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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常态的视角看待经济金融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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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常态之下,应由市场推动金融和经济共生共荣,并明确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实现居民实际享用产品和服务的增长

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基本平稳,但7.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与过去两位数以上的增速相比,国民经济明显在一个新的增长平台上运行了,也就是大家都说的新常态。到底中国经济的走向会怎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态势?金融和经济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一些具体的经济金融谜题又该怎样认识?

为何会有新常态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主要依靠三驾马车拉动:投资、消费和净出口。那么这三驾马车在前几年甚至三十年前是怎样的情况呢?

先说投资。很多人认为,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周期特别是前几年国际金融危机而推出的投资刺激计划是前期投资增速高的根本原因。当然这个原因非常重要。但是,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说,前几年以及再前些年投资增速高的根本原因是当时我国经济发展处在一个需要且能够吸纳高速增长投资的阶段,这是内因,而应对经济下行周期的经济刺激是外因。或者说,前些年投资的高速增长是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周期或者人为刺激的问题。

在分析投资方面时,有一个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不得不提,那就是房地产。我国从90年代末各地陆续取消福利分房制度,房地产市场全面进入市场化,带动土地开发、工程建设、建筑材料、装饰装修、家具家电等一整个产业链条巨大的投资额。但这是一个不可持续或者说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过程。大家的居住条件总会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房地产市场也会逐渐趋向平衡。不能指望后几年的投资仍然可以在房地产投资的拉动下继续前些年的高速增长。除房地产之外,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这几个投资大户的情况也基本类似。超越需求或者更准确地说超越发展阶段的需求,结果要么是制造业的产能过剩,要么是基础设施的闲置。

再看消费。从消费的特点看,受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周期的影响要小于投资。从根本上说,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因素。人口因素一方面是数量因素,另一方面则是消费水平因素。从数量因素看,我国的人口已经进入到一个增长较为缓慢的阶段。但消费水平在一般意义上存在一个所谓的“棘轮效应”,即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尤其是短期内具有不可逆性,易于向上调整,难于向下调整。这种习惯效应,使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消费者易于随收入的提高增加消费,但不易于因收入的降低而减少消费。因此,从数据上也能看出来,在宏观经济增速放慢的同时,消费增速始终比较稳定。加之我国的人口越来越集中在经济活跃度高的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热点地区,消费潜力巨大。可以初步判断,即使剔除遏制奢侈消费及非正常消费的冲击因素,今后几年,我国的消费仍将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

第三是进出口方面。从当前的外贸数据看,进出口的形势不容乐观。单纯从数据角度分析,这里有去年同期套利贸易导致基数虚高的因素。但若是从一个全球贸易发展的视角去分析,可以看到全球产业转移与产业替代效应在逐步发挥作用。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外贸易很大程度上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力成本不断提高,土地、厂房以及资金等其他要素成本也在不同程度地升高,导致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在逐渐减弱。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南亚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在明显增强。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引发的制造业回流也将不断蚕食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贸易份额。因此,如果不能培育出我国对外贸易的新优势,就不能寄希望进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仍然会像前些年那样巨大。

现在,“三驾马车”中的两驾不能和前些年同日而语,一驾保持基本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自然而然会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运行,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降下来,这就是新常态。

市场推动金融和经济共生共荣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和经济共生共荣,不存在弱实体经济下的强金融。如果短期内二者共存了,那就是泡沫出现了。媒体上“影子银行”“货币超发”“资金空转”“信用膨胀”“脱实向虚”等热点词汇都是对这一问题的警示。

实实在在的财富需要实体经济源源不断创造出来。金融的作用是将货币资金配置到更有效率创造财富的实体经济部门中去。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平衡。如果大家发现从事“配置”的工作比从事“创造”的工作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越来越多的人和资源就会向“配置”流动,愿意从事“创造”工作的人将越来越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是最有效的指挥棒。参与市场的各个主体都以当下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行为的导向。但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许多采取激进、非长远、非理性利益最大化行为的个体恰恰成为了整体利益的掘墓人。所以,一方面,政府宏观调控很有必要,但另一方面,事实也会告诉政府,无论多么理性、周全的顶层设计,要想影响最基本的个体单位的行为都不容易。只有以“利益”作为导向和驱动的顶层设计才能真正有效和快速地推进实行。

理顺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实现好的增长

对于以上分析,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悲观。这是因为:

第一,7.5%的增长速度和我们过去几年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比是低了一些,但是在全球范围看,仍然是较快的。

第二,一国经济增长的最终表现应该是该国居民实际享用产品和服务的增长。这里需要着重强调是“实际享用”。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长不应只看国家财政收入、居民收入、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信贷投放等指标增加了多少,而是应抓住居民最终“实际享用”到的产品或服务这个本质。所以,笔者认为,要解决当前经济形势的重重矛盾,首要的一点是要将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居民实际享用的产品和服务的增长”上来。经济增长应该有一个供求平衡、符合国情、适应发展阶段的速度,只要国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升,质量在不断向好,就是好的增长。

第三,简政放权、鼓励创新和惩治腐败,国家已经逐步走出了几招解忧纾困的好棋。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非常需要明确市场和政府的界限,认真梳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已迫在眉睫。一点点损失都不发生、一点点风险都不容忍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调整和转型。对于个别领域、个别个体,应该让其自行承担风险,让市场的严酷和利益的损失来帮助其长“记性”,最终反而可以减少系统性风险的积累,有利于系统性风险的提前化解。政府多把精力放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规则和市场环境建设上,这样才可能在真正培育市场的同时防范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