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血案陌生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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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作家陈应松底层叙事的代表作《马嘶岭血案》采用了一系列的陌生化手法，主要体现在情节的延宕、视角的限定及语义的转移等三个方面。陌生化形式技巧的运用有效地揭示了作品的主旨，即城乡在物质与精神等层面的巨大差异、知识分子与农民的严重对立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社会危机。
[关键词] 陌生化；情节；叙事视角；比喻
［作者简介］祁丽岩，女，吉林长春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从事文学创作理论研究和当代作家作品评论。
由吕乐导演，北京鼎亿世纪影视公司摄制的即将搬上银幕的《马嘶岭血案》是当代作家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之一，也是他底层叙事的代表作。《马嘶岭血案》自2004年在《人民文学》第3期发表以来一直好评如潮，小说不仅荣获了《人民文学》2004年优秀作品奖，还赢得了陈思和、王晓明等一些著名批评家的高度评价，一时间，《马嘶岭血案》已成为当代文坛一个倍受瞩目的亮点。考察这部作品成功的因素，不难发现重要因素之一便是陌生化手法的运用。
陌生化理论的奠基者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在 1914 年发表的《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指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觉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 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作家之所以采用“陌生化”手法,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把司空见惯、僵化刻板的东西转化成奇异新鲜的能够引起读者阅读兴趣和强烈审美感受的东西，使读者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角度去发现、感悟普通事物中蕴含的真理。《马嘶岭血案》中比较多地运用了陌生化的表现手法和技巧，本文主要从情节的延宕、视角的限定、语义的转移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情节的延宕
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一文中提出了“本事”和“情节”两个影响广泛的概念,本事属于艺术的材料范畴，它是事件发生时的本然时序或形态；而情节则是该事件在作品中被表现的时序或形态。作为素材的一系列“本事”变成小说“情节”时,必须经过作家的创造性变形,使之具有陌生的新面貌,陈应松在《马嘶岭血案》中运用了非传统的叙事技巧即陌生化手法把现实加以变形,从而延长了关注的时间，增强了感受的过程。
《马嘶岭血案》的故事情节取材于神农架一个真实的凶杀案：20世纪60年代，在神农架的韭菜垭，两个房县挑夫杀死了七名来神农架踏勘的勘探队员，劫掠了他们的全部财物。在小说中作者是怎样把这一“本事”进行创造性的变形的呢？作者首先打破了原有的故事时序，将故事的结局第一时间呈现在读者面前，接下来，又用长达40页约占作品90%的文字不厌其烦地描述杀人事件前所发生的一切。不仅如此，在叙述故事的过程当中，作家更有意识地采用了情节延宕的陌生化技巧，延缓和推迟故事的进程。仔细阅读文本，不难发现，《马嘶岭血案》中有两次最明显的情节延宕，且都出现在矛盾双方的冲突极为紧张的状态：第一次是，当祝队长宣布因九财叔丢了两块矿石而扣掉二十块的工钱时，九财叔没有解释，只是“瞪着那只没眼皮的眼睛看着祝队长”，双方的矛盾已非常紧张，但是作品并没有让紧张继续下去，而是插入一些马嘶岭的环境描写、狗头金的故事、唱山歌的场景等舒缓紧张；第二次是，当被扣掉相当于十年特产税的二十块钱的不满和被种种蔑视、不理解、不信任燃烧起来的愤怒已逐渐演变成抢劫更多钱财的决心和企图的时候，凶杀已似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叙事者甚至说到“在他动手的那一刻，我都没法相信他是那种敢出手杀人的人”。但接下来，作家并没有继续写动手的那一刻，而是用长达六页的篇幅写九财叔交不起两块钱的特产税的困苦家境和下山买粮挑粮的危险和艰辛，千钧一发的紧张情节又松弛下来。很明显,从结构的角度看,《马嘶岭血案》情节的延宕是对发展到紧张――危机阶段的冲突的一种缓和,延宕的反复出现,使冲突沿着紧张―危机―缓和―紧张―危机―缓和这样一条波浪起伏的线路进行,造成了故事情节发展的张弛、节奏性。
由延宕造成的节奏性不仅使冲突更具真实性，而且也使作品的主题更加突出。《马嘶岭血案》通过多次延宕和“螺旋上升”的情节结构将农民与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一点点细化，将双方的矛盾关系一步步激化，最后导致了矛盾的爆发，血案不可避免地发生，正像“我”在小说结尾处所表述的“结局只能是这样”。显然，延宕是陌生化技巧的一次有效地运用，它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了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从而延长了审美感受的过程，通过延宕这种陌生化情节结构方式，作家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严重对立和城乡之间物质条件的巨大差异的残酷现实给予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
二、视角的限定
按照“陌生化”理论，艺术的存在是为了使人感知事物，因为感知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的目的，应该使其延长。在采用全知全能叙事视角的作品中，一切都巨细无遗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久而久之，阅读此种类型文本的读者必然会处于一种自动化的、无意识的感知状态中，尽管事件本身可能得到了强调，但读者对事件的感受却变得麻木、迟钝，审美感知的时间也不可能得到延长。与此相对应的是第一人称限定性人物视角，叙事者自始至终转用故事中或故事外某个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对事件的发展知之甚少，对人物的认识具有局限性，这种叙事视角有效地增强了文本的可感性，并充分调动了读者感受的参与，从而使审美感知的时间得以延长。
《马嘶岭血案》采用的就是限定性的第一人称人物叙事视角，对事件本身没有过多的强调，也没有全面地展示凶杀案发生前后各有关人物的内心活动，而是选取两位杀人凶手中的一个即年轻的挑夫“我”的视角来展开故事推动情节，开头一句“我就要死了。活着也就跟死了一样”的第一人称叙述便紧紧地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接着小说开始讲述血案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从“我”和九财叔进入勘探队做挑夫起，“我”见证并经历了事态演变的整个过程。九财叔和勘探队员之间对立的情绪、不被理解和接受的痛苦、被罚二十块钱所滋生的怨恨以及城乡经济的巨大差距产生的严重心理失衡等等，这些所有的细腻的感受，不是以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客观地总结和阐释出来，而是透过挑夫“我”的视角和眼光反射出来，这种视角的最大艺术效果是拉开了接受与表现客体之间的审美距离，延长了审美感受的时间，从而使读者获得一种新奇而陌生的审美体验。
那么，当血案发生之时，作为初次杀人的“我”，血案的的参与者、见证者，在整个杀戮过程中又有着什么样的细微的心理感受呢？《马嘶岭血案》中有下面一段描写：
我又闭上眼睛，朝小谭的头上砍去。斧背砸瘪脑壳的声音真的很难听，短促，沉闷，哑声哑气，就像砸一个未成熟的葫芦。完了一件事，我握着开山斧站在山坡上，我看到的小谭扑倒在地上，抱着一块大石头，好像要亲吻。这个山里娃子就这么完了。接着又响起了小杜的几声连续的尖叫，油嫩嫩的声音。后来就没有了，我知道小杜也完了。
一场血腥的杀戮，作者并没有像许多小说那样对其进行客观而细致的描摹，以使人了解和认知事件的整个过程，而是通过杀戮者的自我感受的过程将信息传递给读者，这样做的直接效果是事件的感受过程被突出，人物对事件的感受得以强化，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 “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 陈应松运用第一人称限定性人物视角再现了人们在生活中感受新事物，认识新事物的渐进过程，读者在渐进的阅读过程中充分沉入到对它的感觉和体验之中， 这既延长了读者感受的时间，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审美情趣。可以说第一人称限定性人物视角是对传统全知全能视角的陌生化，在这种限定性视角的叙述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认识新事物的新鲜的陌生的感受过程被再现，它使人们熟悉的对象陌生化了，如同初次见到一般，从而延长了读者的审美体验并激发了读者进行创造性阅读、填充文本空白的积极性。
三、语义的转移
在陌生化诗学理论中，一直比较关注比喻手法的运用，认为比喻是诗人可能会采用的多种陌生化手法中较为彰显的一种，它体现了诗歌的一个总倾向，即将表现客体移植于“新的感受域”中，而“这种经由比喻而实施的‘语义的转移’是诗之所以为诗的根本所在。”
比喻，按照什克洛夫斯基的解释就是“将通常用以表达一定概念的语词转用于与之截然不同的另一概念”陈应松的小说《马嘶岭血案》中，经由比喻而实施的这种语义的转移，可谓比比皆是。
首先是对人物的超常规比喻，作者将被斧头砸瘪的脑壳比作“石头缝里抠出来的红薯”，将凸起的眼珠比作“落地的秋板栗”，将因愤怒扭曲变形的刀条脸比作“秋扁豆”。这里作者通过由“人”到“物”的转移，将事物从原来所处的语义系列中拽取出来，移置于另一语义系列，使事物具有了陌生的新的面貌。作者在转移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本体与喻体之间的距离，有意识地选用距离较远使用机率较低的喻体，通过出人意料的比附赋予了对象崭新的陌生的面貌，从而使读者获得一种新奇的审美感受；然而要想进一步攫取读者的注意力，仅仅做到化出新意显然是不够的，因此作者还避开了老生常谈，依仗他大胆的想象，捕捉住常人意想不到的一些意象，创造了一些既新且美的比喻。这一点在对马嘶岭自然景观的描绘中更加突出，如“天空像一张豁然张开的大嘴，瓦蓝瓦蓝”，“流淌着的河水在秋天通体泛红，好像一头巨蟒吐出的信子”，“更远的群山如黛，连绵不绝，像一些晾在阳光下的绿绸子”。“天空”与“大嘴”、“河水”与“蛇信子”、“群山”与“绸子”等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事物，作者通过由“物”到“物”的转移和变换语词通常所处的语境，将事物从原有的日常所属的语义系列中移置到距离较远的新的语义系列，同时赋予事物一种富有美感的彩色画面，使比喻意象化，这种巧妙设喻对读者造成的强有力的视觉冲击力和审美感受力是无可比拟的。
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嘶岭血案》中对杀人场面的描绘：“祝队长在我的斧下一声惨嚎，就像年猪在刀下的惨嚎一样！”；“斧背砸瘪脑壳的声音真的很难听，短促，沉闷，哑声哑气，就像砸一个未成熟的葫芦”；“马嘶岭上，那几个或蜷或卧的人，都在夕阳里透明无比，像一块块形状各异的红水晶”。在杀人场面的语言描绘中，我们明显感觉到了“我”超常的冷静，由于“我”特定心理距离的保持，在“我”异常冷静的眼光里，人宝贵的生命不过如动物、如植物甚至如无任何生命的“水晶”一样脆弱而低贱。作者通过这些冷色调比喻的建构，不仅实现了语义的自然转移，更重要的是拉开了“我”和其他人物的心理距离，凸显了“我”的理性。也正是因为“我”有了这种异乎寻常的理性，所以才能够冷静地审视血案的整个经过，才能够对血案的前前后后做出从容的叙述，使一场司空见惯的抢劫杀人案有了一种陌生的面貌，从而打破了读者的接受定势，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马嘶岭血案》成功地运用了陌生化的技巧和策略，有效地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和感受力，打破了读者对现实世界的习惯性认知方式，唤醒了人们对接受对象的新鲜的原初感受，调动了读者的审美注意力，让人们充分地体验和感受到作品的每一个细部。在这部作品中，陈应松通过情节、叙事视角、语言等多种陌生化手法，表达了作家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忧虑，并且以预言形式，说出了城乡由于巨大差距和隔膜可能导致的社会危机，因此，小说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参考文献]
[1] 张隆溪 ．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M]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6．85．
[2] 张隆溪 ．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M]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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