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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叩问与寻找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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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虽是一个诗的国度,但中国传统诗歌长诗较少,短诗较多,缺乏西方诗歌那种博大、恢宏的文化传统。五四以后,受欧风美雨的影响,中国才出现较多的结构浩繁、篇幅宏大的长篇诗歌巨制。但是,长诗,尤其是抒情长诗,一般诗人不敢问津,因为需要非凡的气魄,需要澎湃的激情,需要深邃的思想,需要横溢的才华。因此,当我读到邹联安的长达四千余行的抒情长诗《逃亡者》时,不禁为之一怔!这是作者呕心沥血、数易其稿、反复锤炼、精心打磨的一部力作。全诗感情充沛,气势恢弘,是一曲叩问寻找悲歌。它叩问人类的命运,世界的命运;它寻找人类的前途,世界的前途。诗中的抒情主人公超越了自我,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地域,超越了国度,叩问着,寻找着,悲悯着,痛苦着,深切而真挚地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审美思考和忧伤叹息。作品格局宏大、立意高卓,情调苍劲沉郁、慷慨悲凉,是中国当代诗坛较为罕见的优秀抒情长诗,值得深入解读。

如果我们纵向扫描一下中国的诗歌发展史,就会发现许多诗人都是“逃亡者”。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一首家喻户晓的诗《硕鼠》,就表现了奴隶们决心反抗如“硕鼠”般的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而发誓“逝将去女,适彼乐国”的思想感情。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一位“逃亡者”,他要逃离黑暗的现实,寻找理想的家园。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在他那首辉煌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的第三大段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幻想从黑暗的楚国“逃亡”出来、远走高飞,但最终仍然不忍离开楚国的复杂而痛苦的思想感情,这集中展示了诗人内心中的逃亡与滞留、生存与毁灭的矛盾与冲突。逃离楚国既为诗人所不愿,滞留楚国又为现实所不容,于是自杀就成了诗人唯一的选择。所以,《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曾是一位幻想逃亡的“逃亡者”,而最终却变成了一位以身殉国的“自杀者”。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陶渊明主动辞掉官职,归隐田园,从田园中发现了美,发现了诗,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锺嵘《诗品》),田园诗派的开山祖师。陶渊明归隐田园并不是暂时托身的无奈,而是一种解脱,一种归宿,诗人归隐田园感到的是自由与欢欣。这样,对于尘世来说,他是“逃亡者”,而对于自然来说,他是“回归者”。田园是诗人的精神家园。田园代表着诗人对世俗世界的反叛,是富有象征意蕴的文学世界。《硕鼠》的作者幻想“逃亡”是为了反抗压迫与剥削,诗祖屈原幻想“逃亡”是为了表现内心中的痛苦与愤懑,田园诗人陶渊明真的“逃亡”是表示自己从思想上与世俗社会彻底决裂了。而邹联安笔下的“逃亡者”则表现了始终处于生存恐慌之中的当代整个人类的迷茫和困惑,逃亡是为了反抗现代性危机,追求纯美人格,为人类寻找新的出路。

现代社会表面春暖花开,和平静谧,实际上却是灾害连绵,危机四伏。地震、海啸、赤潮、水患、冰灾、非典、沙尘暴、泥石流、疯牛病、口蹄疫、禽流感、猪流感、911恐怖事件、海湾战争……这一波又一波的灾难都殃及世界,影响全球。而人类对资源的无限攫取,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也已经严重地危及到我们的生存。尽管迄今我们许多人仍然被科学技术神话所迷惑和蒙蔽,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早就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及科学技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在《技术的追问》等文章中对技术和现代技术进行了一系列追问,他深刻认识到现代技术无限制的发展,必将破坏自然环境和威胁人类生存。面对现代技术带来的危机,海氏认为当务之急是“寻找诗意地栖居”,唤起存在之思。这样才能找回被遮蔽的技术,找回失落的人类自身,找回被遗忘的存在。

面对战争、瘟疫、自然灾害、生态恶化、道德沦丧,诗人邹联安和哲人海德格尔一样没有了阳光明媚的立场,他连呼:“我疯了/我真的疯了。”诗人发誓:“我就要起飞了/我飞呀飞/飞离假山假水/飞离假桥假湖/飞离假仁假义/飞离假慈假悲/飞离油盐柴米酱醋/飞离自己的美丽羽毛/飞离瞄准器定位的目标/飞离甜蜜的语言枷锁/飞离翻滚的七彩尘烟/我飞呀飞/我飞翔在我的梦中/我在梦中看到/城市的血污/正在淹没上帝的子民/……”很明显,诗人逃亡是为了远离龌龊,远离污染,远离虚伪,远离战争。这不是消极的逃避现实,而是积极地在为人类、为世界寻找出路!表面的冷峻掩盖不了诗人内心的滚烫!出世的外表包裹着强烈的用世之心!因而尽管全诗被忧郁的情绪所弥漫,读来仍然不会使人颓唐,而是让人警醒与深思。

西方现代的工业文明无情地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如潮涌动的城市化无休止地侵蚀着宁静美好的乡村世界,邹联安对此痛心疾首,他在长诗中常常用“山村”和“城市”、“白天”和“黑夜”等作为对立的意象而描写,如:“你曾经对我说过/在城市的肉体面前/灵魂的影子是红色的/山村的灵魂是绿色的/因为我们热爱山村/所以我们思念山村/因为我们思念山村/所以我们梦想/才逃出城市的威胁”。在邹联安的诗中,“城市”是现代技术文明图景的隐喻和象征,而“乡村”则是田园牧歌社会图景的隐喻和象征;“白天”是纯静美好生活世界的隐喻和象征,而“黑夜”则是龌龊腐朽生活世界的隐喻和象征。诗人敏锐地发现与揭示了现代化在给人类带来无限财富与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将传统社会的天人圆融的和谐局面与宗教体系彻底葬送与摧毁了。

邹联安跳出了传统诗人只关注自我的命运、族群的命运、集团的命运的狭隘心态与偏致立场,而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来思索、拷问我们整个人类的命运。这就使得他的长诗《逃亡者》具有无限宽广的视阈与品格。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深重忧虑和冷峻思考,反映了诗人的道德良知和终极关怀。他说:“我的思想朦胧成一团雾水/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幸好上苍给了我/写诗的能力和特权/我开始用诗歌疯狂地寻觅”。这与其说是诗人的迷茫与困惑,不如说是整个人类的迷茫与困惑。因此,诗人要逃亡,要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在诗的结尾,诗人写道:“走吧,我至上至美的爱人/走吧,我至上至美的兄弟姐妹/去那个蓝色的太阳岛上休闲吧/那里没有洗脚屋/也没有歌舞厅和院/但那里有辽阔的原野/有哞哞羊群 袅袅牧歌/有茵茵翠竹 依依湖柳/那里菩提葱茏/四季馥香缭绕/彩色的枝桠挂满希望的圣果/那里的香山琼阁紫烟缭绕/那里酒宴飘香/那里琴瑟绕梁”,这里诗人呼唤爱人及兄弟姐妹一起到“那个蓝色的太阳岛上”去休闲,这是诗人幻想的人类的理想国,是诗人为全人类寻找的精神乌托邦,是诗人为人类安排的精神圣地和心灵港湾。诗人通过灵魂的逃亡与安顿,不但宣告了人类与物质和技术世界的背离,对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社会的反抗,而且也确立了一种高尚纯洁的生活方式,表现了在一种终极意义上的对人类整体生存境地的焦虑、悲悯、关怀与救赎精神,从而彰显了诗歌作为时代的号角、人类的良心这一伟大艺术形式的价值与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邹联安原来是学音乐的。音乐的专业背景,使得他在创作《逃亡者》这首长诗时,不仅十分重视诗歌内在的韵律与节奏,特别讲究诗歌的音乐美,而且借鉴与吸收了复调音乐的创作技法来精心构思与编织诗的结构与线索。众所周知,复调音乐是相对于主调音乐来说的,它是多声部音乐的一种。它是以两个、三个或四个在艺术上有同等意义的各自独立的曲调,前后叠置起来,同时协调地进行为基础。在横的关系上,各声部的节奏、力度、强音、高潮、终止、起迄以及旋律线的起伏等,不尽相同而且各自有其独立性;在纵的关系上,各声部又彼此形成良好的和声关系。前苏联著名文艺学家巴赫金首次将音乐中的“复调”概念引入小说研究,建构了著名的复调理论。1929年,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中用“复调”来描述陀式小说中的多声部、对位以及对话的特点,因此形成了“复调型长篇小说”的概念。邹联安的抒情长诗《逃亡者》,长达四千余行,诗人将其分为七十四节。表面上看,这首长诗节与节之间在内容、情感和意象上有重复、交叉,好像冗繁,实际上它如同复调音乐将有同等意义的各自独立的曲调前后叠置起来,从而使宏大的长篇抒情诗拥有独立意义的不同诗歌章节之间形成了既不相融合也不相分割的诗歌结构形态,具有前呼后应、起承转合的艺术效果。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根据邹联安抒情长诗《逃亡者》的独特结构形态提出“复调型长篇抒情诗”的概念。是否准确,这需要精通复调音乐和长篇抒情诗的学者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