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一生只为打造人文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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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你曾经将自己比作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为何作此比喻？
柳：芦苇只是野生草芥，但自喻为芦苇，倒还真不是我的创意。这个比喻，来自法国十七世纪一位哲人，他把人称为“会思想的芦苇”。坦率地说，我在青壮年时代是衷心而热切地赞赏“宇宙精华”“万物灵长”一说的，作为奋斗过程中的精神目标，作为沮丧时的“强心针”，也作为精神危机时的“救生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却离“精华”“灵长”说渐行渐远，而日益认同与信从“芦苇”说。虽然与其他物种相比，“会思想”可以说是所有人的基本特征，但在人类之中，真正意义上“会思想”的人毕竟只是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在“会思想”这一点上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层次，只有以思想为业、并以其思想的深邃远远优异于芸芸众生，特别是以其思想魅力而具有广泛悠远的社会影响与历史作用者，才无愧于“我思故我在”这样的自我认定。坦率地说，我远没有达到这个份上，只是由于我从事的是思想含量比较高的文化工作，要能应对下来就必须强迫自己多思，而自己也还算比较“勤劳”，于是几十年下来，也就自认为算得上“会思想的芦苇”这个称谓了。
《检》：面对自己所走过的路，你对自己的治学经历能做出比较科学、准确的回顾与总结吗？
柳：时至今日，我觉得“勤奋”二字是对自己治学经历最基本、最具体、最确切的概括与总结，即使是在社科领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有争议的现实环境里，也是坚硬得颠扑不破的真理。学海无涯，任何一门学问都是如此。我所从事的学科是法国思想文化，在整个西学中它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与地位。在这里，有人类最为美好的社会理想，自由、平等、博爱，有深沉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有充满独特个性的艺术创造，对我来说，这种文化高度真如喜马拉雅山，其浩瀚如大海，而且充满了无穷的魅力与奇妙的引力，足以把一个人的全部生命与精力都吸收进去，就像宇宙中的黑洞使人在其中忘乎所以、流连忘返。我将“勤”视为治学之本，不得不献出自己全部的精力与时间去有所收获，有所拓展。我在知性上则以自己有限的才力，尽可能师法钱钟书、朱光潜、李健吾等先贤典范，纵不能做到引经据典，穷历万卷书，妙语连珠，华章熠熠生辉，总也要达到“及格”水平：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议论行文时而也得有一两个亮点，一两处深度。每当面对那些凝结着自己心血的作品问世时，我才感到欣慰与满足。
《检》：你对自己的自我存在生态是如何评估的？
柳：“我思故我在”，“我劳作故我在”，这是我给自己定义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本质。父母为我获得良好的教育艰辛付出，北大求学期间所受熏陶和师承，西方文学的高山仰止，来自学界的竞争压力，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这些均不容我随意处置自己的生命与精力，唯有心无旁骛，辛勤劳作。这种存在方式、存在状态，带给了我两书柜的劳绩，也带给我简朴生活的习性、朴素的人生。我的“生活享乐”与生活情趣是再简单不过的。这么些年以来，我从来就没有过任何一次高消费享受，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不过是劳作（包括阅读与爬格子）、散步、听音乐、看电视、体育活动而已，虽然生活如此平淡，甚至在旁观者看来甚为清贫、寒碜、索然寡味，但我还能从其中体验出不少乐趣。但这种劳作者的自豪与乐趣，这种简朴的平民乐趣，这种心安理得、毫无愧疚的乐趣是那些一味追求享乐者们所体验不到的。
《检》：您的十五卷《柳鸣九文集》已经在国内出版，收录有您迄今为止创作的主要作品，包含文学理论批评、文学史、文化散文随笔、翻译四部分内容，约600万字。在《柳鸣九文集》第十五卷中，您被誉为“推石上山者”，您是如何理解这一评价的？
柳：我身高一米六差一厘米，智商水平为中等偏下，既无书香门第的家底，又无海外深造的资历，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在人才济济的中华学林，都是一个矮个子。幸好有北大燕园给我的学养为本，凭着笨鸟先飞、笨鸟多飞的劲头，总算作出了一点事情，含金量不高，且不免有历史时代烙印。我知道，个体人是脆弱的，个体人是速朽的，个体人的很多努力往往都是徒劳的，如西西弗推石上山。但愿我所推动的石块，若干年过去，经过时光无情的磨损，最后还能留下一颗小石粒，甚至只留下一颗小沙粒，若能如此，也是最大的幸事。历史文化发展的无情规律便是如此，我们面临的必然天命便是如此。
《检》：您不仅高质量完成了法国文学史的“主课作业”，还将翻译、写随笔、编文学史、写影评等“副业”搞得风生水起，您是如何做到既学而专，又学而通的？
柳：归根结底，我的立足点还是法国文学。法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很多思潮和流派的发源地，加之我做过一点西方文艺批评史的工作，超出法国国界略为兼及其他国家并非太难，因此，有的出版社把有关欧美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大型丛书的主编工作委托我来做。我写散文则完全是性之所致。人文学者本来就有人文关怀、人文视角，触及世间万物莫不碰撞出火花。《名士风流》《且说这根芦苇》《父亲儿子孙女》等书正是我近些年完成的随笔集。人文领域是积累而非取代的领域。添砖加瓦就是积累。就像伏尔泰在启蒙时代所提出的：“要紧的是耕种我们的园地”，也像拉伯雷在文艺复兴时代所喊出的：“去畅饮吧！畅饮吧！”
《检》：巴黎有一位攻读文学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选定了您作为他的研究对象，为此写作了一篇博士论文，听说您对此事颇为感慨，能谈谈具体感受吗？
柳：先说说博士这个品种。我辈特别尊崇、敬重的钱钟书、李健吾、卞之琳、杨绛没有一个是拥有博士头衔的，当然，在人文学界，拥有博士头衔的确有德高望重的大家，如朱光潜、冯至，但也不乏业绩平平、并不令人折服的人物，不过这种人物往往格外具有学术威严与学术架势，令人望而生畏，而这种居高，当然与其头上的博士光环有关，那是我辈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
再说说我自己。我曾经有过三次申请博导而吃闭门羹的经历。在人文领域里，重要的是创造与建树，这是最根本的规律，中国文人屡试不第，但借文才而不朽者大有人在，雨果也曾多次吃过法兰西学院的闭门羹，但他最终不知超过那些操否决权的人多少万里。我虽愚钝渺小，不能与巨匠先贤相比，但仰望他们的身影，在远处学步前行还是可以的吧。因此，如果要说这三次申请博导而不得到头来对我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激励我不断地爬格子、做事。社会人文的需要与读者的关爱是我的双重上帝。如果说，我这些年的耕作也一直得到了读者的支持、社会的承认，甚至还不止一次得到了社会的正式褒奖，原因就在于我心中供奉着这两尊神。产生于巴黎大学的这个博论专题，使我得悉了外部世界对我的认知与关注。正因为我这一辈子被否决甚多，所以我不能无视这一份来自巴黎大学的认知与关注。
《检》：据说，您一生辛勤写作，就是为了打造一个人文书架，这是一个怎样的人文书架，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柳：长期以来，我有一个“持之以恒”的习惯，每当我有一种新书出版问世，我总会从出版社寄来的样书中把第一本留存下来首先“入库”，入库者，即把它装进我自己一个特定书柜里以备观赏。最初，展品只占书柜的一层，随着岁月的推进，展品不断增加，即使把它们挤压得紧紧的，一层的空间已不够了，扩充为两层……两层又不够了，扩充为三层……一个书柜不够了，扩充为两个大书柜……于是，在我那陋室里形成了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两大书柜并立在墙前，六大层的书柜，每格长有一米，上面紧紧凑凑地竖立着我所有撰写的、翻译的、主编的书约有三四百本，显露出来的书脊虽然不如隐着的封面那么鲜亮美观，但也足以造成色彩缤纷、琳琅满目的印象。因此，这儿是我的“绿洲”，我的“家园”，我的“疗养胜地”，我的“加油站”，也是我的“沉思之亭”。它唤起往事与回忆，标明意义与启示，使我思考我的经历，我的条件，我的故事，我的形成……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我是如何做成这些事情的，也就是我的存在、存在状态与存在本质。我一生的岁月，几乎所有的心思不外乎写书、译书与编书，似乎只可简单地归结为一点，为了打造一个人文书架。
《检》：请问您对当代人文领域有何寄语？
柳：我不是哲学家，不能像康德提出有关人文精神的哲学理念，但是却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情怀，像我倾尽一生精力打造的人文书架，无不浸淫着这种思想和情怀。在物欲泛滥、功利主义张扬、人文精神下滑、人性浮躁的现实环境中，我希望能够学术环境自由，个体的学术品格独立，也真诚希望人文之花能够开遍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