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的“边缘化”到西方的“双重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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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在父权社会的旧中国，作为“他者”，受到“边缘化”；在美国，性别和种族上遭受着“双重边缘化”。在描写女性主义主题上，谭恩美的《喜福会》是一个绝好的代表作。《喜福会》从女性的视角来描述东方的“边缘化”到西方“双重边缘化”的历程，因此也必然凸显了在跨文化中形成的女性主义观。
[关键词]边缘化 双重边缘化 《喜福会》 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1-0074-01
引言
女性主义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于西方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女性主义思潮给东西方的文化界和思想界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谭恩美就是在这种社会思潮中进行创作的。在一个中国移民家庭出生成长，谭恩美受到来自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的教育和影响，特殊的家族史赋予了她一种特殊的生活视角，作为女性作家，女性意识在这种跨文化背景下变得尤为凸显。现以她的第一部小说《喜福会》为例，分析谭恩美作品的女性主义观。
（一）谭恩美本体的“边缘化”根源
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这种历史也注定了成为传统思想的植根沃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男人为天，而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而已。因此，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女性一直是社会主流中的“他者”，没有地位，更没有自己的声音。早期的美国虽然提倡人生而自由、独立和平等，但在移民文化中通常认为华裔移民是愚蠢、无能、低级的群体，受到各种各样不公平的待遇和社会歧视。而女性，作为相对于男性为“他者”，在美国同样长期受到男权主义社会的压迫，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无疑是弱势群体。因此，女性，尤其是华裔女性无论在职业选择、社会认同、社会福利等方面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谭恩美本人是出生并成长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因此具有双重文化环境：中国传统文化和典型的美国式文化。
（二）谭恩美作品《喜福会》中的女性“边缘化”描摹
《喜福会》紧紧围绕中美文化冲突中的四对母女，讲述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背景下外祖母、母亲和女儿三代人的故事。这三代女性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和角度看待女性与男性的冲突关系，以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视角为读者诠释着女性的“双重边缘化”。年轻时移居美国的四位母亲，移民前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和家庭中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受到来自父亲、丈夫、公公等多方面的压力，没有话语权，处于社会的边缘化位置。母亲一代的女性都看到了自己在男人世界里的卑微地位和失语状态。但是，难能可贵在她们并没有无休止地浸泡在巨大的愤怒与绝望之中，为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她们各自采取不同的，甚至是极端的手段来反抗“以男人为天”的传统。她们最终逃离了那个对自己视而不见、任意践踏的桎梏，怀着美好的愿望来到美国，重新去建构全新的美好生活。然而，从中国到美国，家庭妇女还是家庭妇女，她们生活的中心还是围绕着丈夫和女儿。在美国的文化中，她们不但没有摆脱东方的女性边缘化困境，更落入了西方双重边缘化的囹圄。
（三）谭恩美的女性主义叙事特征
在谭恩美的作品中，她用独特的跨文化女性视角书写了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凸显了传统女性形象和从属“边缘化”的地位。女性被推上了文学舞台的中心，站在了令人瞩目的聚光灯下。谭恩美不仅在写作内容上凸显了具有女性主义特征的形形的女性形象，更重要的是在写作方法上自成一家的突破。小说《喜福会》中的四对母女分别用第一人称“我”来述说自己在中国的过去，美国现在的生活，母女间的冲突与和解，对现实世界和内心精神世界的理解等。母亲们这种独特的以第一人称“我”进行的女性主义写作方式突出了谭恩美女性主义写作风格的特点。然而，女性从边缘化走向中心的过程是艰难的。对她笔下的几位母亲，她们能勇敢，没有任何遮挡地讲述自己痛苦的过去以及目前的精神状态并不容易，也反映出作家作为女性权力的倡导者的决心和意志。“我”相对于“她”就使母亲和女儿的距离缩短了很多，两者在对话过程中也比较亲近。当女儿们在生活中遇到比较棘手的女性双重边缘化难题时，是母亲们用她们以“我”为中心的故事来启迪女儿的心灵与智慧，帮助她们赢得女性的主动权，夺取女性主体地位。这也突出表现了谭恩美的女性主义思想。
二、结语
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具有自己的、不同于男人的能力和价值，同时也拥有自己的权利和尊严，这是谭恩美在文学作品中所要表现的女性主义精神，也是女作家本人作为女性的一种追求。她通过文学创作塑造复杂的女性的艺术形象，在看似“女性边缘化”的形式之中包含着“女性走向中心”的女性主义发展方向，为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参考文献】
[1]谭恩美（著），田青（译）.喜福会[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