年短篇小说关注的一个重点。代表性作品有刘涛的《最后的细致》和刘庆邦的《年礼》。前篇写年轻工人李皓，面对无可医治的绝症和即将走完的人生，没有诅咒、抱怨和要求，而是理智从容地干着一件事，要把他的家整理、修复得完美无缺，给妻子、儿子乃至将来进入这个家庭的男人，留下美好和方便，展示了一个普通工人赤诚的爱心和宽广的胸怀。后篇写矿工家属田桂金，父母、哥嫂以及自家都很贫困，为了亲人之间的感情、为了大家庭的和睦，怎样挤出一点可怜的钱周旋在亲人中间，读来让人既辛酸又感动！李皓和田桂金，处在社会底层，皆为芸芸众生，但他们的精神、人格，却是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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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既可以反映世事沧桑，也可以表现心理波澜。但我觉得，对短篇小说而言，表述人的内宇宙更是它所擅长的。在一种“袖珍”式的文体中，演绎一段情感经历，渲染一场精神搏斗，描述一幕美好回忆，刻画一种“天人”感应……对短篇小说来说实在是得心应手的。人的内宇宙自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广大的外部世界的曲折反映，表现了人的内部宇宙也就折射出了外部存在。有理论家把它称为“心理现实”。人的精神、情感、心理是一个浩瀚而复杂的形而上世界，当下的短篇小说作家，在探索这个形而上世界方面，多方突进，探幽烛微，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涌现出许多擅写心理世界的年轻作家，创作出一批风姿绰约的短篇小说。

爱情、婚姻、家庭以及性，是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也是最让人触动灵魂和感情的。毕飞宇在表现这一领域方面，无疑是一位高手。《相爱的日子》用了一个很古典的题目，但这里的“相爱”没有温暖、没有浪漫，只有冷酷的现实和理性的权衡。他和她，一双大学毕业而飘零在城市的孤雁，邂逅了、相爱了、同居了。但他们并不是为了培养爱情之花，更不是为了结婚成家，而是为了用同病相怜的关照、年轻而饥渴的，填补孤独荒凉的内心、抵御沉重窘迫的现实。年轻男女之间最美好的情爱和，却让蛮横的生存问题撒了一把盐。读来让人忧伤、沉重、深思。

2007年确实出现了许多表现人的情感律动的好作品。如乔叶的《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以敏锐的感觉、犀利的洞察，展示了男人与女人之间情感的丰富性、的深邃性、人性的复杂性，如同打开了一个瑰丽的人的灵魂世界。如须一瓜的《一次用心筹备的邂逅》，写白领男女之间的网恋与会见，凸现了他们在浪漫的激情想像与世俗的人生束缚之间的矛盾心态。如方格子的《谁在暗夜里说，冷》以午夜声讯台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敞开了当代人――不管是城市人、还是乡下人，虽然生活处境那样的不同，但内心却一样地骚动、空虚、孤独。这已是社会潜在的一种精神危机。如金仁顺的《彼此》写都市男女的婚外情，他们心理的细腻、情感的脆弱，导致了爱情的易变、婚姻的短命。这成了现代人的“流行性”心理疾病。如上几位年轻的女作家，以她们独具的慧眼和锐利的笔触，拓展了短篇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叙事能力。此外，王棵的《暗自芬芳》描写守礁士兵的内心波澜，叶兆言的《我们去找一盏灯》探索抑郁症的病源，都写得鲜活而有深度，值得一读。

关于人自身的一些形而上问题，需要破译的太多了，譬如人的天性、人的梦想、人的命运等等。我们看到不少篇什在这方面作出的可贵努力。迟子建的《百雀林》，写一位名叫“小没”的普通人的命运，他诚实、勤劳、善良，但大半辈子活得很累、很惨，最后回到远离尘世的“百雀林”中，他才感觉“掉到福堆里”、“住在春天里”了。由此可见人的幸福不在于你拥有了多少世俗的东西，而在于你能否回到自然的怀抱中。这是人的天性所决定的，而我们现在恰恰背离了这一点。叶弥的《消失在布达拉宫的一头鹰》，似乎在求索人难以掌控的命运：蒋百年是一位不信邪的民间“英雄”，但命运总是在捉弄、打击他，但他没有屈服，孑然奔往遥远的布达拉宫，去守护世界上最大的庙宇，以此来抗拒命运对他的支配。作者礼赞的是人的一种西西弗斯式的精神。徐则臣的《伞兵与卖油郎》，写的是一个叫范小兵的乡村少年的“浪漫梦想”，环境、条件一样都不具备，但他却痴心妄想要做一个从天而降的“伞兵”。为此他付出了终身残疾的代价，却无怨无悔。这是人混混沌沌的“童年游戏”，更是人永不熄灭的“梦想之光”。实的《李十三推磨》，精心塑造了一个安贫乐道、忠厚仁义的古代文人――李十三的典型形象，在他面前可以照出当下知识分子残缺的灵魂来。薛媛媛的《湘绣旗袍》，则刻画了一位艺德高洁、把一生献给湘绣旗袍的名师薛师傅的形象，这种把手艺当作生命、把生命投入到手艺中的人生境界，多么值得我们现代人去深思！

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现在短篇小说作家感兴趣的课题。其实人类的全部问题也不外乎四个方面，即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同样是一个值得作家们倾力书写的主题。范小青近年来在短篇小说上执著探索，登堂入室，臻入佳境。她的新作《蜜蜂圆舞曲》的独到之处，就在于蕴含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大主题。在那个花香鸟语、蜜蜂成群的笠帽岛上，人与蜜蜂可以对话，蜜蜂有自己的思想、心理和语言，花鸟树与鸡鸭狗等同岛上的人各安其所、融融乐乐……但孤高自傲的老乔与他的妻子，容不得他人进入岛内养蜂，甚至破坏了蜜蜂的生存环境，最终导致自己弃岛而去。桃花源般的自然景致中饱含的是作家的文化反思。刘庆邦的《黄花绣》写一个农村女孩子，在桃花季节、在乡村风俗（绣花鞋）中的悄然长大；郭文斌的《点灯时分》写农村的小姐弟俩，在正月十五点灯节日中的美丽想像和渐懂人事；红柯的《大漠人家》写孙子跟着爷爷，在辽阔的大漠和神圣的劳动中，情感、心智和人格的成长……都写得如诗如画，细腻入微，余味深长。短篇小说写人与自然的关系，过去是不多见的，现在有众多优秀作品来表现这一主题，且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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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股重新发现和承袭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传统的思潮。文学回归本土经验，回归民族传统，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可谓博大精深，就拿短篇小说来说，便有话本小说和笔记小说两大文体类型，尽可以成为我们汲纳的丰富资源。譬如话本小说，从宋元话本到明清拟话本，经历了四个朝代、数百年的历史。它本来是民间说书人的底本，后来演变成了一种独立的小说文体。情节的戏剧性、人物的平民化、格调的通俗性、叙事的口语化，是它的基本艺术特征。谈歌近年来有意识地借鉴话本小说的写法，使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新气象。他的《天香酱菜》写的是保定的历史故事，一家木器店怎样演变成了酱菜园。世事的风云变幻，商家的内部纠葛，人与人的恩怨情仇，特别是那位诚信、宽厚、有着传奇色彩的宫廷酱菜师傅赵广林的形象，在作者绘声绘色、饱含沧桑的讲述中，如显影液中的照片一样历历浮现在我们面前。古代话本小说的写法，在他的手里获得了新生。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谈歌几篇出色的新话本小说，写的都是旧人旧事，而写现实生活他就又回到了流行的小说写法上。如何用话本小说的形式讲述今天的故事和人物，我觉得这是对谈歌等作家的一个挑战。青年作家李云雷的《巧玲珑夜鬼张横》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尝试，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有意效仿《今古奇观》的痕迹。作品讲述了一个民间说书艺人“夜鬼张横”，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的说书生涯和人生遭遇，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文化的逐渐消亡。故事生动，引人入胜，意蕴深厚。不足之处是在话本小说的套路上、语言上，还欠火候。

笔记小说现在已是一些作家喜欢的短篇小说体式了。聂鑫森的《教授生涯》由“黄花梨”、“霸王别姬”两则短篇构成，一则只有2000余字。作者以写人物为主，把知识分子那种独特的性格和心理刻画得栩栩如生。作品中都有一个中心情节，但在叙述中却不以它为主干，显得自由而灵活，呈现出一种“笔记”体的散漫来。描写语言古雅、细腻而传神，颇有古典笔记小说的韵味。阿来的《机村人物素描》由三则短篇组合。作者写古老、封闭的山村――机村，在数十年历史变迁中的一些人和事，或写山中景致、乡村风俗，或记人物命运、农村演变……真实琐碎中蕴含着作者的深远思考，浑然天成里暗藏着作者的苦心经营。这两部作品代表了当前新笔记体小说的基本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