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诗歌风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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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叶燮的《原诗》是中国诗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其中不乏关于诗歌风格的论述：在陈熟、生新的问题上，叶燮不仅认为二者相济，方全其美，而且将其归结到作家的创作修养论上；在诗歌正变观上，叶燮既肯定时代对诗的影响，又承认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颇有远见卓识；在杜诗风格论上，他推崇杜甫在法度之外的神妙变化和浑然天成与造化同工的至高境界。这些都体现了叶燮通达的诗学观。

关键词：陈熟；生新；正变；杜诗风格

叶燮论诗重“神明”，《原诗》中就有很多关于“神明”的论述。“神明”一词本来就有变化不测之意。叶燮这种主“变”的诗歌观也使得他在诗歌风格论也有比较通达的见解。下面主要从叶燮的陈熟、生新之论、诗歌正变论、杜诗风格论等几方面对叶燮《原诗》中的风格论进行阐述。

一、陈熟、生新之论

陈熟和生新的问题一直是论诗者争论的重要问题，也是划分诗歌流派的重要依据。如宋代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就追求诗歌风歌的瘦硬生新，而起而矫之的江湖诗派则向晚唐学习追求声韵的圆美流转，但却不免落于腐熟。对于这个诗学史上的重要论题，叶燮也不偏执一端，以“神而明之”论之：

知惩 “七子”之习弊，扫其陈熟余派，是矣。然其过：凡声调字句之近乎唐者，一切摒弃而不为，务趋于奥僻，以显怪相尚；目为生新，自负得宋人之髓。几于字似秦碑，字如汉赋。新而近于俚，生而入于涩，真足大败人意。夫厌陈熟者，必趋生新；而厌生新者，则又返趋陈熟。以愚论之：陈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济，于陈中见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若主于一，而彼此交讥，则二俱有过。然则，诗家之工拙美恶之定评，不在乎此，亦在其人神而明之而已。[1]44

与宋诗相比，唐诗有音韵流转之美。明代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前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不读唐以后书 ”走上了师古的一个极端。清代诗坛反对前后七子的这种偏颇之见，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读唐以后之书，连近乎唐诗的字句声调一例排斥，专门追求“生新”，结果又流于奥僻、险怪。叶燮认为关于诗歌的陈熟、生新问题，不能刻意求其一端，应当二者相济“于陈中见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叶燮论诗歌风格之陈熟与生新，先从批判“近今诗家”的学古弊病入手，再论及作品风格上，提出了陈熟、生新二者相济的问题。但叶燮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阐述道：

陈熟、生新，二者于义为对待。对待之美，自太极生两仪以后，无事无物不然……生熟、新旧二义，以凡事物参之：器用以商周为宝，是旧胜新；美人以新知为佳，是新胜旧……推之诗，独不然乎！抒写胸襟，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叹，寻味不穷，忘其为熟，转益见新，无适而不可也。若五内空如，毫无寄托，以抄袭浮辞为熟，搜寻险怪为生，均为风雅所摈。[1]45

在这里叶燮借助了庄子“齐物论”阐述了 “陈熟”和 “生新”二者相对待，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而在哲学层面上对这一诗家争论已久的论题予以阐释。作者认为真正的诗歌，是“境皆独得，意自天成”，所谓陈熟和生新之风格，也不是创作者刻意追求而能得到的。正如作者后文对于“体格、声调、苍老、波澜”的论述一样，所谓陈熟和生新之论，聚讼纷纭，各执一端，其实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所在。叶燮认为创作者本人必先具有诗之性情、诗之才调、诗之胸怀、诗之见解才可去谈风格。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者最后说：“吾故告善学诗者，必先从事于‘格物’，而后以识充其才，则质具而骨立，而以诸家之论优游以文之，则无不得，而免于皮相之讥矣。”[1]47叶燮对于所谓风格论的的陈熟和生新之论不仅追寻其产生的原委，而且归之于囊括创作者本人的性情、才调、胸怀、见解的创作修养论上来， 这充分体现了叶燮论诗通达的学识和眼界。

二、诗歌正变观

关于诗歌发展正变的问题，也是说诗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对此叶燮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另外，叶燮关于诗歌正变相继，长盛不衰的诗歌史观还使他在评论诗风时具有通达的见解。

《诗大序》中就有诗之正变的说法：“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所谓变风、变雅是针对正风、正雅而言的乱世之音和亡国之音。 明代高的《总序》中也提出的批评鉴赏诗歌的主张：“诚使吟咏性情之士，观诗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时，因时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2]10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将唐诗分为“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 [2]14，从诗歌的正变始终的发展中考察唐诗，阐明唐诗发展的过程和各个阶段。这种主张对后世对唐诗的学习和鉴赏都有很大影响。

与叶燮同时的汪琬也谈“正变”。汪氏追溯诗之正变的起源，指出诗之正变“以其时，非以其人”，他还讨论了唐诗的发展，称贞观、永徽之诗称为正之始；开元、天宝之诗为正之盛；大历以至贞元、元和之际，其诗虽变而仍不失正；而晚唐的诗歌可以比作“郐曹”，是亡国之音。[3]叶燮则反对汪琬的这种诗歌正变论，他认为政治兴衰虽然影响诗歌之正变，但二者并无必然的联系。不能以政治作为衡量诗歌正变之唯一标准。叶燮清楚地指出了诗歌发展的辩证运动的全过程：“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1]3叶燮论诗突破传统正变观的偏见，既肯定时代对诗的影响，又承认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颇有远见卓识。

基于这种通达的正变观，对于晚唐诗歌叶燮也有自己的独到之见。关于晚唐诗的评价，论诗者也众说纷纭，各执一端。历来以亡国之音和衰飒之意来诟病晚唐诗者颇多，而叶燮认为：

论者谓“晚唐之诗，其音衰飒”。然衰飒之论，晚唐不辞；若以衰飒为贬，晚唐不受也。夫天有四时，四时有春秋。春气滋生，秋气肃杀。……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1]67

晚唐之诗，虽然与盛中唐诗，风格殊异，但如天地有四时，四时有春秋一样，晚唐以其“幽艳晚香之韵”独树一帜，亦为诗国花园中之奇葩，其产生也在于运会世变，不可多得，也不可再得。

三、杜诗风格论

叶燮论诗肯定诗之变，因此对杜甫诗风格外推崇，《原诗》中也有很多文字论及杜诗的风格，历来论诗者多强调杜诗集大成的特点，叶燮论杜诗风格既强调集大成的一面，又强调其开先河的特点：

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S，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1]8

叶燮认为杜诗风格多样其中既包涵了汉魏诗之浑朴古雅，又包涵了六朝之藻丽纤、澹远韶秀。而杜甫之后的许多诗人名家的诗歌风格皆得杜之一脉，从中也可见杜诗的含蕴深厚，有容乃大。

叶燮主张诗为心声，不可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他还以是否能见性情面目作为衡量作品优劣的标准所在，并把杜诗作为有独特个性、面目的诗歌的典范。他在《原诗》外篇上中说：“作诗有性情必有面目此不但未尽夫人能然之，并未尽夫人能知之而言之者也。如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篇举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盏酒抒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我一读之，甫之面目跃然于前。读其诗一日，一日与之对；读其诗终身，日日与之对也。故可慕、可乐而可敬也。”[1]50所谓诗如其人，叶燮认为杜诗的成功之处在于每句、每篇中均见其性情面目，读杜诗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叶燮论诗推崇自然，他常将诗歌创作的过程与天地自然之生物相比拟：“天地之大文，风云雨雷，变化不测，不可端倪，天地之至神也，即至文也。”[1]22他认为风雨雷电变化不测，不可端倪，为天地之至文。而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也应同造化生物一样变化不测，因此他对杜甫诗歌神明变化的一面十分推崇，他在《原诗》中说：

变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诗人惟杜甫为能。高、岑、王、孟诸子，设色止矣；皆未可语以变化也。夫作诗者，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此犹清、任、和三子之圣，各极其至；而集大成，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惟夫子。杜甫，诗之神者也。夫惟神，乃能变化。[1]19

叶燮把杜甫称之为诗之神者，将他比之为诗国之圣人。除此之外，叶燮还以杜甫之《赠曹将军丹青引》为例来论杜甫在法度之外的神明变化：“杜甫七言长篇，变化神妙，惨淡经营之奇。就《赠曹将军丹青引》一篇论之：……章法如此，极森严，极整暇。余论作诗者，不必言法；而言此篇之法如是，何也？不知杜此等篇，得之于心，应之于手，有化工而无人力，如夫子从心不u之矩，可得以教人否乎？使学者首首印此篇以操瓠，则滞板拘牵，不成章矣。决非章句之儒，人工所能授受也。” [1]73这里的变化神妙应该指诗歌创作中作者的匠心独运、变化不测，神应该指的是杜甫诗歌创作所达到的纯熟的境界，有化工而无人力，如夫子从心所欲不逾矩。在叶燮看来，杜甫诗歌并非不守诗法，而是章法森严，但是其诗歌却能达到浑然天成的至高境界，这一点与造化生物的变化莫测、鬼斧神工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对杜甫诗歌的至高评价。

参考文献：

[1]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高编选.《唐诗品汇总叙》，《唐诗品汇》卷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0.

[3]汪琬.《唐诗正序》，《钝翁前后类稿》卷六，康熙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