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炎黄时代华夏族与东夷、苗蛮之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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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在汉民族形成过程中，又以华夏为主体、揉舍了其他民族的因素。炎黄时代，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以中原地区为核心，通过和平与非和平的方式，进行着密切的交流与融合。同时，各部落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逐步分化出新的氏族和部落，华夏民族正是在这种膨胀与融合中逐步发展的。
关键词：华夏族；东夷；苗蛮；融合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6―0110―05
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在汉民族形成过程中，又以华夏为主体、揉合了其他民族的因素。徐旭生先生认为，在上古时代，主要有三大集团，即华夏、东夷、苗蛮，它们由相争而演进为和平共处，终归完全同化，才形成了尔后的汉族。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是一种以华夏为核心的正统观，强调中原地区在中华文化起源及发展中的独断性，但也客观描述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华夏及“四夷”相互融合的历史事实。需要注意的是，东夷、苗蛮虽然活动区域超出中原地区，但它们与华夏集团的相互融合过程是在中原地区进行的。
一
在华夏族的发展历史中，黄帝、炎帝作为神化了的人物而彪炳史册。从先秦时代起，华夏族即奉炎黄二帝为先祖。《世本》与《大戴礼记》明确归纳出以黄帝为始祖的统一谱系和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世次，司马迁据以作《五帝本纪》，第一次形成了华夏有同一来源的古史系统。使我们对华夏族的发展脉络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炎黄二帝作为华夏族的奠基人物古史文献及神话传说中都有描述，其活动是我们了解华夏族起源的重要依据。据《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皇(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姬水，据徐旭生先生考证在今陕西省的北部。炎帝所居之姜水，《水径・渭水注》说：“歧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杨守敬《疏》引《清一统志》认为姜氏城在歧山县东。又《世本》载：“炎帝姜姓”。《帝王世纪》亦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于姜水，是其地也。”可见炎帝族最早活动地区在陕西中西部的渭水流域。
炎帝族兴起后，一部分傍渭水向东移动，进入中原地区，主要活动于今河南及冀、鲁、豫交界地带，逐渐与这一带的东夷、九黎等族混杂相处。炎帝族进入中原后，自身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成为黄河流域几个著名的部落集团之一。相传，炎帝族有四支后裔：烈山氏部落、共工氏部落、四岳部落、金天氏部落。进入中原后，各支又有了发展，繁衍为许多分支，如四岳姜姓，分离出齐、吕、申许诸部落，在今河南唐河、南阳、许昌诸县境建立部落政权(国)。又如金天氏部落，其活动中心在汾水流域，后来逐渐与其他部落融合，而其分支中的沈、姒、蓐、黄四支则长期延续下来。
与炎帝同时代的黄帝部落随着族体的繁衍和壮大，其活动地区扩展至西部地区，即今长肃东北部与陕西接壤地带。《国语・晋语》说：“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葳、任、荀、僖、姑、儇、衣是也。”所谓“十二姓”，即由黄帝后裔繁衍形成的十二个胞族，这是同一部落中以直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几个氏族结合起来的血缘集团。黄帝族兴起后，沿黄河向东移动，发展成为中原地区一个强大的部落集团，“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族的势力范围“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丸山在今山东临朐县。岱宗即泰山，在今山东泰安市。空桐山在今甘肃临潭县。鸡头山在今甘肃平凉市。江即长江。熊即熊耳山，在今湖南省益阳市。湘即湘山，在今湖南省岳阳市，荤粥(音熏育)，为北方部落名称。釜山在今河北怀来县。
黄帝时代，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形成了三大民族集团：活动于陕西、河北中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南部的华夏族集团；活动于山东滨海、黄淮地区的东夷族；活动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的蛮族(“蛮夷”或“南蛮”)。三大集团的交流融合构成了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的第一次融合高潮。
二
东夷，指分布于东方的民族集团。《礼记・王制》说：“东方曰夷”。《说文解字》亦云：“夷，东方之人也”。活动地域最初是在今山东南部地区，后来向四周扩展，遍及海岱、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和东海滨海一带。东夷集团的组织比较复杂，先秦古籍常号称为“九夷”，学术界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认为东夷可分为隅夷、莱夷、淮夷、徐戎(或徐夷)、岛夷(或鸟夷)、介夷，根牟夷七种；第二种认为可分为太 (或太昊)、少 和蚩尤尤三部分；第三种认为东夷可分为太 、少 、皋陶、伯益、颛顼、帝喾六部，第四种认为东夷可分为“土著”、“外来户”、“移民”和“遗民”四类。
太昊氏是东夷集团中最早的一个著名的氏族部落集团。太昊，在先秦及汉晋古籍中，又作太、大 ，被尊称为海岱地区东夷族的明神和始祖。其中心在今河南淮阳县一带。《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昊与有济氏之祀。”春秋时仍在济水流域存在的这几个风姓小国，守着太吴的祭祀，是东夷而“服事诸夏”。在甲骨卜辞中，风与与凤相通，所以传说中神鸟凤凰当是太吴氏的图腾。又传说“太昊蛇身人首”，《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说明太昊集团有对龙的崇拜，这与以神鸟为崇拜的对象是相通的。《淮南子・天文训》说：“东方木也，其帝太，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木，指栖日的扶桑；句芒，神名。《山海经・海外东经》说辅佐太吴的句芒神是“鸟身人面，乘两龙”。由此可见，古史传说中太昊氏以龙纪，仍然是与崇拜神鸟有联系的。《诗・商颂》谈到东夷族后裔商族时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即为一例。少昊氏居地以曲阜为中心，其首领在先秦及汉晋古籍中，多写为小、少、小颢。少昊名挚(鸷)、赢姓。《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少，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表明少吴氏在远古时的图腾崇拜对象是鸟。在少昊集团中，有24个以鸟为氏的氏族，包括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鸠氏、爽鸠氏、鹘鸠氏以及五雉、九扈。每一个氏族各负责承担管理全部落的某一季节或某一方面的公共事务。“以鸟名官”是一种氏族世袭公职制。某某一氏族担当部落的某公职时，这一氏族的全体成员都对此承担义务，并世代传袭，对部落负责。少昊氏的后裔，在传说中有著名的后益(即秦祖伯翳、伯益)、皋陶、蚩尤和羿等神话人物，故《史记・封禅书》说：“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吴之神，作西畴，祠白帝，……”。《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少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曰熙，实能金极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处所指重、该、熙四个氏族当为少昊氏后裔。少昊氏后裔在春秋时 还存在许多赢姓与偃姓诸侯。赢姓诸侯有徐、江、葛、黄、淮夷、费、郯、谭、钟离、莒等国。偃姓祖皋陶，与少昊同姓。赢、偃同字异写(《说文解字》，赢字段玉裁注)。偃姓在春秋时有奄、英、六、舒鸠及东夷群舒。值得注意的是，《左传・隐公二年(前721)》、《正义》对莒的注疏引《世本》说：“莒，已姓。”又引《谱》说：“莒，赢姓，少昊之后……《世本》：‘自纪公以下为己姓’”。己姓为黄帝十二姓之一，祝融八姓之首。莒先为赢姓，后改己姓，说明这是少昊集团加入黄帝集团改从己姓的部落。《帝王世纪》甚至说：“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更说明在黄帝集团取得优势以后，姬姓酋长青阳成为少昊集团的首领，而袭享少昊的称号。对于少昊氏考古学上有一个重要材料，那就是在山东西南部大汶口出土的陶器刻辞中有一个字，即“日下从火”的“炅”字， “炅”通“昊”，这说明此种陶器为少昊时代遗物，其时间约为5000年前，其地区处在莱芜以南，曲阜以东，即与“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的历史传说相印证。
从太昊和少昊的关系来看，根据古史传说资料分析，太吴氏和少昊氏分属于东方夷族的两个部落或部落集团，都以鸟为图腾，故古人统称其为“鸟夷”。从时间上来看，太昊氏要早于少昊氏。从地望来看，太昊氏和少吴氏各有自己的活动中心。太吴氏以陈(今河南淮阳县一带)为中心，少吴氏以山东曲阜为中心。太昊与少昊同属东夷集团，在血缘上也许有些瓜葛，但要断定他们之间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则缺少直接材料。
在东夷集团中，蚩尤为又一著名首领，其活动中心在古济水附近和泰山周围地区。《史记・五帝本记・正义》引《龙鱼河图》称蚩尤有兄弟81人，可能是81个氏族。关于蚩尤与东夷的关系，徐旭生先生做了详细考证，认为蚩尤属东夷集团之一部，其理由是：继蚩尤首领地位的少昊属东夷集团；《汉书・地理志》载，蚩尤的祠堂和坟墓均在今山东西部的东平县；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氏族地处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处；涿鹿之战时，蚩尤与太吴、少吴为同一方。在蚩尤与少昊的关系上，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少昊即蚩尤也”；第二种观点认为蚩尤与少昊是东夷集团两个不同的部落；第三种观点认为蚩尤和少昊属于东夷集团的同一个部落。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蚩尤不是某位英雄的私名，而是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共同称号，这个称号大概起源于炎帝集团或两昊集团，而九黎三苗集团也加以袭用。虽然对蚩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蚩尤是古老部落中与炎帝、黄帝鼎立存在的强大部落之一。远古时代中国南方的另一重要的民族集团是南方的苗蛮。苗蛮在古文献中或称为“苗”、“三苗”、“有苗”，或称为“蛮”、“南蛮”。苗蛮集团的活动地区，据《战国策・魏策》吴起描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悖北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吴起所说的彭蠡即今鄱阳湖；文山不详所在；衡山非今日南岳衡山，而是指江北某一横向，即东西走向的大山或山脉，有学者指为伏牛一桐柏－大别山脉。由此可见，三苗活动区域，以今之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到湖南、东至江西、北达河南南部及中部。俞伟超先生从考古学角度证明，屈家岭文化(前3000－前2000)最盛时，“向北影响到丹江和汉水中游，直抵伏牛山麓，使得那里的原始文化从以仰韶因素为主，转化为以屈家岭因素为主。在洞庭、鄱阳两湖间江西修水一带的南部类型，因自身序列不清，不知始于何时，但至迟到屈家岭阶段，长江中游的原始文化因素已到达到那里，并同岭南的石峡文化结合在一起，在前三千纪中叶以后，这个文化系列发展到新阶段，文化面貌发生急速变化，可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并同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阶段诸文化发生更多的接触”。据此我们可以看出，考古文化的这种发展与神话传说中三苗集团的范围恰相吻合。又《吕氏春秋・召类》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史记・五帝本纪》说：“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这说明苗蛮最初并不局限于“左彭蠡，右洞庭”，其最早的活动范围西北达丹江流域，川东及鄂、湘、赣、皖的长江流域，东抵淮河流域，集结在彭蠡和洞庭之间。
在苗蛮集团中，九黎部落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一支。黎，作为部落名称，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说：“黎民于变时雍”。《国语・楚语》又有“九黎”之称，说：“及少之衰也，九黎乱德。”韦昭注：“九黎，黎氏九人。”这里是把九黎作为氏族部落的人类群体。相传，九黎是九个部落的联盟集团，其中的每一个部落又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其八十一个兄弟氏族。《龙鱼河图》称：“蚩尤摄政，有兄弟八十一人”。这里，蚩尤又被看作九黎部落集团的首领。
三
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在发展中，和平共处之外，相互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加剧了相互的融合，在族源关系上呈现出更为繁杂的结构。
黄帝与蚩尤之战，表现着华夏与东夷的关系。关于战争的原因，《史记》说是“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庄子・盗跖》说是：“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近人徐旭生先生对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他认为华夏族炎帝、黄帝二支，原居陕西，后来东迁。迁徙路线，黄帝支偏北，在黄河北岸；炎帝支偏南，沿黄河两岸或更南。炎帝支走到黄河北曲处(今河南、山东两省交界区)，这里的土地平衍肥沃，人口稠密，原住这里的是东夷，大首领为蚩尤。炎帝支与东夷接触后，便发生了矛盾，发生了土地纠纷，引起了战争。炎帝战不过东夷，便请来同族的黄帝，遂发生了黄帝与蚩尤之战。徐旭生先生的分析应该说是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关于战况《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相传蚩尤有兄弟八十一人，都是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砂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黄帝与之九战不胜，只是在天帝派遣“人首鸟形”的玄女传授了兵法，才制服蚩尤，“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谓蚩尤不死，八方殄服”。蚩尤与黄帝作战的地点，《山海经》说是在“冀州之野”，《史记》和《庄子》说在“涿鹿之野”，《逸周书・尝麦解》说在“中冀”，今人考证以为在涿县、保定一带，而涿鹿之战，是冀州之战的决战。战争的实际对象是两昊集团。《盐铁记・结和》说：“轩辕杀两日睾(昊)蚩尤而为帝。”战争的结果是蚩尤被杀，诸候“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总之，战争是在河北中部地区进行的，这场战争是华夏与东夷两大族汇中产生的碰撞，是中华民族两大族源走向融合与同化及华夏民族成为中原主体民族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当然，黄帝在取得统治地位之后采取的一些措施，更有助于两大族群的融合。其一是针对天下扰乱不安的状况，拿出蚩尤画像以威天下，致天下殄服；其二是“拿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灭人之国而不绝其祀。
尧舜与“三苗”的战争，则表现了华夏与苗蛮间的关系。《尚书》记载，尧时“窜三苗于三危， 分北三苗”。《吕氏春秋》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南蛮”，即三苗。《汉学堂丛书》辑《六韬》说：“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史记》描述说，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丹水，有人考定为丹江。丹江源出陕西，流经河南西南部，到湖北入汉水。尧舜与三苗发生战争的原因《山海经》称是“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看来三苗之君对尧以天下让舜加以评论，提出非议，说明三苗与华夏间可能存在首某种特殊关系，以至三苗之君对华夏君位的让渡表现出特别的关注，而这种关注恰恰为尧舜利用，进而成为华夏向南扩展的理由。战争的结果是，“三苗之君”被杀，“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日三毛国。”即三苗因受攻伐，一部分苗民又向南方和西南移徙。
传说中三苗与尧、舜、禹的矛盾和斗争，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商周以后，古汉文史籍中不再有关于三苗活动事迹的记录。这不是说三苗因受华夏族屡次攻伐而导致“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也不是孔丘所说的苗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世”。事实上，三苗作为一个大的族体，不可能都迁走，而是由于改变族称的缘故。商、周以后，居住和活动于长江中游及其以南广袤地域的族群，被统称为“蛮夷”或“南蛮”，其中活动在荆州地区的许多部落，被称为“蛮荆”或“荆蛮”。
黄帝与炎帝间的战争反映了原始社会父权制时代末期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权力向国家权力演化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吕氏春秋・荡兵篇》说：“兵所自来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兄弟部落各行其道，水火不容终于酿成历史上有名的“阪泉之战”。据《史记》所载，黄帝之时，“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于是“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兵振德，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躯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志。”《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巩固了自己在部落联盟中的地位，成为炎黄两集团的共主。汉民族形成后常常自称为“炎黄世胄”或“黄帝子孙”即源于出此。
通观炎帝黄帝时代，炎黄部落以中原地区为核心，通过和平与非和平的方式，与东夷、苗蛮进行着密切的交流与融合。同时，各部落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逐步分化出新的氏族和部落，华夏民族正是在这种膨胀与融合中逐步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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