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皇帝”从“世俗”向“禁忌”转化过程中儒学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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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是禁忌吗?英国学者弗雷泽在《金枝》中列举古代世界各地“禁忌的人”，包括：神圣者――国王、酋长、祭司，不洁者――月经初潮的女孩、产妇、寡妇、鳏夫、兵士、杀人者、悼亡者，以及所有接触过死亡者的人。国君是“真命天子”，在他身边的大臣经常会提心掉胆，总认为随时会有危险的事情发生，所谓“伴君如伴虎”。根据史书记载“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黄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日：‘后来，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日：‘不胜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予以归，日：‘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坼檫，斧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日：‘呜呼!有疾，命矣夫!”’(《吕氏春秋・音初》)尽管夏王孔甲有意让遇到他而生的农家孩子富贵，把他放到车上带了回去，但那孩子终究经受不住孔甲身上携带的具有破坏性的神秘力量，劈柴自伤，终于只成了一个看门人。这是说一般人经受不住统治者身上的神秘力量。“由于国君是社会权力的集中体现，他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这种危险是客观存在的。然而，社会中一般人不去考察其中道理，只从现象上看，直觉地感到那种危险就出在国君的人体上，于是国君便被视为禁忌的对象了。”“中国古代皇帝的女儿叫公主，与巫女一样，不许外嫁而是招赘女婿，凡是嫁与天子作后妃的，不许再改嫁。因为凡一度与天子接触过的人或动物，也同时具有了神秘的力量，成为禁忌的对象。”(万建中《禁忌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123页)由上可知，“皇帝”在古代是禁忌。

禁忌来源于恐慌，而恐慌的产生是由于对未知事物的神秘情感。汉初儒者叔孙通制礼仪产生的直接效果就是使平民皇帝刘邦在朝臣面前披上了一件神秘的外衣。叔孙通制礼仪之前，刘邦和他的朝臣们之间是没有感情上的距离的，更谈不上神秘感。在作为皇帝的刘邦面前，朝臣放浪形骸，百无禁忌，“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对这种情形，刘邦即使不满也无可奈何，他也不知作为一个皇帝该是什么样子，但在叔孙通制礼仪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传。於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日：‘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叔孙通制朝仪使皇帝和朝臣之间产生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因为礼仪所限，他们不能无所顾忌地和皇帝相处，不能随时感知皇帝的喜怒哀乐，每次上朝见面他们不得不对着以前那个非常熟悉的人实行三跪九叩之礼，久而久之，就会在他们心里产生一种心理暗示，那就是高坐在龙椅上的刘邦，不再是以前那个和他们嬉笑怒骂、放浪形骸、无所顾忌的上司了，他是一个切切实实掌握着天下至高无上权力，主宰他们生死的人间帝王。他对他们的一切了如指掌，而他们对他的情况慢慢变得不甚了了，一无所知，皇帝在他们眼中变得神秘起来，民间也流传开了诸如醉酒斩白蛇、以及逃亡时所谓五彩天子气等等关于刘邦的一系列秤异现象，而这种神秘感的出现正是禁忌产生的前提。

当然，由于缺乏从理论上对这种情况进行解释。因此，它是经不起有心人推敲的。

把皇帝和天神用理论联系起来的是汉武帝时的大儒学家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里对上天和帝王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解释，从而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也使儒学大盛，成为独尊的意识形态。董仲舒说：“人：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日受，由天之号也，为人主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春秋繁露・阴阳义》)他认为四时运行，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表现了天和人一样是有意志，有感情的，人有喜怒，天亦有喜怒，天人有共性且相通，最终他推导出皇帝和上天的关系：“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春秋繁露・顺命》)，“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为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候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至此，在理论和舆论上都符合了禁忌条件的禁忌“皇帝”最终形成。这种身份的形成和汉朝儒者所做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儒学在该现象形成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皇帝作为一个让臣民顶礼膜拜的禁忌权威，对于巩固其自身的地位和维护国家的稳定是很有帮助的，因此，中国古代统治者无不因循礼仪制度并运用天人感应的学说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理的依据，从这点上看来，汉初儒者所做的工作对后世集权中央政治体制的形成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