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与诗有关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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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我作品的报刊和书籍，一摞摞堆积在书柜里。周末的一个下午，我把它们抱出来，摆在桌上、床上和地板上……房间里简直没有了下脚的地方。

妻子问我：“又找啥?”

“《文学少年》。”忙碌中的我埋头回答。

妻子以为，我找资料要评职称呢。我告诉她，今年合逢《文学少年》创刊30周年，我要写篇文章，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就算作一份生日的礼物吧。

寻找着，翻看着，这是一本小32开本的《文学少年》1981年第2期，在一首标题为《假日》的小诗下面，印着我的名字。30年了，它依然那样完好地夹在书页间，就像一枚经年的树叶，带着美好的记忆。

1980年，我28岁。那年的年底，正忙着操办婚事的时候，我收到一封寄自辽宁人民出版社的信。拆开一看，是文艺编辑室的冬木老师寄来的，他告诉我，明年初(1981年)，出版社和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要办一本儿童文学刊物，读者对象为小学中高年级的学生，正在筹备，希望我能给写些东西。

我马上投入创作，一连写了好几首诗，用挂号信寄走。从那一刻起，我就急切盼望着……可好长时间没有消息。直到1981年春天，我收到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里边是一本新出版的《文学少年》――1981年第2期。捧着散发油墨芳香的杂志，我十分惊喜，翻开目录，在“诗歌”一栏找到自己的名字，那首题为《假日》的童诗，发在第42页。和样刊一起，冬木老师还附了小纸条：“这首诗不错。不过，很抱歉，原本要发在创刊号上的，在排版时调整下来，只好推了一期。”

《假日》的发表，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我又陆续在《文学少年》上发表了《“仿声学”者》《爷爷、奶奶和我》《淡绿的梦》等诗，但都是零散的，没有一个是组诗，初学创作的我，年青的我，多想在《文学少年》上发个组诗啊!一次去省城开会，我带上新写的组诗去见冬木老师，他看后说：“这些诗都是‘独生子’，不能标组诗在一起发。”我问：“怎样才算组诗呢?”他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让我多看看别人的作品。说真的，当时我并不知道组诗的构成，以为几首诗放在一起就是组诗。通过研读别人的作品，我渐渐悟出，原来组诗不是作品随便的组合，要题材、主题相同或相近，要有统一风格。1986年，《文学少年》第6期发表了我的组诗《少女的世界》。这组诗后来还在辽宁省首届少年儿童艺术节暨省第二届儿童文学作品评奖中获得佳作奖，奖品是个石英钟，一直挂在我家的墙上，走时很准。那年搬家，我不小心把玻璃给打碎了，让妻子好一番埋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儿童诗时，我有意在主题、题材和艺术表现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试图让作品融入更多的时代元素，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展现新时期儿童少年丰富的内心世界。我的尝试得到了《文学少年》编辑部的大力支持，时任《文学少年》主编的赵郁秀，副主编陈秀庭、张宝杰，编委宁珍志等几位老师，给予了热情的鼓励。

1987年，我的组诗《少年四重奏》和《男孩子女孩子》发表在《文学少年》第3期、第5期，编者在卷首语中写道：“勇于探索的青年诗人盖尚铎的组诗《男孩子女孩子》，是继《少女的世界》《少年四重奏》后又一组令人称快的新作。如果少年朋友感到诗人叔叔的心和你们贴得很近，那便是作品的成功，编者也感到相应的慰藉。”此刻，当我重读这段文字，依然备感亲切和温暖。

看到我连续发表了几组诗，冬木老师比我还高兴，尽管那时，《文学少年》已经转由省作协独家主办，冬木老师已不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

岁月流逝，蓦然回首。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已在报刊发表千余篇(首)作品，也出版多部个人作品集，一些作品还在全国获奖，有的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

作为《文学少年》的奠基者，赵郁秀老师、冬木老师为办好刊物、培养作者、繁荣辽宁儿童文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纪念《文学少年》创刊30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怀念已故的冬木老师，他为人正派，恪守职业道德，乐于和作者交朋友，留下许多动人的佳话。其所具有的专业素质和敬业品质，也成为《文学少年》的一笔宝贵财富，在过去的30年里得到传承，并不断的发扬光大。

30年岁月，《文学少年》走过了光辉的发展历程，刊物的编辑和风格在不断地变化着。然而，无论怎样变化，《文学少年》的办刊宗旨没有变，她一直坚守着儿童文学的品格，坚持培养儿童文学新人，努力为小读者提供精美的精神食粮，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文学少年》是我文学成长的摇篮。向《文学少年》致敬，希望她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