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土法炼铅遗祸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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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来，一个叫鹏鹏的5岁男孩令一家人陷入恐慌――每年至少5次突然眼睛翻白，牙齿紧咬，全身僵直半个小时。多次到医院检查均不得眉目，母亲一度相信是“猛鬼上身”，在儿子发作的时候，她不得不忍痛把手指伸到他的嘴里，任他撕咬。

四川隆昌县渔箭镇，自2005年以来接连发生异象：鱼莫名死去，红苕和萝卜从心开始发黑，白菜莴笋的叶子发黄、腐烂。

直到2009年底，人们才惊觉困扰村庄多年的幽灵是铅。2010年3月13日，这个小镇检测出血铅含量异常的94人，88名为儿童，其中14名儿童分别被诊断为轻、中度铅中毒，7名最终入院治疗，一岁的张贤蕊血铅含量达到了307毫克/升，是国家规定的儿童安全标准“100毫克/升”的3倍。

肇事者是2005年投入生产、主要利用废旧蓄电池生产还原铅锭的四川隆昌忠义合金有限公司。

三天后，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发现250名儿童血铅检测超标，17日，相邻的桂阳县14人铅中毒入院治疗，估计血铅超标的当地村民超过300人。

近年来，中国福建、安徽、山东、甘肃、陕西等多省连续发现“血铅”超标和中毒事件，遭遇“血铅”伤害的儿童近万。有评论称，中国多年来乡村粗放式的大炼铅埋下的污染隐患渐显，进入显露期，或成困扰中国社会的严重问题。

土法大炼铅

血铅的背后是“土法炼铅”。

铅是一种带蓝色的银白色重金属，质地柔软，抗张强度小，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

，主要用于汽车铅蓄电池、电缆护套、氧化铅和铅材。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精铅生产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精铅消费国，现已形成东北、湖南、两广、滇川、西北等五大铅锌采选冶和加工配套的生产基地，其铅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5%以上。

在中国，粗铅的生产工艺采用火法，湿法炼铅仍处于试验阶段。传统的冶炼方法仍占主导地位，据统计，大约有80%的铅是通过烧结焙烧――鼓风炉还原炼铅工艺生产出来的。

相关资料表明，这种工艺的缺点是烧结烟气SO2浓度低，采用常规制酸工艺难以实现SO2的利用，严重污染环境。此外，在原料破碎、筛分时，物料量大，扬尘点分散，造成污染。

大型铅矿山由中央、省建立大型炼铅厂分夺，当地则分得小矿和企业尾矿、炼铅厂所产的铅浮渣、含铅炉渣，湿法冶金所产的浸出铅渣，铅熔炼所产的铅锍，以及铅消费部门的各种废料。

这股数量众多的市县炼铅企业成为一支庞大的“地方军”。和“中央军”相较，这批企业“小采矿、小选矿、小冶炼”，设备更为简单，冶炼工艺更为落后。

目前，遍布在郴州境内的“三小”冶炼企业发展到500多家，其中一半以上属于“土法”冶炼企业，生产三废基本直接外排于生活环境内。

第三个层次则是散布乡镇的“乡勇”，负责废铅回收和再生。

中国汽车、通讯和化工业的迅速发展，对铅酸蓄电池的需求不断增加。目前，中国铅酸蓄电池厂家1000余家，消耗的铅约占铅总产量的75%，蓄电池消耗量增大而导致废旧蓄电池增多，创造了一个再生铅产业。

根据相关测算，从铅废料中直接回收的铅省却了采矿。选矿等工序，比原生铅低38%。

2006年，世界精炼铅总量为663.4万吨，其中再生铅为249.1万吨，占精铅总量的37.5%。在生产工艺上，发达国家主要采用机械破碎分选，并进行脱硫等预处理技术，将废旧蓄电池分开，分为橡胶、塑料、废酸、铅金属、铅膏等几大部分，分别回收利用。

而在中国，近300家的大小再生铅企业仅完成了30万吨再生铅，产业技术仅相当于发达国家1960年代水平，年产2万吨以上的企业只有徐州春兴集团和湖北金洋冶金股份有限公司等少数企业，且只有少数几家采用预处理分选的再生铅新工艺技术。

这个利润微薄却总量可观的再生产业更多落入乡镇企业之手。资金、政策和人才的优势帮助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较快确定了市场优势，而中西部地区的乡村处于生产链条的边缘，他们更多采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粗放经营模式，从事远离主流的土法炼铅锌、土法炼汞等行业，为中国乡村污染埋下祸根。

多年以来，环保界一直痛斥土法炼铅产业规模小、回收率低下、综合利用水平低、能耗高、环保设施差――80%小型企业没有收尘设施，环境污染严重。

在一个安徽的土法炼铅厂，新华社记者描述说，工人正在用斧头砸蓄电池取铅，使用直接燃煤的反射炉冶炼粗铅、合金铅，铅尘飘扬，摆放着刚出炉的铅锭。工厂中很多地方流淌着棕红色酸液，蓄电池、电瓶壳、隔板、铅片堆放得到处都是，触目惊心。

被伤害的儿童

土法炼铅带来了环境和人的劫数。

2007年8月，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安徽省某镇调查回收蓄电池土法炼铅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为铅污染防治提供依据。调研发现污染区空气样品的铅含量超过国家标准10倍，小麦样品铅含量超国家标准7倍；土壤样品铅含量超过国家标准2-3倍。

在所有已知毒性物质中，铅的危害性突出。许多化学品在环境中滞留一段时间后可能降解为无害的最终化合物，但是铅无法再降解。人类在被污染的水和空气中摄取铅。另一方面，由于水体、土壤、空气中的铅被生物吸收而向生物体转移，进入各种动植物食物中，最后进入人体。

铅对健康的慢性长期效应表现为影响大脑和神经系统，出现失眠、多梦、记忆减退、疲乏，进而发展为狂躁、失明、神志模糊、昏迷。血铅水平往往要高于2.16微摩尔/升时，才会出现临床症状，因此许多儿童体内血铅水平虽然偏高，但却没有特别的不适，轻度智力或行为上的改变也难以被家长或医生发现。

儿童在铅污染面前更脆弱。有专家称“如果是成人，吃下的铅中15%被吸收，而儿童和婴儿也许能吸收50%通过消化道摄入的铅”。

2006年9月，甘肃省徽县水阳乡发生2000人铅中毒事件，300名儿童中有155名属中度以上血铝中毒。

2008年，江苏省邳州市运河镇新三河村发生大规模铅中毒事件，全村100多个14岁以下儿童中，铅中毒人数达到41人，还有65人被查出为高铅血症。距离新三河村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亚洲最大的铅再生企业江苏春兴胜科合金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2009年8月，陕西省凤翔县长青镇马道口村和孙家南头村731名儿童中，经检测发现615名儿童血铅超标和中毒，其中166名儿童需住院驱铅治疗。

2009年10月，福建上杭华强电池有限公司被发现导致周边至少121名儿童血铅超标和中毒。

截至2009年10月14日，河南省济源市发现3个重点镇中10个重点村、3108名14岁以下儿童中，血铅值在250微克/升以上需立即接受驱铅治疗的有1008人，占32.4%。

报道称，2008年和2009年，曾针对郴州当地儿童的血铅含量现状进行调查，在23000多名被调查的儿童中，54%的血铅含量超标。

上述血铅事件的爆发导火线均是当地村童发生异常状况到医院治疗，才“偶然”发现了血铅异常。

“血铅儿童”成为频发现象，显示大陆土法炼铅产业造成的环境危害效应已进入释放期，健康和医疗代价难以估计。

危险的叠加效应

国家早先已注意到血铅的危害，却未能有效遏制铅污染集聚。

1996年，国务院出台【1996】31号文《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坚决清理取缔遍布全国各地的“15小”炼铅厂。

在对小炼铅厂的定义中，一条取缔标准是：现年产铅或锌（或氧化锌含量）2000吨以下的企业。

但一些土法炼铅的厂家采取了对策，他们将当地所有的炼铅企业集中起来，组成“再生金属总公司”，喊出“规模生产、集中治污”的口号，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

为安抚周边村民，一些厂家定期会安排对农作物减产和损害的赔偿，换取民众的容忍。一些厂家甚至还开始招收周边村庄残疾人，试图减少村民的抗争。

2001年9月，安徽省长许仲林批示“望抓紧研究根治办法，决不能以牺牲群众健康、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求发展”，要求关停安徽的小炼铅，阜阳市也发出《关于立即停止土法炼铅的紧急通知》。

新华社记者随后发现，这些小企业仍旧顶风违法生产。

2004年，国家环保部规定：重污染化工项目必须报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准投入运行。2007年3月，中国正式实施《铅锌行业准入条件》，规定居民集中区以及医院和食品、药品企业周边1公里内，不得新建铅锌冶炼项目，也不得扩建除环保改造外的铝锌冶炼项目。

但现实中违规现象大量存在。造成湖南嘉禾血铅事件的三家企业，都属于未通过环评审批手续的非法企业。

2009年10月，河南济源市关闭32家涉铅企业和3家企业的烧结机，将烧结机工艺推到风口浪尖。

随后，陕西、湖南、广西、山西、山东等地环保局对土法炼铅相继开展了关停整顿。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潘根兴尖锐批评，中国企业环境影响评估的缺陷和监管的科学指标体系不健全，是导致“达标排放仍会造成血铅超标”的原因。潘根兴说，在常规环境影响评价中，一般注重控制排放物浓度指标，轻视环境长期的影响评价。

2009年9月，环保部会同发改委等八部委抓紧制定《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方案将对重金属工业及有色金属加工业工业废水最高容许排放标准值重新严格界定，另外，方案将对铅冶炼厂当前普遍应用的“烧结机”进行彻底淘汰。

对一些铅冶炼企业的关停整顿导致铅产量降低，大幅拉升铅价。2009年8月20日至9月9日，国内长江市场铅现货价由13525元/吨反弹至16450元/吨。暴利继续鼓舞一些土法炼铅者加大马力。

尴尬的是，一些地方政府无意放弃相当财税和背后可能的利益勾兑，成为了土法炼铅的支持者。

在过去4年，四川隆昌县渔箭镇村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肇事炼铅厂的投诉。但政府及环保部门总是坚称，这家企业“达标排放”，环境监测“全部合格”。甚至在血铅事件爆发后，隆昌县环保局副局长李家琪还向媒体称，该企业一直“达标排放”。

渔箭正是中国各省血铅事件的一个缩影――村民多年投诉肇事炼铅厂却总是被地方政府告知“排放合格”。铅排放标准的重新修订，面临诸多阻力。

有评论称，血铅现象植根于大陆错综的社会现实，是大陆环境污染由单一性事件过渡到叠加效应的表征，它可能是一系列更加严重的综合性环境事件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