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亲爱的》人文关怀探析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电影《亲爱的》人文关怀探析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电影《亲爱的》是一部由陈可辛执导，黄渤、赵薇、郝蕾等人主演的打拐题材影片，讲述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爱之上的坚韧、理解和善意的寻子故事。电影《亲爱的》不仅收获了34亿元的票房成绩，还受到了业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影片采用多角度的人物塑造手法，众多的个体悲剧隐藏着复杂的人性和独特的审美体验，这种充满人文关怀的审美体验正是电影在深层上打动观众心灵的主要因素。抛开电影的商业运作，让我们从每个角色中感受导演对人情世态的理解。

[关键词]人文关怀；电影；《亲爱的》

对于中国电影发展来说，2014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大片的竞争力呈下降的态势，如吴宇森导演的明星巨制《太平轮（上）》，而《北京爱情故事》《同桌的你》《分手大师》《小时代3》和《后会无期》以及《亲爱的》等中等成本制作的电影发展迅速。可以说，中国电影市场告别了唯大片现象。其中电影《亲爱的》中等制作成本收获了34亿元的票房和极好的口碑，在2014时光网评分为80分，排名第二，在2014豆瓣评分为84分，排名第一。

《亲爱的》是由陈可辛执导，黄渤、赵薇、郝蕾等人主演的一部打拐题材电影，改编于真实故事，具有电影本质和真实人物所要求的矛盾性。影片讲述田文军和鲁晓娟曾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后因两人之间的感情不和而选择了离婚。离婚后，儿子田鹏是二人唯一的牵挂，一天，田鹏外出玩耍，一去不返。寻子路上，田文军和鲁晓娟结识了一群同样失去孩子的父母。大家相互慰藉，不放过一丝线索和希望，其间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曲折。三年后，田文军终于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偏僻山村找到自己的儿子，只是儿子已不认得他了。更令人纠结的是，儿子与人贩子的妻子李红琴建立了深厚的母子感情。丢失的挚爱能否找回？残缺的家能否真的破镜重圆？寻子背后，一场亲情风暴正席卷而至。

导演陈可辛追求电影艺术性的同时，更喜欢讲述大众的故事，他曾说：“我从来都是千方百计地拍和观众接近的电影，大众喜欢的电影，不要说是商业片还是文艺片，它就是大众电影，我从来不拍小众电影。”[1]电影《亲爱的》叙事风格采用“复调”结构，“复调理论”是俄罗斯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提出的，他认为：“许多种独立的和不相混合的声音和意识，各种有完整价值的声音的复调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本特点。”[2]影片关注了不同阶层的人物，有小市民形象的田文军、富豪形象的韩德忠、白领形象的律师、农民形象的李红琴等，形成较为复杂的结构关系，呈现出了“众声喧哗”的局面和开放性的对话关系。电影《亲爱的》正是采用了这种复调理论，每一个角色、每一种声音都倾注了导演的“人文关怀”，就连造成所有人痛苦的人贩子杨某，自己不育，为了支撑男人的尊严欺骗妻子是她不能生育，从深圳拐走别人的孩子，他在病死前为保护妻子要她永远不要踏入深圳。众多个体悲剧隐藏着复杂的人性和独特的审美体验，这种充满人文关怀的审美体验正是电影在深层上打动观众心灵的主要因素。抛开电影的商业运作，我们可从每个角色中感受到导演对人情世态的理解和人文关怀。

黄渤饰演的田文军，生活在社会底层。在孩子鹏鹏丢失后拼命寻找，对儿子的爱促使他把“希望当饭吃”。当他历尽艰辛找回自己的孩子时，孩子已经忘记那个小时候一直逗他开心的爸爸。这个结果与他渴望中的家人重逢相拥、喜极而泣的动人场面完全相悖，他在派出所的楼梯间痛哭，那是一个父亲压抑了太久的泪，顷刻爆发，面容抽搐，声嘶力竭，是绝望之后重获希望的冲击，没有任何语言，但观众完全能够感受到一个父亲的伟大。田文军对于人贩子杨某的妻子李红琴的态度也体现了导演在细节上的把握。田文军有足够的理由恨李红琴：本该在自己身边成长的孩子却落户在这个农村女人的身边，本该每天都能听到孩子亲切的呼唤到现在却连叫声爸爸都要重新培养。也许这个女人是无辜的，孩子不是她拐的，她也不知道孩子是拐来的，她唯一做的就是付出了一份母爱。田文军没有把仇恨加到这个农村女人的身上，当所有人都殴打这个人贩子老婆的时候他选择了阻拦，对李红琴说：“我最多也就做到不恨你。”这句话一出，满眼泪水。田文军在拍摄寻子视频时，他不忘强调：如果孩子被拐卖到其他人家，千万别给孩子吃桃子，孩子对桃子过敏。当田文军找回自己的儿子后，李红琴好几天偷偷躲在田文军家附近，只为看“儿子”一眼，却被田文军发现并警告，讪讪离去前，她小心地对田文军说：别给孩子吃桃子，他对桃子过敏。这一刻，复杂情感的碰撞已经不是单纯的伦理关系的探讨，而是上升到了人道主义的高度，大爱无界。

郝蕾饰演的鲁晓娟，是田文军的前妻，和田文军离婚后，不认命的她组建了一个中产家庭，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但在丢失了孩子之后，她明白，金钱、地位是无法弥补失去孩子这样一种痛苦的。她一直追求中产阶级的生活，最后却发现丢失了自己。失去鹏鹏，她又变得跟田文军一样了；寻找鹏鹏，其实是她自我重建的过程。电影一开始，鲁晓娟是一个会说话会争论的女人，但当她加入寻子组织时，韩德忠让她发言，她开始沉默，后来痛哭着说：“对不起，是我把孩子弄丢的，我感觉到孩子在追我的车子，但是我没有回头。”这种因为自责而带来的巨大折磨也是她不吃不喝拒绝丈夫性要求的真实原因，她拒绝再生孩子，觉得这是对儿子的背叛。她无法原谅自己甚至无法直面自己的错误。当找到孩子，孩子没有管她叫妈，她下楼的时候，田文军问她：“你说孩子被拐之后多久才叫你妈妈的呢？”她回头看了一眼，眼神中充满了悲伤、绝望、痛苦和无奈。为了赢得田鹏的信任和感情，她选择了放弃自己的老公，用收养吉芳来讨好田鹏，以此来模糊那段不堪的岁月和苦涩的记忆，让人觉得可怜的同时，也不禁感慨她身上的母爱已超越了她自己。

张译饰演的韩德忠，是富人形象的代表。作为同样丢失孩子的父亲，寻找自己的孩子六年，自发成立一个互助会组织将失童家属团结起来，让大家互相鼓励、安慰。关键时刻，韩德忠自己出钱，联系各地警察，带领着大家四处奔波寻找被拐儿童。韩德忠代表着希望和爱，看见他，仿佛那些失去孩子的家人也不再那么绝望，他间接帮助田文军找到了鹏鹏。他坚信孩子能找到，坚决不生二胎，并把这一想法传递给组织中的所有人，直到黄渤饰演的田文军找到自己的儿子时，他绝望了，他准备生二胎，但又觉得十分对不起大家，他愧疚，他自责，可是没有任何人埋怨他，只有祝愿。韩德忠一直在付出，甚至更多时候是无私地帮助别人，我们更多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谅。剧情的最后，韩德忠显得有点落寞，欢喜是田文军的而不是自己的。

佟大为饰演的高夏，是一个市侩色彩极其浓厚的小人物，一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律师，靠欺骗手段来换取官司成功，对来自农村的求助者敷衍了事，看重金钱，等等。他身上又有着浓厚的人性色彩：玩世不恭却对自己认定的事情极为认真，内心对于弱者的真正同情也使他最终接了一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官司。影片细节之一是他在街头保护被失踪儿童父母群殴的李红琴的场景，在突发的事件下显露出来的本能动作体现了角色的内心；细节之二是他对于身患严重精神疾病的母亲的照顾进一步展示着这个角色真正的内心。高夏的戏份不多，导演却用这一角色的较多细节来展示人性的复杂与多面：外表的冷漠、市侩，内心的善良与坚持。

赵薇饰演的李红琴，一个地道的农民形象，是一个悲剧性的角色，她像大地一样，吸纳了所有的惩罚与怨恨，她的悲剧在于她是人贩子的老婆，无意识的帮凶，但她同时又是吉芳、吉刚情感上的母亲。她收养了丈夫拐来的儿子，却因为这个养子再次失去了自己的养女，她顶着非议和辱骂，只想做一个真正的母亲。当看到儿子被人抱走后，她拼命地抢夺，狠狠地摔倒，无助地奔跑，失声地哭喊，彰显了一个母亲的本能。在警局幽暗的审讯室，从文件缝隙中露出的无助害怕的眼神，抱着小孩冲出审讯室在警局走廊的嘶吼却彰显了母爱的力量。入狱半年获释后，她到深圳福利院找“女儿”。为要回收养的女儿，她学习收养法，找律师，甚至不惜出卖肉体换来可贵的证据。公交车上看到“儿子”出现在路边，她不顾一切冲下公交奔向“儿子”，却成为众人围攻的对象，最后下跪乞求众人原谅丈夫的错。可怜天下父母心，生他的父母心和养他的父母心，原本都是一颗善良的真心。可以说，只有看懂了李红琴，才能看懂电影。仔细想想，她不知道这孩子是拐来的，她做的只是把孩子养大，付出一个母亲的勤劳和情感，可到最后，儿子和女儿都是别人的，法律的无情、生活的残酷，以至于我们在伦理道德上本应厌恶这样的“人贩子老婆”，但最终却转为怜悯和感慨。李红琴为了能见到“儿子”“女儿”去律师家做保姆，做保姆需要体检，体检报告出来了，李红琴惊讶的是医生居然告诉她，她怀孕了。李红琴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她想起，丈夫说过她是一个无法生育的女人，她为了要回孩子出卖了自己的身体。原来，不能生育的不是自己，而是她死去的丈夫。李红琴内心的感情简直复杂到了极点，生活跟她开了个多大的玩笑！如此卑微、善良、坚韧，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法律，没有一样是站在她这边的。命运于她何尝不是残酷的？作为人贩子的妻子，我们应该憎恨她；作为一名母亲，她的爱令人动容，值得同情。如此复杂的人物，单纯的道德判断已经失去意义。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普遍的人性困境。可以说，导演对这一人物形象审美的重塑，不仅抹去其原型的狭隘性、功利性，更通过虚构一系列故事情节增添人物的悲剧感乃至崇高感。

电影《亲爱的》没有落入善恶分明、结论清晰的套路，也没有把人性的矛盾完全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在人生的经验中，几乎每个人都曾经追问过对与错、善与恶，也希望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对与否。这种对人生行为的追问正是伦理诉求，伦理诉求的人文价值在于它既有益于社会认可，又有益于自身对生命的反思。在各个角色的冲突背后也提出一些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孩子被拐走需要解救，但法律规定人口失踪24小时后方能立案，错过了解救孩子的良机，孩子失踪后难以找回已经成为一个沉重的社会之痛；李红琴出狱后到福利院探望女儿被拒，企图收养女儿又因农村人身份遭到歧视；在法院调解时，调解员无精打采并指责李红琴的律师“什么案子都接”；韩德忠在儿子失踪六年后打算生育第二胎，去办理准生证，工作人员要求其出示儿子的死亡证明……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现实意义，更能引起人们对社会制度的反思。

时代已经对自己的需要做出了裁决， 市场以自己的方式回报了对传统价值的现代诉求方式。

《亲爱的》用电影语言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爱之上的坚韧、坚守、理解和善意的故事，多角度的人物塑造手法自始至终贯穿着人性的复杂和矛盾，这种矛盾冲突不是“对”与“错”的较量，而是“爱”与“恨”之间的抉择，表达了对芸芸众生的普遍悲悯、同情与理解，影片获得的好评如潮，市场以自己的方式回报了人文精神的诉求方式。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4年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华语网络文学的起源、发展及其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42400410207）。

[参考文献]

[1] 柳彦.陈可辛：穿黑风衣讲爱情故事[J].电影，2005（11）.

[2] 黄子婵.商业与艺术共舞[D].南昌：南昌大学，2010.

[3] 梁枝文，赵清.希望它只是一个起点――《亲爱的》影评[J].中国西部，2015（01）.

[4] 胡清，黄子婵.陈可辛电影叙事探析[J].电影文学，2010（08）.

[作者简介] 肖世才（1970―），男，河南商城人，硕士，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