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炜:三返乡村的不舍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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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程炜提供
程炜
1950年出生，北京人。
1968年，到山西汾西县城关公社马家沟大队插队落户。
1972年，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化工系。
1976年，大学毕业后返回汾西县任当地干部。
1978年，因身体原因调回北京，在幸福村中学任化学及营养学教师，出版专著《营养配餐》。
1997年，带着自己的20万资金在国家级贫困县山西省大宁县进行扶贫，次年成立“程炜扶贫开发有限公司”，包山植树、修建学校、开发旅游。
7月13日，程炜奔波在太原的大街小巷中，几乎顾不上吃饭，本来就怕热的她在烈日下擦着不断渗出的汗水，心想，这次一定要把二郎山旅游规划报告的事情落实……
深夜时分，她送走了最后一批记者，急忙打通了北京家里的电话，怀着内疚的心情询问大学刚毕业的女儿是否找到了工作……
在北京，程炜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快乐大家族的成员、一个受人爱戴的中学教师、一个出了专著的营养学专家。但9年来，她却放弃了北京安详幸福的生活，孤身一人重返30多年前插过队的汾西贫困农村，与大山厮守、与山野为伴，为当地的教育发展、经济发展和旅游开发而奔波。
7月13日，程炜奔波在太原的大街小巷中，几乎顾不上吃饭，本来就怕热的她在烈日下擦着不断渗出的汗水，心想，这次一定要把二郎山旅游规划报告的事情落实……
深夜时分，她送走了最后一批记者，急忙打通了北京家里的电话，怀着内疚的心情询问大学刚毕业的女儿是否找到了工作……
在北京，程炜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快乐大家族的成员、一个受人爱戴的中学教师、一个出了专著的营养学专家。但9年来，她却放弃了北京安详幸福的生活，孤身一人重返30多年前插过队的汾西贫困农村，与大山厮守、与山野为伴，为当地的教育发展、经济发展和旅游开发而奔波。
心结难解故乡情
这是程炜第三次长驻山西。
第一次是1968年，不满18岁的程炜，跟随“上山下乡”的大军来到山西汾西县插队。“心有千千结，情结最难解，无论苦与乐，谁都不会忘记自己人生的第一驿站，山西汾西县是我们为之献出青春的土地，我忘不了当地老乡的质朴深情，插队那会儿，他们当咱们是他们家中一员，渴了饿了，走进每一户人家都能受到热情款待，让我们享受他们的善良。”现在程炜这样回忆当年的知青岁月。1972年她被推荐到清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专业，4年后，原本准备留京工作的她接到汾西县政府回乡工作的邀请信。她怀揣着对乡亲的惦念，毅然第二次来到山西汾西县，担任了马沟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后任汾西县县委副书记。1978年年底，因身体、家庭等诸多原因，她依依不舍地离开她生活工作的第二故乡，调回北京朝阳区幸福中学当了化学老师。
1986年的8月，一张“汾西县解放50周年纪念会”的邀请函使程炜和当年的知青战友王继红又一次来到了山西，原本想看看第二故乡的发展变化，不成想，却看到让人辛酸的贫穷和落后。像当年大学毕业后重返山西一样，程炜再一次做出了惊人的决定：带着自家的20万元钱来到山西国家级贫困县大宁县榆树乡金疙瘩村开始了至今达8年之久的扶贫事业。
目睹了这一切变化的王继红在一篇名为《我最想见的老朋友》的文章里这样写到――
“老三届”有知青情结的人不少，但华年已逝，往事如歌，他们跟新时代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回首往事，虽然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思绪，但没有几个重返插队地区去创业的。为了同一土地上另一群人的命运，程炜义无返顾地投入了后半生，这重返之举，重如泰山。
一步步走的是道路，一天天过的是日子，一眨眼8年的时间过去了，程炜以大山为伴，为乡亲们设计着未来。自她走后，她的每一次电话，每一封来信，每一次回京探亲，都成了我的期盼。开始她说，她首先解决的是小学校问题。她在林场借了一孔旧土窑洞，建起了幸福小学，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从6岁到14岁的孩子同在一个班，上不同的年级。程炜给每个孩子买了书、本、文具、书包，还给两个孩子交了学费。第二年她说，她投资4万元建了72平方米的大教室，教室的上方醒目的大横幅标语写着：“知识是你们的希望，你们是中国的希望”，成为贫困山区未来的象征。后来她还说，她为山区架起了高压线，使山区见到了光明，使农民点上了电灯看上了电视，让孩子们可以学习电脑了；她修通了公路，他们村可以通汽车了；她通过引水上垣，让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她修建了30多孔窑洞，为前来旅游的人，布置了舒适的旅馆；她们那儿通了电缆，可以用手机直接和她通话了……她做的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这黄土地上的乡亲离贫穷远一点。她对创业的每一次诉说，都会引起我的激动和共鸣。她本来可以像北京街头任何人一样生活，安逸地度过一生，但她关注着更多人的命运，她在实现着自己不同寻常的人生价值。”
心结难解故乡情
惟有“艰辛”才能概括的征程
在别人看来，事情被她一件件办成了，但这其中的困难是无法言说的。一位记者在采访文章中这样写到：“她开始了一段艰苦的事业征程……”程炜看后，思索良久，动手将“艰苦”改成了“艰辛”。“不仅是生活上的苦，更多的是发展上的难。被人误解，被人诋毁，被人怀疑，我只有沉默，最终还是用事实来回应。”在惊异过了，愤怒过了以后，程炜已经能够平静隐忍地对待外界的非议了。
最终的事实就是，大山的树种上了，孩子们有学上了，二郎山的旅游规划有眉目了……但是她自己，也晒黑了，也变老了，和家人团聚的时间更是少而又少，孤独的山林生活在她身上刻上了深深的烙印。我们看到了她十几年前的照片，或者花衣白裙，或者风衣款款，身材挺拔，气质不俗。曾经的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麻利能干，厨艺高超，女儿一年四季的毛衣都是她织的。我问她，如果没来这里，会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会很平静，继续教书，评上高级职称，在学校和学生的挽留中退休。只是，缺少了现在的这种激情，人好像少活了一辈子。”
现在的她，风风火火，一个人承担起跑审批、跑项目、跑资金等复杂而繁重的任务，或者在山上带领村民挖坑、种树、盖窑洞，比一个男性做的还多。是对乡村、对乡亲的激情焕发出她身上的能量。每遇到一个人，她都会不由自主地介绍起金疙瘩村和二郎山，温情地描述山顶的“捎石”，山上的红叶，树上的大枣，院里的窑洞……仿佛那一草一木都是自家的孩子。在她的张罗下，二郎山旅游开发的事情已经进入规划及融资阶段。她的设想是，这里的旅游公路修通后，就可以把周围的如人祖山、壶口、小西天、东岳庙等景点串联起来，让大宁成为临汾旅游的必经之地，从而带动本地其他经济的发展。
给千百万知青一个记忆的家园
在程炜心中，还有更为一个浩大的工程，那就是在2008年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时，成立知青联谊会，出版一系列的知青出版物，包括《中国知青菁英人物》、《中国知青回忆录》等等，拍摄专题片，建立网站，还要在大宁她的驻地建立知青博物馆……她和朋友王继红正在四处联络当年的知青，积极筹备各项事宜。
所有的这一切，她们都没有从中赚一分钱，倒是搭进去自己的积蓄和关系。在这背后涌动的就是那难以割舍的知青情怀。有人说，知青是一个古老的传说；有人说，知青是一个过去的童话；有人说，知青是一段无奈的回忆。在程炜她们心中，那段岁月在人生道路上经历饥饿、动荡、飘零，年少的心灵在反思中成长，瘦弱的身体在劳动中强壮，看到社会最真实的模样，感受到百姓最真诚的情谊，经历了那样的岁月，人生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是这样看待那段岁月的，同样想法的知青很多，我们就要给这些人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
在程炜的世界中，生活不仅仅局限于家长里短、肥皂剧……世界是被她改造的二郎山，是被她影响的金疙瘩村，是在她帮助下有学上的孩子的前途，是在她组织下即将成立的知青纪念平台……她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能量，只知道，38年前的那段知青岁月已在她心中注入了澎湃的豪情，以及对乡村无限的眷恋。“作为人，必须要为活着找一个理由，如果找不到或者找不对，我会一直焦虑不安，现在我不但找到了，而且正全身心地投入，这条命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