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琳:做好出版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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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活动结束的第二天一早，趁着活动现场的红色背景墙还没有刷回去，刘瑞琳带着北京贝贝特公司的全体员工在活动现场合了一张影。他们想把这张“全家福”作为礼物，送给两天后来北京举办新书会的林青霞。

刚刚忙完理想国沙龙，刘瑞琳及北京贝贝特的员工们又开始为林青霞的北大百年讲堂首发式而忙碌。到活动现场看场地，敲定各种细节，连活动时林青霞和特邀嘉宾姜文坐的椅子，都是经过一番精挑细选的。

从出版物的编辑、装帧、设计，到举办活动时的用心、倾力，那种对于细节把控的到位，做事情的追求完美，似乎就是整个北京贝贝特的精神所在。

做完整个理想国的采访，脑海中忽然浮现一句话：一个认真做事的人，真心想做一件事，所有人都会来帮她。

对话 书香两岸X刘瑞琳

名人效应？不，是品牌效应

书香：这次理想国活动，读者的反应很热烈，是否预计到？

刘：今年的理想国文化沙龙，无论是讨论的话题、嘉宾的组合、活动的形式都经过精心准备，平常我们也经常办各种各样的沙龙和讲座，再加上去年办过这个活动，所以心里是有底的。事前想到这个活动会受到欢迎，但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不过北京每年举办非常多文化活动，可能经过去年一年努力，理想国这个品牌有了影响，大家对我们有认同感。吴思和贺卫方那场活动，我们在现场做了小调查，大概有四分之一是去年来过的。另外，媒体的宣传也起了很大作用，起码大家都知道有这样一件事。

书香：您怎么看待理想国活动的“名人效应”？

刘：像这样的活动，一定会有名人，也一定有不是名人的嘉宾。第一场论坛，有知名度非常高的白岩松，也有非常学术的资中筠、张信刚、葛兆光等等。第二场论坛的杨奎松，是一个低调的学者，平时很少抛头露面；杨照在大陆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他第一次在大陆这么大范围的公开场合亮相。我们基本上是根据话题来选择嘉宾，主要是看这些嘉宾对某一个话题是否有研究，就算他是名人，也要对话题有一定研究和兴趣。

这次最有意思的是MC仁，大陆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怎么会想到请他？7月去香港书展的时候，我正好听了一场MC仁谈涂鸦文化的讲座，对他本人以及他谈的内容印象很深。当我们想找一位可以谈流行文化的人时，梁文道碰巧推荐了他。在那之前我也以为他就是搞涂鸦的。有位媒体人跟我说：“你们这次活动很有新意也很让人震惊的地方，是像MC仁这样大陆几乎没什么人知道的人，也敢把他请来。”

这样说可能有点过于自信了，理想国沙龙活动本身有了一定影响后，大家会觉得你请来的人一定重要。我们有些作者，在做他书的时候，他并没有太大影响力，但他总参加这些活动，大家就觉得他重要，慢慢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就可以推出新人了。

书香：理想国活动的嘉宾，是否存在同质性比较高的问题？

刘：嘉宾的人选每年都有调整和更新，这种调整和更新不是迫于外在的要求，而是根据沙龙内容的需要，是基于话题和关注点的不同而变化的。如果出发点是经营小圈子，而缺少公共性，理想国沙龙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响了。

炮制热门话题

书香：有人说，理想国沙龙的创办正好赶上了“文化小复兴”的潮流，您觉得是否有这样的现象？

刘：我不知道。有记者问我“怎么你们设计的这些内容都是当下很热的话题？”我们讨论主题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这些话题是不是热门。一个话题热了，我们再去做，它一定不会热。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今年理想国沙龙谈了这个话题，有这么多家媒体关注和反应，大家因此觉得它可能是热的。去年我们的主题叫“想象另一种可能”，后来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想象另一种可能”这样的用法。

策划今年活动主题时，梁文道说，我们用“开放”吧，但是这个词有点老旧，就用了“打开”。于是三天论坛就分三个层次讨论这个话题：打开国门，打开历史，打开心灵。你说这个话题热吗？从来没有人用“打开”做过主题吧。当然我们在设置每个话题的时候会考虑它是不是有意义、是不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谈出新意、观众有没有兴趣，我们没有考虑热或不热。

书香：这种对话题的把握，跟你们长期做书的坚持一样，都是一种水到渠成？

刘：我觉得有点这种感觉。熊培云今年第一次参加“理想国patry”，他特别震惊，说“你们的人脉能到这种程度！”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自然而然的，包括做这个沙龙，这些嘉宾和题目的选择真的是水到渠成，没有感觉特别困难。

遵从心里做书的感觉

书香：这么多年，您是如何一以贯之地坚持做书的标准？

刘：我比较不考虑别人的看法，也不去跟别人比较。北京贝贝特不会看到别人做什么，就跟在后面去做。当然我们会关注这个行业的情况，但是这种关注是基于了解信息的需要。

书香：因为北京贝贝特做书的品质，吸引了许多的作者，也吸引了很多人参加理想国的活动。

刘：我们自己心里有一种感觉，会尊重那种感觉。做事情的时候很简单，只知道把每一步都尽量做到位，而对它可能带来的效果不会去斟酌、掂量，更不会患得患失。这样一连串动作下来，本身已经有它的逻辑在，结果就自然而然地走到那个地方，并不是初衷就是如此周密设计好了。结果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书香：您做书的这种感觉，是从2003年接手北京贝贝特就有的吗？

刘：哪有那么神奇啊，路总是越走越清晰。2003年我接手北京贝贝特的时候，有一点是确定的：做人文类书，做高品质的书，这也跟自己的理想有关。纯商业、纯大众的书不可能是我的追求目标，再者，我可能也有别人说的那种人文情怀吧，心里认同也觉得做人文书很重要，因此也愿意付出。

书香：在做书的方面，有怎样的要求和把控？

刘：抽象的要求是：一定要做值得做的好书，而且要把书做好，书的整体感觉要符合书的内容。简单说，就是把一本书做得像一本书的样子，像那个作者的样子，而不是天马行空，想怎样就怎样。

其实人在模仿的时候说明你不成熟，当你心里有一个定力的时候就不会左顾右盼。我们已经有点定力了，不用考虑那么多，一位作者可能没什么影响力，但是书本身很好，也敢做了。

做事情要职业化、专业化

书香：北京贝贝特这种做书的品质，是否跟你们较早就跟台湾出版人接触，受到他们影响有关？

刘：我总说做事情要职业化、专业化。我很相信专业性。北京贝贝特走到现在十多年了，我入行也近二十年了，我觉得“专业”非常重要，哪怕你在这个行业做十年的社长、总编辑，你不专业也是白扯。我最早开始做书的时候，还不认识台湾和香港的同行。后来和他们接触，发现他们非常敬业，也非常专业。对专业性的强调和职业化的认同，倒是从台湾出版人身上学到不少。

书香：您觉得电子出版是造成目前行业危机最大的原因吗？

刘：我觉得不是，完全不是。它使出版的概念更宽泛，又延伸了出版，技术的进步给出版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条件，这不能说是威胁了出版。当然，它会促使纸质出版有所调整和转变。我想这是大家能够接受的。什么东西为我们提供了便利又能节省资源，这就是好东西。纸质出版和电子出版也许都有不可替代性，纸质出版和电子出版在一段时间会共存吧。我觉得两者之间没有那么对立，谁一定取代谁，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夸大了它的对立性。

以出版为核心扩大外延

书香：从经营书到经营作者，北京贝贝特的工作重心有哪些变化？

刘：经营书的话，你的重心永远是围绕书；经营人的话，你做事情的重心就是在人身上。比如有的作者这段时间没有书，我们照样给他做很多营销活动。我们会配合作者的形象、需要、时间来考虑出版。

书香：这是否是北京贝贝特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后在发展方向上的调整？

刘：这不是方向，只能算是工作重心的小小的调整。以出版为核心把它的外延扩大，形成一种文化生态圈，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出版是一个纽带、核心、平台，会用各种各样的活动和事情，连接起作者、读者、书商、听众、讲者，其实是个很立体的东西，但是这个立体的东西能带来什么样的商业模式，我们目前还在摸索。

书香：您觉得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刘：每一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别人会觉得我们好像有很多作者资源，其实做出版，掌握出版的本质，不偏离出版的本质，把出版本身做好，这种理念和执行力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因为作者资源是可以变化的，你做得好他会跟你合作，如果做不好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作者跟我们合作？

书香：在大家都在赶的时代，北京贝贝特如何像做手艺活儿那样做书？

刘：我们也在赶啊，但赶的前提是把每个细节都做好了再赶。一个细节我用一分钟能把它做好的，我不会用一个小时去做它。这两个不矛盾，把品质和质量放在第一位，把做好这件事情本身放在第一位，当然做一件事本身需要多长时间，也会有挣扎和平衡。就好像这次论坛的背景投影板，我们在第三天还增加了许多图片，你想这是速度的追求还是艺术的追求？北京贝贝特公司里有几个特别细心追求完美的人，我往往把这样的人放在最重要的岗位，就可以把控品质了。

书香：理想国活动做下来，整个公司的人都累坏了吧，而且这是一个完全公益性质的活动，很多人会问，你们图什么？

刘：是啊，图什么呢？一度觉得好累，事无巨细，没完没了。所有的嘉宾都定下来了，还会有一些变动，一切都在变动中，四十来个嘉宾的迎来送往……有无数的细节要考虑。但是，活动带来的成就感、自豪感也是深深植在每位员工心里的。这次所有参与的人都很兴奋，嘉宾也是，因为他们都感受到观众的热情，觉得特别感动。

做这样的活动，并不是你有多少钱大家就会支持你，你做事多么漂亮就支持你，可能大家觉得这件事情有意义，你在用心做，所以他们就过来帮你。

有嘉宾建议我们到外地去做理想国活动。做出版，已经呕心沥血，再加上文化沙龙，在北京做一场都要累死了，还到各地去做，那我们还做不做出版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