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与国际同业的优势\差距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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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行榜展示了后危机时代国际银行业的最新发展与整体格局。在目前国内外银行业发展形势下，尤其是部分欧洲银行在全球金融运行背景和自身债务危机冲击下经营困难，甚至被拆分背景下，全面、深刻认识和剖析我国银行业与国际同业间优劣之势，对我国银行业有效应对复杂局势、推进稳健发展意义重大。《银行家》在上期刊发《2011年全球银行1000强排名透视》一文基础上，将主要侧重点转移到我国银行业与国际同业间的优劣势对比，选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就此次全球银行排行的分析报告，以此为切入，为国内银行业正视差距、调整奋进提供参考。

2011年7月，英国《银行家》杂志的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行榜显示，国际银行业总体业绩继续复苏，资产与资本总额都再创历史新高，税前盈利接近危机前最高水平。然而，这种复苏是不均衡的，总体乐观背后的结构性特征，依然揭示着国际银行业发展之间的差异。特别地，中国银行业虽然表面风光，但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同业相比差距明显。要实现银行业的真正崛起，中国银行业机构与监管部门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全球银行业：盈利持续复苏，但结构不均衡

全球1000家大银行在2010财年的税前利润大幅增长77%，达7090亿美元；总资产增长6.4%，达101.64万亿美元，历史上首次突破100万亿美元大关；一级资本增长10.6%，至54340亿美元，续创历史新高。

总体来看，1000家大银行税前利润复苏较快，较金融危机中最严重的一年（2008年1150亿美元）大幅提高，较危机前最高水平（2006年的7863亿美元）仅有9.8%的差距。而且，一级资本增幅比总资产增幅更快，两者比例上升到5.3%的历史最高水平，经营的稳健性更强。但是，复苏结构展现出较大的不均衡。主要是新兴市场地区银行业的快速增长以及货币汇率之间的变化，在一定程度掩盖了发达国家银行业复苏依旧低迷的现状。

美国和日本银行业的复苏相对较好，但仍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美国176家上榜银行的税前利润为1144亿美元，而在2006年鼎盛状态时高达1887亿美元，差距依旧明显。日本102家上榜银行税前利润为432亿美元，接近2006年最高时的550亿美元，但事实上，扣除汇率因素，日本银行业复苏并不乐观。英国《银行家》杂志排名的比较方法是以年末汇率折算为美元，而2010财年末日元对美元汇率比2006财年末升值了41.2%。以日元计，日本银行业上榜银行利润水平仅为2006年的55.6%。

欧洲银行业表现最为暗淡，特别是西欧银行机构经营较差。西欧243家上榜银行税前利润为1744亿美元，而在2007年曾达到3748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复苏进度尚未达到一半。2007～2010年，德国、英国和意大利上榜银行的盈利在全球1000家大银行中的占比分别减半至1.7%、5.1%和2%，资产占比也大幅下降，资产回报比率在全球最差。这主要是由于欧洲债务危机频繁爆发，一些银行继续亏损，拖累了欧洲银行业的总体业绩。2011年入选1000家大银行总资产降幅最大的10个国家中，有9个是欧盟国家；全球亏损最严重的25家银行中有11家来自欧盟（爱尔兰3家、德国3家、荷兰2家；奥地利、卢森堡、英国和希腊各1家）；全球最大25家银行中，除了业务较多集中在亚太地区的汇丰银行之外，其余来自欧洲的银行机构皆排名下滑。当然，2010年英镑和欧元兑美元分别贬值3.6%和7.8%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亚洲和拉美等新兴市场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少数发达国家银行业稳定增长，特别是中国银行业自危机以来在全球银行业表现一枝独秀，且汇率升值较快，整体上推动了全球1000家大银行的快速复苏。例如，2011年亚太地区（除日本外）243家上榜银行税前利润为3268亿美元；而在2007年，上榜银行数量仅为174家，税前利润仅为944亿美元。加拿大2011年10家上榜银行利润为297亿美元，比2007年10家上榜银行的230亿美元增长了30%。澳大利亚2011年10家上榜银行利润为286亿美元，比2007年10家上榜银行的198亿美元增长了44%；巴西2011年12家上榜银行利润为353亿美元，比2007年13家上榜银行的135亿美元增长了161%。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中国银行业：地位续升，总体优势明显

2011年，中国银行业在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上的数量、一级资本、净利润和总资产均继续快速增长，全球地位继续提升。同时，在银行业贷存比、资产回报率、银行市值、资本充足率等方面，也具有很明显的优势。

第一，进入1000家大银行数量快速增加。1979年后，我国四大专业银行陆续恢复和组建，由于信息披露原因，直到1986年才首次进入全球500大银行排行榜。此后两年，中国银行是我国唯一一家进入该榜单的银行。1989年的首期1000家大银行排行榜中，我国共有8家银行入选，直到1999年仍徘徊在8家以内。

2000年开始，中国银行业上榜数量逐年增加，特别是股改以来增势迅猛。由于受本次金融危机冲击较小，且人民币对美元自2005年以来保持升值趋势，我国在2011年的上榜银行数量创历史新高，达到101家，距离日本银行业102家的数量仅有一步之遥。在1000家大银行排名历史中，日本银行业上榜数量始终仅次于美国，居于第二位。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第二，进入1000家大银行资本实力明显增强。银行资本的增加主要靠股本融资、盈利增加和并购重组等手段实现，股份制改造以前，盈利是我国银行业补充资本的主要手段；由于不良率高企，银行业亏损严重，因此财政资金承担了注资的重任。2002年以来，银行业通过国家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IPO募股、再融资以及盈利增加等手段，资本实力迅速增强。金融危机冲击导致美欧大银行损失惨重，在此背景下，我国银行业一级资本实力在1000家大银行榜中，于2008年超过德国、2009年超过英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银行业。另外，我国上市银行由于稳健性、盈利能力、发展前景得到投资者认可，资本市值稳定。目前，我国四大银行以一级资本实力、股票市值和税前利润规模均在全球前25名之列，利润和市值名列前茅（表3）。

第三，进入1000家大银行盈利能力大幅提升。中国银行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主要基于中国较为强劲的经济基本面、银行业经营管理效率的改善、中间业务快速增长以及信贷投放的快速增长。自2003年以来，中国银行业税前利润年均增速超过30%，在1000家大银行中的地位显著提升。特别是2008年，中国52家上榜银行以850亿美元的税前利润，占1000家大银行合计1151亿美元总利润的73.8%。2009年，在全球银行业盈利回升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业84家上榜银行的税前利润继续增长到1018亿美元，占1000家银行总计税前利润的26.3%；2010年，101家上榜银行利润增长到1498亿美元，占全球1000家银行的21.1%。尽管离美国银行业在2006年1000家大银行中创造的1887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尚有差距，但继续保持着2008年以来创下的第一盈利大国地位（图2）。

第四，其他一些财务指标具有明显优势。贷存比是反映银行融资来源与资金使用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贷存比较低的银行有良好的流动性结构，在金融危机中具有更强的稳定性。由于中国银行业的监管坚持了严格的贷存比限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融资来源稳定，丝毫未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以此衡量，在2011年1000家大银行中，中国是银行业贷存比最低的国家之一，101家上榜银行平均水平仅为66.46%（图3）。此外，中国银行业在1000家大银行中的税前利润资产回报率仅次于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表现良好；不良余额、不良率继续双降，资产质量具有明显优势，风险管理能力持续提升；资本充足率也处于较稳定的状态。

问题：经营结构单一，核心竞争力依然薄弱

我国银行业在净息差、多元化经营、核心资本充足率、跨境发展与全球服务水平等方面，核心竞争力依然较为薄弱，制约着我国银行业的真正崛起，这也将是未来我国银行业大力提高与改进的主要方向。本部分以我国大银行与国际大银行的主要财务指标进行比较，揭示其特征及原因。

第一，定价能力不足，净息差水平较低。比较可以发现，尽管过去三年里美欧发达国家大幅降息，但是其大型银行的净息差并未受到较大影响。美洲银行、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和巴黎银行等美欧大银行的净息差基本保持平稳，基本位于2.4%～3.2%之间，而中国五大银行的净息差水平位于2%～2.5%区间。唯有日本大银行的净息差在1%～1.2%之间，低于中国银行业。即使以一国银行业平均利差水平来看，中国也远低于美国，在全球处于中等水平。根据IMF的统计数据，2001～2008年美国银行业净息差水平维持在3.3%～3.8%。

普遍的观点认为，我国银行业是在利率市场化尚未放开环境下，靠丰厚的利差收入维系高盈利。而实际上，我国银行业信贷业务的利差水平却是较低的，盈利的高增长主要来源于我国经济高增长背景下的信贷高增长，即“以量补价”。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参见表4）：

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模式较为粗放，贷款风险定价能力较低。中国银行业净利息收入主要依赖传统对公信贷业务，公司金融业务与个人金融业务净利息收入间的比例基本维持在2∶1的水平，且公司贷款主要投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定价水平一般都低于基准利率。而国际同业普遍将零售业务作为其核心业务分部，议价能力强，对净利息收入的贡献较大。以花旗银行为例，2010年花旗个人贷款在贷款总额中占比为70%，其中个人消费贷款在个人贷款中占比为55%，个人金融业务对净利息收入的贡献度达到43%。在近年来美元大幅降息过程中，虽然生息资产和付息负债收益率均呈下降态势，但其息差基本稳定在3%左右。同时，近五年花旗海外地区净息差始终高于美国地区，这主要与花旗银行近年来重点拓展亚太等新兴市场零售业务的发展战略相关。

中国银行业的债券投资久期较短，投资收益率较低。2010年，花旗集团、美国银行债券投资平均收益率分别为3.63%和3.66%，高于中国银行业105个基点左右。尽管近年来美元等市场利率大幅下降，但似乎并未对其债券投资收益水平造成较为明显的不利影响。债券投资久期较长，以及当年利率水平较高时期投资规模较大，是国际银行业收益率较高的主要原因。以花旗银行为例，债券投资主要为剩余年限在10年期以上的资产抵押债券，以及1～5年的美国国债。同业经验表明，适度把握市场机会，在利率水平较高时期拉长债券投资久期，有利于保持较高的收益率水平。

中国银行业以存款为主导的融资来源，成本相对较高。中国银行业最重要的融资来源是企事业单位及居民存款。近年来，由于资本市场快速发展，中国居民“存款搬家”现象时有发生，存款理财化趋势明显，商业银行存款成本明显上升。此外，我国银行业贷存比监管较为严格，随着同业竞争日趋激烈，商业银行揽存业务普遍出现直接或间接的加点现象，这也提高了存款成本。相比较而言，美欧银行业一方面由于基准利率较低，银行存款成本和从中央银行融资的成本相应较低；另一方面，美欧银行来自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批发融资占有较大比重，而这类融资成本通常相对较低。

第二，综合经营能力不足，手续费与佣金收入、净交易收入水平较低。尽管最近几年中国银行业的中间业务收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与国际同业相比，中国大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依旧较低，营业收入来源单一，多元化经营的能力依然不足，对利润的贡献度较小。2010年，全球前25大银行（除中国四大银行外）的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为48.7%，高盛银行和摩根士丹利的非利息收入占比最高，分别为82.1%和96.4%。中国四大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仅为18.2%；中国银行为四大银行中非利息收入占比最高的银行，也仅为29.9%，与国际同业差距明显。在英国《银行家》杂志以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净交易收入排名的前25大银行中，没有一家来自中国的银行。

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中国银行业综合经营能力不足，非利息收入以手续费收入为主，且与资产业务发展紧密相关，主要包括业务、信用承诺、银行卡、结算与清算等，而保险、基金、第三方存管等新兴中间业务的贡献较小。其二，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尚有差距，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业务上收入较少。而国际同业的资本市场业务对税前利润的贡献一般在1/3以上。以汇丰银行为例，2010年资本市场业务对税前利润的贡献度达到50%，业务涉及资本市场服务、投资银行、投资管理及资本投资等四大领域，其中，资本市场服务收入占集团非利息收入的46%，主要包括外汇交易、金融衍生工具、固定收益产品及货币市场工具、贵金属及期货、股票服务、分销资本市场工具、证券服务等业务。

第三，全球化发展能力不足，境外业务收入占比低。境外业务贡献占比是衡量国际大银行全球服务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金融机构大规模“走出去”抢占国际市场，控制国际资金，即便本国经济容量较小，银行实力也会显著提升。根据本文从彭博（Bloomberg）数据库整理的资料，在2009年全球80家大银行中，美洲地区银行在境外业务的占比为33.6%，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当；欧洲各国银行在境外业务的占比为44.9%，该比例为全球最高；亚太地区银行在境外业务占比最低，平均仅为11.9%（表5）。我国银行业11家样本银行境外业务占比仅为5%。实际上，如果将香港等地视为国内业务的话，这个比例更低。作为我国最具全球化的大银行，中国银行2010年来自我国内地业务的利润对税前利润贡献度最大，比重占80%，港澳台地区贡献比重约为17%，其他海外地区的贡献度仅为3%。

与我国银行业情况相反，国际同业的跨境发展较为成熟，各地区的利润贡献较为均衡。2010年，汇丰银行来自亚洲和欧洲地区的利润分别占利润总额的61%和23%，其他地区利润贡献约占16%。花旗集团各地区利润贡献更为均衡，亚洲、北美、拉美和其他地区的利润贡献基本在20%～30%之间（表6）。

第四，资本消耗严重，资本充足率不及国际领先同业。近年来，通过股改上市和再融资等渠道，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实力提升较快，资本充足率持续提高。但是，自2009年银行业信贷规模大幅扩张以来，各大银行资本消耗较为严重。资本充足率出现下降，资本补充的压力逐步上升。这表明，中国银行业走粗放式扩张、资本消耗式发展的信贷增长模式，对未来的发展后劲、可持续增长是较为不利的。

与国际同业相比，中国银行业的核心资本规模处于中等水平，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总资本充足率在国际同业中处于较低水平（表7）。美国银行、花旗银行等国际同业在危机后都加大了资本补充力度，进行了一定数量的配股，核心资本水平普遍较高。例如，截至2010年末，中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2.58%，比2009年提高了1.14个百分点；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0.09%，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但国际同业核心资本充足率普遍在11%以上，总资本充足率均在14%以上，其中花旗和瑞银的核心资本充足率高达12.91%和12.0%。接受政府注资及通过增发优先股筹集资金，是中国银行和花旗银行补充资本的主要手段。

推动我国银行业实现真正“崛起”的对策

为积极应对我国金融业日益加快的改革开放，顺应国际金融行业发展大势，我国银行业应加快改革开放与多元化发展步伐，不断壮大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全球服务能力与经营绩效，实现真正“崛起”。

第一，争取国家外汇储备资源支持，壮大资本实力和提高资本充足水平。由于我国大型银行在资本规模和资本充足率水平方面与国际领先同业都有差距，因此迫切需要采取多种渠道，大力补充资本，提高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当前，我国银行业股改基本完成，补充资本的渠道主要是自身利润留存、资本市场再融资等。但是，这些渠道已经面临越来越大的限制，因此需要寻找更多样化的融资机制。其中，寻求国家外汇储备资源的支持已经具备现实可能。

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不断积累，并面临外部投资损失风险和多元化难以实现等困境，国内宏观政策制订也日益受其影响。另一方面，我国金融机构迫切需要“走出去”，提高全球服务能力，并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经济战略服务。而“走出去”需要更多的资本储备，在国内信贷快速增长、资本补充困难情况下，银行业“走出去”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巨大约束。

我国五大银行股改都坚持了“国有控股”的基本结构，可以进一步考虑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国有大型银行，所注入资金专项用于海外发展，这将起到“一箭多雕”的作用：其一，缓解国家外汇储备积累、国内被动发行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困境；其二，可成为我国外汇储备多元化投资的一个重要渠道，通过投资国有大型银行，所获得收益率更高且更为稳定，这在美债风险日益加大的背景下尤为重要；其三，助推中国银行业海外发展，壮大金融实力，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战略。

具体到操作层面，仍然可以采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央行外汇储备注资国有大银行的方式。也可以考虑设立国家外汇投资基金，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国有大银行。

第二，坚持创新发展，扩大客户基础，优化业务结构，以改善净息差为目标，努力提高盈利能力。国际同业的经验表明，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商业银行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息差水平。从美国等主要世界经济体利率市场化的历程来看，利率市场化初期，银行业受到的冲击较大，势必会引起净息差的明显下降。尤其是中国银行业贷存比已接近监管红线，利率管制一旦放开，商业银行对存款的竞争将趋于白热化，必然会导致获取资金的成本大大提高，而贷款收益率的改善效果很难在短期内完全显现。但从长期来看，利率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净息差降低，银行的业务转型和经营模式的转变才是决定息差中长期走势的核心因素。长期以来，传统对公信贷业务是我国银行业净利息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国际同业普遍将议价能力更强的零售业务（包括个人和中小企业业务）作为业务核心，使其定价水平显著提高。

因此，我国银行机构应紧紧围绕“改善净息差”这一核心目标，创新产品发展及客户营销模式。人民币业务方面，要逐步改变当前“贷大、贷长、贷集中”的现状，大力拓展中小企业客户基础；加大对符合国家扩大消费导向的非住房类贷款、银行卡等业务的信贷支持；深入挖掘网点营销能力，扩大低成本资金来源，降低负债成本。外币业务方面，充分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价格、不同税率的特点，将有限外币贷款资源优先满足国内贷款需求，特别是要加大对出国留学贷款的支持和宣传，进一步提高跨国经营的影响力。海外分支机构应彻底摒弃资产规模至上的理念，要充分利用当前量化宽松环境下市场流动性充裕、价格低的优势，千方百计拓宽资金来源，以负债带动各项业务发展。以海外中产及以上华人群体作为目标客户群，积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要树立同业标杆，将提高利差作为决策资产业务发展的重要依据，淡化对资产规模扩张的考核，原则上不发展低利差业务，逐步缩短与国际同业在净息差方面的差距。

第三，加快实施综合经营发展战略，打造多元化金融服务银行。多元化经营已成为国际同业的重要利润来源，以资本市场业务为代表的综合经营成为国际同业的战略重点。在金融脱媒、收入多元化、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今后商业银行在传统信贷业务中所能分到的“蛋糕”将越来越小，若维持传统的经营模式，利差将不断收窄，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不断压缩，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我国银行业应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业务作为未来战略重点，为多元化收入来源构筑新的增长点。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和衍生工具的不断发展，经纪业务、上市融资、债券承销、资产管理、兼并收购等资本市场业务大有可为。我国银行业应进一步借鉴国际同业经验，大力推进综合经营发展战略，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及投行业务，拓宽收入来源，提升市场影响力，努力打造领先的多元化金融服务银行。

第四，大力推进“走出去”步伐，并主要巩固和强化在亚太地区优势。国际同业国际化发展成果显著，美洲、欧洲、亚太、中东和非洲地区业务全面发展，境外业务对集团利润的贡献度较高。从国际同业的全球布局策略来看，亚太地区已成为国际银行的战略重心。亚太地区经济活力充沛，增长速度较快，市场广阔，业务机会众多，亚太地区业务给国际银行提供了丰厚的利润。特别地，中国银行业身处亚太地区，在该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更为容易，海外配置资本金最大，海外银团贷款、贸易融资、国际结算和负债业务及个人业务大部分发生在亚洲，海外收入及利润大部分来自这个地区，具备有利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借鉴国际同业经验，合理规划地区分部和业务分部，是我国银行业加快跨境发展的重要前提。

我国大型银行机构一要立足亚太地区，以港澳台地区为“龙头”，以新加坡、东京、悉尼等亚金融中心机构为重点，不断巩固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二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合理安排业务分部，以我国香港、纽约、伦敦、法兰克福等资本市场发达地区为中心，着力发展资本市场业务和投资业务，在东南亚、南美等经济快速增长地区和非洲等增长潜力地区发展信贷、结算等商业银行业务。三要高瞻远瞩，争取海外人民币业务以及当地与中国业务的先发优势，巩固和强化跨境发展成果，力争培养一两家亚太地区最大跨国经营银行集团。综合采取自建、并购等多种手段，支持大型商业银行采取并购方式，实现真正的全球化经营。

（宗良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王家强为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高级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