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级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动态效应研究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中国省级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动态效应研究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借助VAR模型实证分析中国省级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动态效应,结果表明: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在东部地区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中西部地区挤出效应更明显,东部地区从总效应中受益最大,不同地区获得的区域外公共投资溢入效应不同。原因在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圈扩散效应和吸附效用的相对强弱不同。由于经济圈中心地区强大的吸附作用,同时邻近两个经济圈的河南、福建(长期)、贵州(长期)私人投资发展仅仅依靠本地区公共投资的带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省域经济发展可能存在以邻为壑的现象。
关键词:公共投资;私人投资;溢入效应;经济圈
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6-0063-07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公共投资是指投向于公共产品或服务行业的投资。由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公共品的边界发生变化,公共投资的概念也随之发展。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是Pereira等(2003)的划分,他们将公共投资细化为五部分:一是由高速公路和街道组成的基础设施;二是由电力和煤气设备、运输系统、机场等组成的基础设施;三是由污水处理和水供应系统组成的基础设施;四是教育、医院建筑物及其他建筑物;五是保护、发展组织和民用设备。借鉴上述概念,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公共投资细化为:交通运输及仓储、邮电和通讯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①
凯恩斯理论认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能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扩大有效需求。新古典主义对公共投资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替代性假说”,认为政府的公共投资水平越高,会使资本积累率超过私人部门决定的最佳水平,为保持经济中最佳的投资水平,会导致私人减少投资,即“挤出效应”;另一种是“互补性假说”,强调政府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等投资提高了私人投资的边际生产率,从而引致更多的私人投资,即“挤入效应”。
对于公共投资的经验分析始于Aschauer(1989a)对美国公共投资产出效应的研究。在随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关注公共投资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及检验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入或挤出效应。Aschauer(1989b)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入效应,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为互补品。Argimón等(1997)利用14个OECD成员国的面板数据,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投资生产率的正效应,结论支持了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入效应。Mittnik 等(2001)运用VAR模型估计6个工业国的GDP、私人投资、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不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Voss(2002)选取美国和加拿大1947―1996年公共投资、私人投资、真实利率、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价格平减指数等数据建立VAR模型,结果表明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出效应。Pereira 等(2007)将公共投资分为本地区公共投资和区域外公共投资,再加上本地区的产出、就业和私人投资,建立五个变量的VAR模型,结果表明:考虑到地区之间公共投资的溢出效应,不同地区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作用效果不同,挤入和挤出效应并存。这可能与地区发展的异质性相关。
国内学者关于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研究不多。曹建海等(2005)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公共投资、私人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杨晓华(2006)对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和产出进行协整建模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在短期具有挤入效应,长期则具有挤出效应。尹贻林等(2008)运用VAR和VECM对公共投资的私人投资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内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综合效应表现为挤入效应,短期内具有挤出效应。
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文献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是缺乏地区层面的研究。由于区域发展的异质性,不同地区公共投资的作用效应不同。因此,通过各地区公共投资的私人投资效应研究可以比较不同地区公共投资的作用效果。二是没有涉及公共投资网络效应的研究。由于公共品的外溢性,一个地区公共投资效应的发挥不仅仅局限在本辖区内,还可能对其他地区的私人投资产生影响。因此,对公共投资网络效应研究可以发现哪些地区受益于公共投资的外溢性,且这种外溢效应有多大。以上两方面正是本文所做的研究。
文章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研究方法;第三部分为实证研究;第四部分为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动态效应的一种解释;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研究方法
根据一般经济理论,一国经济的产出、投资、劳动力和技术等因素是相互作用的。由于人力资本和R&D是公共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认为公共投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进步(Aschauer,1997)。考虑到传统的生产函数模型存在内生性,加之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不能为各变量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严格的定义,本文采用VAR模型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VAR模型的构建只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构建VAR模型的变量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二是各变量之间存在滞后效应。一个VAR模型由以下N个方程组成。
X1,t=α10+∑pj=1α11jX1,t-j+∑pj=1α12jX2,t-j+…+∑pj=1α1njXn,t-j+ε1t
Xn,t=αn0+∑pj=1αn1jX1,t-j+∑pj=1αn2jX2,t-j+…+∑pj=1αnnjXn,t-j+εnt
其中,X1,X2…Xn表示j=1,2,…t时的内生变量,α10…αnnj是参数,p是内生变量的滞后阶数,ε1t…εnt是误差项。因VAR模型中每个方程的右侧只含有内生变量的滞后项,它们与εt是渐进不相关的,所以可以用OLS法依次估计每一个方程,得到的参数估计量都具有一致性。
三、实证研究
为考虑地区层面公共投资的网络效应,笔者将公共投资分为本地区公共投资和区域外公共投资区域外公共投资是指除了本地区以外的投资,如对山东省而言,本地区公共投资和区域外公共投资分别指山东省的公共投资和中国大陆(不含和海南)范围内除了山东省以外的其他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公共投资总和。,进而用产出、本地区公共投资、区域外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就业五个变量构建VAR模型。所有变量均采用对数差分形式,即表示该变量的增长率。
(一)数据说明
根据文献对公共投资范围的界定,同时考虑到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分析的公共投资包括:交通运输仓储、邮电和通讯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笔者用各地区以上各行业1985―2007年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合成总公共投资。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分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两部分,因此,可以用投资总量减去合成的公共投资得到私人投资。各地区是指不考虑和海南,并且将四川和重庆数据合并后的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区域外的公共投资则用28个地区公共投资总和减去各地区公共投资而得。1996―2007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1985―1995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1950―1995)》。由于1985―1995年没有关于固定资产投资总数的统计,根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放投资、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城乡个人固定资产投资五个部分,因此,可以将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公共投资合并得到总公共投资,而将房地产投资和城乡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归为私人投资。此外,考虑到各地区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没有按行业划分,本文按全国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中公共投资的比例来计算各地区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中公共投资的份额。由于年鉴上没有1985―1995年按行业划分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数据,而仅有固定资产组成部分,即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按行业划分的数据,因此,本文分别计算出上述组成部分的公共投资,再加总,从而计算出总公共投资。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去总公共投资得到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和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私人投资总额。由于房地产投资和城乡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属于私人投资范畴,因此与上述计算出的私人投资直接加总进而得到总私人投资。
各地区GDP和就业的数据来源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并将名义GDP、私人投资、公共投资(本地区的公共投资和区域外的公共投资)折算成实际值。实际GDP=名义GDP/GDP折算指数,GDP折算指数根据各地区GDP指数计算而得,即:
GDP折算指数=第t年名义GDP第t年GDP指数÷1985年GDP名义值1985年GDP指数
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按照各地区以1978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折算。GDP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均来自各地区统计年鉴。
(二)数据检验
建立VAR模型之前,要对时间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检验对数差分形式的变量是否是I(0)。本文采用DickeyFuller的ADF单位根检验,其检验的一般方法为:
DYt=a+b×t+d×Yt-1+∑pi=1gi×Yt-1+et
其中,a、b、d、g为参数;t为时间趋势因素;p为最优滞后阶数;e为随机误差项,是独立同分布的白噪声过程。检验过程中滞后阶数的确定采用SIC准则。
笔者对各地区公共投资、区域外公共投资、私人投资、GDP的实际值和就业的对数差分形式进行ADF和PP检验。除天津和内蒙古外,其余地区上述五个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I(0)。
(三)模型设定
由于变量是平稳的,直接对平稳变量建立VAR模型,不考虑天津和内蒙古,每个地区建立一个VAR模型,这样得到26个VAR模型。模型的设定如表1。根据AIC准则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外生变量常数项和时间趋势的选择是基于模型拟合程度的考虑。
(四)动态分析
用平稳变量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系统,因此,可以对以上26个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冲击的反应,即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产生的影响。在VAR模型中,公共投资变量是内生的,而随机扰动是外生的。因此,分析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动态作用的关键是识别出来自公共投资的冲击。本文运用乔利斯基(Cholesky)分解法将公共投资冲击从总冲击中分离出来。由于相对于区域外的公共投资,本地区的公共投资规模较小,可以认为前者的冲击引起后者的变化;由于政策制定者仅仅拥有私人投资的过去信息,而不知道政策制定时私人投资的状况,可以认为公共投资的冲击引起私人投资的变化。基于上述两点考虑,对冲击的共同部分作如下顺序的分解:本地区的公共投资、区域外的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就业和GDP。另外一种分解顺序是:区域外的公共投资、本地区的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就业和GDP。其结果与本文数据略有差异,并不改变分析结果。
根据累积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可以计算累积弹性。累积弹性反映未来一定时期内公共投资(本地区的公共投资和区域外的公共投资)累积变化一个百分点引起私人投资累积变化的百分比。根据响应函数的收敛时间,即冲击消失的时间来确定时期的选择。通过观察各地区脉冲响应函数图可知,收敛时间一般在5~10年,鉴于各地区的可比性,本文分别计算出各地区5年和10年的累积弹性。根据公共投资的私人投资累积弹性,可以计算出公共投资的边际私人投资,即:
MKKG=εk×KKG
其中,MKKG为公共投资的边际私人投资;εk为公共投资的私人投资累积弹性。K为私人投资水平,KG为公共投资水平,KKG根据样本区间最后5年或10年的数据计算,再取平均值。
因本文将公共投资分为本地区公共投资和区域外公共投资,根据上面的边际私人投资公式可以计算本地区公共投资的边际私人投资(MKKIG)和区域外公共投资的边际私人投资(MKKOG),进而可以计算该地区区域外公共投资的溢入效应溢入效益是指其他地区的公共投资对本地区私人投资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正向的,即挤入效应,也可能是负向的,即挤出效应。,即:MKKOGMKKOG+MKKIG,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注:在计算溢入效应时,本地区公共投资或区域外公共投资的边际私人投资出现负值时视为0。“―”是两者都为0的情况。
从2表可以看出:
从区域内公共投资的效果看,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有16个地区的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入效应。其中:广东、江苏、河北、福建、上海、宁夏和河南从公共投资的边际私人投资中获益最大,这些地区拥有全部这里的数据不包括、海南、天津和内蒙古。以下同。私人投资的39.66%,短期内(5年)却获得边际私人投资正效应的68.73%,长期获得79.98%;北京、山西、吉林、黑龙江、浙江、湖北、四川、贵州、青海和新疆的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可见,以上地区通过公共投资启动私人投资的做法未达到预期效果。从变化趋势看,长期内,安徽省的公共投资会促进私人投资的发展,而江西、山东和甘肃的私人投资受到公共投资的排挤。
从区域外公共投资的效果看,多数地区(20/26)的区外公共投资对本地区的私人投资产生挤入效应。其中:北京、河北、上海、浙江、山东是受益最大的地区,它们的私人投资占全部私人投资总额的31.83%,短期内却获得区域外公共投资边际私人投资正效应的53.49%;山西、辽宁、广东的区域外公共投资对本地区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较大。从长短期的变化趋势看,福建、河南的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逐渐显现出来。
从公共投资总边际产出看,仍是广东、江苏、河北、福建、上海、宁夏和河南从公共投资的总边际私人投资中获益最大,这些地区以39.66%的私人投资份额长期内获得79.98%的正效应。可见,公共投资的形成促进了地区层面私人投资的集中。
从公共投资的私人投资溢入效应看,20个地区存在或大或小的溢入效应。其中:北京、吉林、黑龙江、浙江、湖北、四川和青海的私人投资发展更得益于区域外公共投资的带动;而辽宁、广东和广西的溢入效应为0,区域外公共投资的发展对本地区私人投资不产生作用。从变化趋势看,安徽受到的溢入效应减弱,江西、山东和甘肃受到的溢入效应逐渐增强。
四、一种解释
经济圈降低了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促进了生产要素的集聚(张贡生,2008)。由于经济圈的形成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吸附和扩散效应: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吸附效应是主要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极点聚集;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吸附效应削弱,扩散效应加强,生产要素向转移。因此,笔者认为正是经济圈发展过程中的这种作用效果导致公共投资外溢效应的地区差异。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成渝和武汉五大经济圈。本文将公共投资外溢效应的地区分布与经济圈结合起来分析,如表3。
注:“―”表示无吸附作用或扩散作用或不存在强的带动作用。
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和珠三角在五大经济圈中发展较快,扩散效应较强,而环渤海、成渝和武汉经济圈的吸附效应占主导。表3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这一事实。珠三角经济圈的广东的溢入效应为零,扩散作用最强,长期对江西的带动作用较大。长三角经济圈虽然扩散作用占主导,但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吸附作用:江苏和上海发挥扩散作用,短期内促进安徽私人投资的发展,而浙江省的溢入效应较大,对相邻的福建带动作用较弱。以北京、辽宁、河北、山东为中心地区的环渤海经济圈兼有吸附和扩散作用。其中:北京的溢入效应较大,吸附作用比较明显;辽宁、河北的溢入效应较弱,扩散作用较强。由于北京较强的吸附效应,与其邻近的河北、山西、山东(短期)等省的溢入效应较弱,受到的带动作用较小;而与辽宁相邻的吉林和黑龙江却成为最大的受益区。从变化趋势看,山东逐渐成为受益区,致使河南的情况更糟,长期溢入效应减至零。成渝经济圈的扩散作用较弱,吸附作用占主导。由于本文将四川和重庆的数据合并,故从表3中只能观察到成渝经济圈整体表现为吸附作用。但从周边地区的溢入效应来看,成渝经济圈对青海和甘肃(长期)的带动作用较强。而武汉经济圈的吸附作用占绝对优势,可能仅对相邻的河南和陕西发挥微弱的促进作用。
五、结论
本文考察了公共投资形成的区域影响,即地区层面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作用效应。结果表明:
(1)不同地区受到公共投资的作用效果不同。东部地区的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而中西部地区挤出效应更明显。东部地区的广东、江苏、河北、福建、上海从总效应中受益最大,这表明公共投资的形成促进了地区层面私人投资的集中。中西部地区受到公共投资的负效应较明显,可见,以启动私人投资为目的的公共投资在一些中西部省份未达到预期效果。
(2)由于地区发展的异质性,不同地区获得的区域外公共投资溢入效应不同。本文将这种差异解释为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圈扩散效应和吸附效用的相对强弱。由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在五大经济圈中发展较快,扩散效应较强,而环渤海、成渝和武汉经济圈的吸附效应占主导。因此,经济圈的中心地区及周边地区表现出强弱不同的溢入效应。
(3)由于经济圈中心地区强大的吸附作用,同时邻近两个经济圈的河南、福建(长期)、贵州(长期)的私人投资发展仅仅依靠本地区公共投资的带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省域经济发展可能存在以邻为壑的现象。
参考文献:
曹建海,朱波,赵锦辉. 2005. 公共投资、私人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1-7.
杨晓华. 2006. 中国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兼论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J].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5):68-72.
尹贻林,卢晶. 2008. 我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影响的经验分析[J]. 财经问题研究(3):77-81.
张贡生. 2008. “六五”～“十一五”: 区域协作的历史考察及走势[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12-16.
ARGIMON I,GONZALEZPARAMO J M, ROLDAN J M. 1997. Evidence of public spending crowdingout from a panel of OECD countries [J]. Applied Economics, 29:1001-1010.
ASCHAUER D A. 1989a. Is public expenditure productive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3:177-200.
ASCHAUER D A.1989b. Does public capital crowd out private capital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4:171-188.
ASCHAUER D A. 1997. Output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public capital [R]. The Jerom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190.
MITTNIK S, NEUMANN T. 2001. Dynamic effect of public ivestment: vector autoregression evidence from six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J]. Empirical Economics, 26: 429-446.
PEREIRA A M, SAGALEAS O R. 2003. Spillover effects of public capital formation : evidence from the Spanish regions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 53 (2):238―256.
PEREIRA A M, SAGALEAS O R. 2007. Public Infrastures and regional asymmetries in Spain [R].Working Paper.
VOSS G M. 2002. Public and private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J]. Economic Modelling, 19: 641-664.
Research on Dynamic Effects of China′s Provincial-Level Public Investment on Private Investment
HAN Renyue CHANG Shiwang DUAN Chao
(Economics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Abstract: Based on VAR model,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public investment affects private investment.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public investment has crowdin effect on private investment in eastern parts while crowdout effect was obvious in midwest regions. Eastern parts benefit most from total effects. Different regions get different spillovers, due to the relative strength of absorption and proliferation effect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Because of stronger absorption of central regions,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investment in Henan, Fujian (longterm), and Guizhou (longterm), which neighbor two economic cycles, depend only on the inside public investment, which shows that provincial economy maybe the phenomenon of using neighbor′s field as a drain.
Keywords: public investment; private investment; spillover effect; economic cy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