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神秘的东西蕴含在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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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至6月，张炜在香港浸会大学讲学。香港梁文道主持的同人刊物《读书好》杂志，就张炜新出版的三十九卷本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及其他问题，采访了张炜先生)
梁文道：《你在高原》一书每一部都可以作为一部独立的故事来看，为什么不写一部就出版一部?而是等了二十多年，才把这十部书囊集成一部《你在高原》出版，当中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张炜：写一部出版一部更好，无论从接受方便还是写作节奏上看，都要好得多。可是我试过，不行，因为它毕竟不是通常说的那种“系列小说”，即在一个大的题目下的一些不同的书，如“人间喜剧”、左拉的一些书等。它是通称为“长河小说”的那种，即书中有共同的主人公和共同的故事的那种，篇幅太长了，分开出版就很麻烦。《你在高原》的人物大致是同一些，大故事也是同一个，这样，即便每部都可以独立阅读，最后形成一体之后，还是需要全面把握一下才好。不然会产生各种问题。
三十九卷，十个单元，并不是从头写起的，而是事先严格布局之后，再根据写作状态，挑出某一卷来写。它们在全书的位置是固定的，但最后安放上去是否完全合榫，还必然要最后修理一番。
以前也试着出版过一两部，结果发现问题很多。就因为写作时间拖得太长，其中的人物关系及细节部分出现了许多衔接上的问题，前后矛盾的地方很多。这就需要停下来，耐住性子从头一点一点改好，使之在最细微的地方统一和谐起来。
还有全书韵律的把握、文字色彩等等，都要求作为总体去掌控。
梁文道：现在的都市人能接受长篇文字的已经不多，有担心过读者的接受能力吗?
张炜：人们常常议论现在的读者如何少，人们如何忙，没有时间读书等等。其实这不是一个问题――或者我对这个问题已经视而不见了。因为阅读的渴望是人类的一个特征，它总是存在的，在任何时候都存在。有的人发现：恰恰是在他人生最窘迫最忙碌，几乎是衣食无着的时候，却是阅读最多的时候。是的，有的人后来时间更多了，生活条件更好了，阅读却比过去要少得多。这个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它十分发人深省。
真实的情况是，人群中潜存的真正的读书人从数量上看是大致未变的。读书是人类的一大嗜好，它源于生命深层。看热闹的人会随着时代兴趣增加或减少一些，但真正的读书人说来说去也就那么多。这一点是很难改变的。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也许他不能太过担心阅读，因为这种担心最终会让他犹豫不决，最后只好折损起自己的文字来，让创作的品质出问题。这是致命的损失。通俗文学写作与诗性写作的一个很大的区别，也在于写作心理的不同：要看其是否足够顽强。这个过程往往是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只面对了苛刻的自己。有人谈到文学的世界性时说过这样的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从阅读上看，是否也可以说：越是自己的越是大众的?这样理解，或许压根就不存在一个为博得时下读者的喜欢而写作的问题了。
再说，某些所谓的“读者”喜欢什么，我们大致心里都有数。满足他们，就等于取消自己。
回避某些读者，不与其对话，这恰恰也是一部分写作者最好的状态，是确保他整个事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这种回避，才会赢得时间的检验，最终也将获得最多的阅读。
梁文道：每做一件需要长时间去进行的事，应该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你花了二十多年创作《你在高原》，目标是什么?为何而写?为谁而写?
张炜：创作的目标会有的，茫无目的的写作也许并不存在。不过这目标倒也不一定特别清晰，太过清晰了也会有问题。写作有时真的是一次迷狂、沉浸和感动，方向问题只会搅在其中――这时候的方向才是文学的方向，而不是功利的逻辑清楚的很具体的方向。比如说写作中，写到了一只动物的泣哭――它的哭让我感动，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它泣哭的全部原因
但盘桓在心中的目标是有的，比如我想借助它恢复一些人的记忆，想唤起向上的积极的情感，还想让特别自私的现代人能够多少牵挂一下他人，即不忘他人的苦难……这都是很难的、很高远的目标，所以才应该不懈地做下去，一做二十多年。这个过程也会教育自己、反省自己。
梁文道：是什么原因让你坚持一直以来都以自然生态环保文学为创作题材?花了二十多年写《你在高原》是不是预先计划好的写作?
张炜：“自然生态环保文学”这个概念，我几乎没有想过。因为文学在我这里就是文学，它们不会从题材上区分得这么清楚。作家关心的主要是人性，是生命中激越的诗意，是社会的不公平，苦难和爱情，是这些。有人甚至不赞成“儿童文学”这样的概念，认为文学就是文学――写到了儿童，必然会有合乎儿童特征的、另一种处理，还会考虑到儿童的接受，而不是让其从文学之中独立出来。儿童文学的概念尚且如此，其他的划分就更不得当了。当然这丝毫不影响研究专家去分类和分析。
现在的实情是，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就摆在那里了，这是无可回避的，所有人、所有作家都会深刻地处于这种关系之中。
梁文道：在你收集资料写作的时候，有哪些事让你印象最深刻，并且对你的写作产生影响及变化?
张炜：我利用各种机会，以各种方式走了几十年，除了大片的乡村城市，还有西方东方包括拉美地区。我特意划定了一个大的区域，想把这个区域内的一村一镇都细细地走上一遍。这对我有多重要，以后也许会认识得更清楚。整个过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生活的不平等，是贫穷和苦难对人的折磨。随着走下去，我越来越不相信对于未来的一些许诺了，反而对具体的善举，眼前的一些善举，倒是越来越相信和看重，觉得有意义。在这方面，我可能变得目光短浅了。
我还收集了一些散落在乡间的一些旧闻、传说故事、民谣等等，所谓的民间文学。这也算是好好地补了一课。这些对我以后的创作会有更大的帮助。
梁文道：二十多年来，你对此书的想法，产生过变化吗?
张炜：刚开始想十年写完它，后来发现这不太可能，这对我是一个战役，而不是一次战斗。这样一想我就安下心来，索性慢慢写吧。我同时还发现，生活中，我们的许多事情往往就是因为太急才做坏了的，这从社会改造、文化活动和经济活动方面，都可以找到无数的例子。再说这样长的一部书，本来也应该与写作时间相匹配，不然一些极复杂的东西就进不去，这可不是才华和脑力够不够的问题，而是时间够不够的问题。有一些神秘的东西是蕴含在时间里的，不给它相应的时间，它的生长是根本谈不上的。
梁文道：有报道说你每部作品的改动都要十几二十次，当中涉及的巨量改写不下五六次，这是不是此书花费二十年光阴的原因之一?为什么有需要做这么大量的改动?
张炜：改动这么长的东西，的确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不过光是起草就已经很费时日了。总的文字量摆这儿，要一个字一个字刻上纸 页。我最初写了六百六十多万字，找朋友看过的打印稿又是这个的许多倍。我的一些朋友称得上诤友，他们总是毫不留情地给我提意见――他们不管我的能力如何，只希望我花了这么多年，能写出一部极重要、甚至是杰作来才好吧。我也乐于做这个幸福的苦差，实际上最后是改写上瘾，一直这么工作下去。
梁文道：《你在高原》说的是一位地质工作者的行走经历，当中有没有你个人的经历?
张炜：这是我朋友的经历。我的一些朋友当年就是我书中写的情形――那是壮怀激烈的岁月，他们是那个岁月中最不安的一类人。我多少也算个参与者。最后我没有和他们一起走那么远，但却同样经受了震撼和磨砺。书中的主人公之一宁伽只好望洋兴叹，发出“你在高原”的阵阵长吁。
我们那会儿都曾梦想当个地质工作者，有一段时间还制备了一些行头。
梁文道：《你在高原》在你所有作品中占据怎样的位置?有承先或启后的作用吗?
张炜：我以前曾经让部分朋友埋怨过，他们刚开始看了稿子就说：又是葡萄园!但他们渐渐知道我在做这样一个大的工作，知道我总有一天会把这个故事讲完，那时就不会总是提到这个烦人的“葡萄园”了。而当时还不行，那时还得忍受，如果他们还愿看下去的话。“葡萄园”写完了，他们终于知道，这原来不是一个乌托邦，而是一个现代悲剧。
现在，这个关于葡萄园、关于行走的长长的故事讲完了。然后我会开始新的工作。二十多年，积了多少灼烫的故事，它们一直压在心里。可是我当时不能写，大多故事还不能写，因为我要集中精力，先把这部长长的书写完。事到如今，我终于可以从容地开始另一种工作了――就这点来说，《你在高原》更像是一道大坎、一扇大门，它翻过了、打开了，我才能从这里出发，走向我自己的远处了。
梁文道：你似乎是以一位苦行僧的生活方式去创作这部巨著，为何选择这种创作形式?
张炜：写作中没有什么太多的艰苦，留在记忆里的愉悦更多。因为劳动量大，拖的时间长，有时也少不得寻一些安静和较少打扰的地方集中工作。但这些文字主要还是在市区写下来的，我在这里大致遵守着正常的作息时间，即像“上班族”一样阅读和写作。
任何一个作家内心深处的激动，我想大半都是化进了平凡的日常劳作里的。一些劳动量的积累，也一定会在这种“庸庸碌碌”之中吧。
梁文道：每一个看过你作品的人都被你对大自然的那种敬重、崇拜和虔诚所感动。能把这些感情透过文字并被读者感受到，想必都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情。能对大自然有这么浓烈的感情，是源自于你本身的生长经历吗?
张炜：我十六岁之前是生活在一片林子里的，十六岁以后才到处游走，先是胶东半岛地区，而后又是更广大的一片世界。可是小时候的林子成为我最不能忘怀的一个地方，我发现越是年长，它越是让我怀念和留恋。说实话，在我心中，走遍大地，也仍然找不到比童年生活的那个自然环境更关的地方了。我的这个意识很固执，以至于我常常觉得自己有一多半的使命就是为了讲述它，它的所有故事。我甚至想，在未来的一天，如果人们厌烦了现在的建设――这一天总会有的――就会按照我书中对那个环境原貌的记录，去重新恢复那片原野。
梁文道：“野地”是你书中常用的词，你甚至会把山水、田原都称之为野地?“野地”对于你来说是作何理解?在你了解中，香港有“野地”吗?
张炜：“野地”指浑然苍茫的一个大世界，不单独是指了乡村乡野。一些大城市、闹市，比如香港，都是“野地”的一部分。
梁文道：城市的建设不得不牺牲大自然的生命，比如开发农地建设新城镇以舒缓人口压力、拆除小村落铺设新马路与新铁路以方便经济发展等，你对都市人这种行为有何看法? 张炜：不停地盖楼造城，这大概是一个过程，所谓的“城市化”过程。不过这个过程必然有个盛极而衰的时期。我们是第三世界，一切都很初步，“城市化”对许多人来说还是相当新鲜的东西。再发展一段，受够了“城市化”的苦楚，就会琢磨起更高级的生活了。这是个很朴素的道理。
但我们最好从一开始“城市化”的时候{就想到以后。不然将来就会后悔，会因对辛苦的工作而产生的破坏感到懊丧，狼狈万分，会发现劳民伤财费时几十年才弄成的东西，原来是这么土气落后、这么有害于我们生存的东西。说到底，“城市化”和“现代化”一样，是个中性词，它不完全是褒义的。
梁文道：你为了写作四处流浪探索，而写作则是抒发自己对自然生态的爱护，这样一来，你算不算是为了大自然而活?
张炜：影响我们当代人类幸福的，对大自然的破坏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却与人性的恶化深深地连在一起。人心变坏，大自然就变坏。这里面是人的全部的问题，而不是什么单纯的环保的问题，远没有那么时髦和轻松。最沉重的还是人的问题，这也是作家心中永恒的问题。
作家不会简单地理解自然环保，不会滑向一个时髦的话题，那样就会浅浅地划出一道痕迹，写作变得像溜冰一样。
梁文道：你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说法有何看法?与你过往的生活相比，你会觉得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吗?
张炜：城市应该让生活美好，但还要看是什么样的城市。目前的城市生活并不美好。可是第三世界的乡村又往往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那里穷得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谁还有心情为他们唱一曲田园牧歌呢?
城市的急剧膨胀既害了自己，又害了乡村。城市里那么多的水泥和钢筋，分给农村一点多好!那么多的柏油路，分给农村一点多好!有人说：这就是城市化啊!不过，目前的城市化，我看主要是大城市的继续膨胀、乡村的进一步贫瘠。
从土地到人(就是民工们)，都在受城市化的掠夺，全世界又有多少例外呢?简单点说，爱农民才是爱人，才是仁政，才会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大。大片的农民在悲伤，正过得寒酸，这时候一个民族实际上即处于最脆弱的时期。
梁文道：你来了香港数次，对香港有什么感觉?觉得香港的山水如何?
张炜：香港山水极美，不过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太忙了，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它们。我在想，忙碌是一种必须，也是一种习惯。
让现代化的城市居民慢下来，只会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吗?
回顾我们内地、我自己，也太忙碌。我们将来会尽一切努力让生活慢下来吗?我担心，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座城市，匆忙总会出错的
梁文道：你一直住在乡郊，与大自然和动物打交道，现在来到香港，习惯吗?如何看待香港的生活?
张炜：我后来在城市生活的时间远远多于在乡村生活的时间，我虽然渴望有从容的个人时间，实际上也总是匆忙得要死。我早就成了一个不幸的城市动物。所以我才更想念童年的林子，想让生活慢下来、再慢下来。匆忙的日子一定是不断出错的日子，而有些错误我们可真是犯不起啊!现在许多地方都是大大小小的香港和上海一尽管它们之间区别也很大。其实都是一条道路，“现代”的道路。人们在奔向城市化现代化的道路上，暂时还没有更大的想象力，没有什么灵感。东方西方，最后都在盖大楼，搞夜总会，穿奇装异服，说时髦话……没有想象力，没有个性。从商业社会的角度讲，香港比较有序。可是有序又怎样?匆忙而有序，匆忙却让人惋惜……
未来的高楼人士一天到晚忙碌，行色匆匆，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了，更没有那样的心情了，幸福又怎么会有?不仅没有，这样过一生也许真是太亏了。
书与茶，静与思，劳动与休息，这才是我们心中不打折扣的“现代”。
梁文道：来香港讲学的这些日子里，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张炜：我们要建设一个知书达理的社会，要活得有尊严，不知还需要一齐奋斗多么久，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香港有许多美好的东西需要内地学习，只要它安静下来，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物质主义对人的伤害不是某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普遍的状况。社会的每个阶段都会遇到一些问题，物质主义扭曲了我们人类的生存，造成了最大的创伤。
梁文道：一个写作者同时必然是个勤奋的阅读者，你的阅读经验想必相当丰富，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张炜：我最爱读中国古典，特别是李杜苏。外国的，俄罗斯作家我一直喜爱，他们对我影响很大。我读当代外国文学很少，因为这种阅读常常让我失望：它们往往没有什么内容。索尔-贝娄和马尔克斯、石黑一雄我喜欢。库切的个别书，气正动人，我也读。
读一些好的古典作家，我会觉得现在的作家写得也算不错，可惜就是趣味不高，或许还可以说――太下流了。
我觉得“三人行必有我师”，我自然也从当作中，从同行中，汲取了大量营养。但这还是两码事。
张炜，作家，现居济南。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
梁文道，主持人，作家，现居香港。主要著作有《常识》、《我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