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休公羊三世说及其解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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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公羊三世说的主要特征来看，在《公羊传》中仅有“异辞”和“自近者始”之说，其中所含渐进之义乃是三世说之肇端。何休在前人基础上，将小国大国以及内外、夏夷之空间远近与三个时段结合起来，并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采取了若干种方法，来证明和强调其公羊三世说理论。
[关键词]何休 公羊学 三世说 解经方法
[中图分类号]B23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22―07
公羊三世说是在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中形成的。此说在《公羊传》中有其端倪，经过董仲舒的阐释，至东汉末何休方形成系统。自此以后，虽唐宋学者对其多有批评，但清代中叶随着公羊学的兴起，公羊三世说遂重新为一批学者所看重。在公羊三世说乃至公羊学流变的整个过程中，何休公羊学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何休之学，清代公羊学便没有兴起的基础，而三世说则是何休公羊学体系之主要内容。
讨论何休公羊三世说的学者，多为解明何休三世说之内容，以及阐发何休学说的理论特点和意义，而涉及何休三世说的理论方法和解释策略者，即关于understanding of understanding性质的研究者则不多。因此，有必要从解经方法的角度对何休三世说考察一番。考虑到此话题的完整性，我们先要讨论一下何休三世说的基本内容和理论来源。
一、何休公羊三世说的基本内容
后人了解何休的三世说，有赖于《春秋公羊传解诂》一书，此书是现存何休完整的传世著作。其他如《孝经注》、《论语注》、《春秋公羊文谥例》，以及曾引起郑玄论战的作品《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公羊墨守》皆已佚失，仅存后人辑佚的若干条目。
《春秋公羊传解诂》是注经之作，何休于其中屡次提及人所闻世如何、入所见世如何，皆属对三世的解释。其中在《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注中，有一段集中说明公羊三世义的话，文繁不录。下面对何休注文略加分析，以明确何休三世说之内容究竟为何。
何休于此注中所呈现的意思可分为两层。
第一层意思，是对《公羊传》之“所见”、“所闻”、“所传闻”的解释，此解释的背后隐藏着这样的问题：何人所见所闻所传闻?在公羊学的语境里，《春秋》是孔子所修，那么“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乃是孔子所见、所闻、所传闻。依照董仲舒的说法，《春秋》是孔子加乎王心所修。这个王心，与下文将要涉及的王鲁亦有关系，所谓孔子加乎王心，是指孔子托王于鲁，同时以己心为王心。因此，所见、所闻、所传闻，亦可以说是王之所见、所闻、所传闻，此时，孔子之心以及假托于鲁国国君之心和作为符号的王心，成为三位一体的东西。在此前提之下，何休亦将春秋242年分解为三个时期来解释所见、所闻、所传闻：“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此种划分与董仲舒一致，董、何均未讲前五公为传闻世、中四公为所闻世、后三公为所见世划分之理由，但思及孔子主要活动在昭、定、哀三公之世，此划分有其合理之一面。
第二层意思，是何休概括了《春秋》异辞的理由和目的，并对春秋三个时段的不同写法特征进行了阐述。所谓异辞的理由是“见恩有厚薄，义有浅深”，故而有异辞。异辞之目的则是“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这是一种关乎人世间生活秩序的理想。基于如此的理由和目的，便有了所谓的《春秋》治乱之法。直白点讲，《春秋》治乱之法就是通过“异辞”来加以呈现。而所谓“异辞”，即指不同的描述或者说写法，作者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主张及认识。在此，如果是史家作史，即便是史料因距离作者远近之不同而有详略之不同，也不会涉及写法的不同，写法(笔法)中含有作者刻意安排的意思，《公羊传》中的异辞说，的确含有需要读者深入思考的东西。那么，在何休看来，《春秋》的异辞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对此，何休分别对三个时段加以说明，因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故于所见之世，恩己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于所闻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于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同时何休亦赋予三个时段以衰乱、升平、太平之名，分别对应着：“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麓桷，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
这就是何休的公羊三世说。在何休看来，《春秋》三世之中有不同的写法，从不同的写法中，不但可以观察到夫子隐含于其中的“恩”、“义”，还可知道三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空间上，致治由内而外，王化亦由内而外及于夷狄。在时间上，王化渐进，最后天下远近小大若一。从中可以发现，《春秋》的写法背后是一套政治伦理的诉求，亦即皮锡瑞所说“有义可为法戒”之“义”，此乃《春秋》之实质内容。而三世的动态发展，即假设了“义”在现实中的逐步实现的过程。换言之，如果孔子的政治理想能够逐步实现，这个世界最终一定会成为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太平世界。
二、何休公羊三世说理论的来源
何休三世说是在注《春秋公羊传》中提出的，源于《公羊传》中的几次“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话头。
《公羊传》总共在三处提及“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1)隐公元年，《春秋》：“公子益师卒。”
《公羊传》：“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2)桓公二年，《春秋》：“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
《公羊传》：“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隐亦远矣，曷为为隐讳?隐贤而桓贱也。”
(3)哀公十四年，《春秋》：“春，西狩获麟。”
《公羊传》：“《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第一条，“何以不日?远也”，大夫卒不书写具体的日子，是因为时代久远之故。
《春秋》是孔子据鲁史而作，因此，时代久远而不书日，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史官失记，二是孔子故意为之。从《公羊传》所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来看，显然不是因为史官失记，史官失记是偶然现象，会是错乱的、毫无规律的，不会造成所见、所闻、所传闻三者异辞之情况。在《公羊传》看来，这里面有孔子修《春秋》的特别用意。
第二条，桓公会几位诸侯“以成宋乱”，这是大恶，理当为桓公讳。但是经文对此直书，并无讳言。《公羊传》的解释是：“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隐亦远矣，曷为为隐讳?隐贤而桓贱也。”因为时间久远，所以无讳于桓公大恶。然而，隐公比桓公更远，《春秋》隐公二年“无骇帅师入极”，却“灭”讳言“入”；隐公五年张鱼与民争利，《春秋》讳为观鱼，这是何道理?《公羊传》的解 释是隐公贤。一个“贤”字，打破了因“远也”而有的异辞之规则。可见夫子修《春秋》之三世异辞可因具体情况之不同而有变化。亦即，既有一般规则，也有特殊规则。
第三条，《公羊传》解释《春秋》始乎隐的原因是“祖之所逮闻也”，隐公之前是祖之所未闻，故以隐公为始。而后面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说法，似乎与《春秋》何以始乎隐之问题没有任何关系。但这句话接在“祖之所逮闻也”之后，更易让人想起对所见、所闻、所传闻的具体划分。董仲舒的三等说对具体时段的划分或许就是在这里受到启发。也就是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说法不是用来说明《春秋》何以始乎隐的，相反，其置于此处是为了更好地被说明。
因此，“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之说，在《公羊传》中只是表明了一种书写方法。而从上面第二条分析中提到的一般规则和特殊规则的问题，可以知道异辞之说并非整齐划一，毕竟同时有不同规则起着作用。另外，《公羊传》亦有对与其后公羊学三世说有紧密关系的“内外”、“夷夏”以及“渐进”之说辞，例略不举，《公羊传》数万言之中，只有极少例子呈现了以上之信息。然而。也就是这些极少的例子，为后世公羊学者打开了一扇门，通向可供他们发挥的天地。
有汉一代，传公羊学者不少，但有文字传世者却不多。从公羊学在汉代的源头来看，徐彦引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谶是也。”而《汉书，董仲舒传》亦称，胡毋生与董仲舒同业，据何休《解诂》序所言，胡毋生至少应该作有公羊条例，惜不存。而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有关春秋学的作品，当为《公羊传》著于竹帛之后最早的传世著作。史载董仲舒有数传弟子，王国维考《汉石经公羊校记》，认为何休公羊学兼采了董仲舒三传弟子严彭祖、颜安乐之学。仲舒弟子皆无作品传世，而何休曾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对于李育，史书但言其少习《公羊春秋》，并未述及其师承，亦未有作品传世。
现存比较完整的两种汉代有关公羊学的作品，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二者在传承上有某种关联，我们不妨简要对比一下董仲舒和何休对《公羊传》异辞说的解释。《公羊传》只是简略地以“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提醒读者，《春秋》乃是经过了作者独特的编写而并非后世所谓断烂朝报。董仲舒除了将春秋十二公划分出三个具体时段，还进一步指出，《春秋》中含有一套建立在亲近疏远之上的，同时又能够别贵贱、轻重、厚薄、善恶的书写和评价方法。何休继承了董仲舒的三个时段的划分，亦认可董仲舒亲疏厚薄之旨为异辞之根据。但他未满足仅仅将三个时段的划分作为亲近疏远、详近略远、近微远显的铺垫，而是将三世提升为孔子传达理想的基本框架。此时，异辞的依据扩大了，三世渐进之义亦成为异辞的根源，并且，三世说与内外说(包括夷夏关系)和王鲁说成为一个整体。可见，何休三世说既有与董仲舒之义相同者，又有其特点。那么，何休究竟用了什么方法得出了其三世说的理论系统呢?
三、何休公羊三世说的解经方法
解经方法是在解读经典过程中，为达成某种解释而采取的策略和手段。从大的方面说，解经方法不外有两种，一种是指解经者严格遵循经典上下文，并将经典放置在此经典所形成的系统中进行理解和说明。另一种是指解经者借助经典的表述，来说明某种理念，而此种理念在经典中并没有被明确说明。为讨论方便，本文称前者为直的方法，后者为曲的方法。以此观照，可以发现两种方法在何休三世说那里都有所显示。下面分别各举几例加以论述。
(一)直的方法
直的方法是指对经典原意以及经典所在思想系统的遵循，如此说仅是举其大端而已，具体到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便是结合《公羊传》上下文解经，请看如下几例。
例1：庄公二十三年，经：“荆人来聘。”《公羊传》：“荆何以称人?始能聘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鲁，因其始来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礼，受正朔者，当进之，故使称人也。称人当系国，而系荆者，许夷狄者不一而足。”
王化润泽、夷狄渐进，乃是何休三世说的内容之一，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一个主要指标便是夷狄进至于爵。但是在此过程中，《春秋》对夷狄的态度有赞许亦有所保留，称人是赞许，系荆是保留，此所谓“许夷狄者不一而足”。“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亦见于《公羊传》他处表达：文公九年，经有“楚子使椒来聘”，传有“椒者何?楚大夫也。楚无大夫，此何以书?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则何以不氏?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亦有此语。何休在此注解，乃是援引他处传文解经也。
例2：宣公十一年，经：“秋晋侯会狄于横函。”何休注云：“离不言会。言会者，见所闻世治近升平，内诸夏而详录之，殊夷狄也。下发传於吴者，方具说其义，故从外内悉举者明言之。”
何休讲“离不言会”，是指其三世义之所传闻世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而“言会者”，是指“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隐公元年注)。其言“下发传于吴者，方具说其义”，显示了何休解经注重上下文之联系。“下发传于吴者”，指成公十五年传，彼时经有“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鳝、邾娄人会吴于锺离”。《公羊传》云：“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公羊传》在此说明了王者“一乎天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自近者始是就空间上远近而言。但是，《公羊传》未将“内诸夏而外夷狄”与所闻世结合在一起，所传闻、所闻、所见是指时间上的远近，何休则将以鲁国为中心的空间之远近，与时间之远近相结合。
例3：隐公四年，经：“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何休注云：“外小恶不书，以外见疾始，著取邑以自广大，比于贪利差为重，故先治之也。内取邑常书，外但疾始不常书者，义与上逆女同。”
上逆女指隐公二年，经有“九月，纪履来逆女”。何休注云：“内逆女常书，外逆女但疾始不常书者，明当先自详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故略外也。”
何休所讲外小恶不书，在其三世义中乃是所传闻之世之书法，“外小恶不书”在《公羊传》亦有明文，隐公十年，经有“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公羊传》有“《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何休注云：“于内大恶讳。于外大恶书者，明王者起当先自正，内无大恶，然后乃可治诸夏大恶，因见臣子之义，当先为君父讳大恶也。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者，内有小恶，适可治诸夏大恶，未可治诸夏小恶，明当先自正然后正人。”此亦见何休解经注重上下文之联系。另外，传文在此总言“《春秋》”录内而略外，何休则将之纳入其三世系统，认为“所传闻世”录内而略外，将此书法归之于《春秋》之某一时段。
同时，也可以看到，何休所谓“录内而略外”有着先秦儒家之义理依据：“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明当先自正然后正人”。又如，隐公二年，经有“春，公会戎于潜”。何休注云：“凡书会者。恶其虚内务，恃外好也。古者诸侯非朝时不得逾竞。所传闻之世，外离会不书，书内离会者，《春秋》王鲁，明当先自详正，躬自厚而薄责於人，故略外也。”结合《公羊传》上下文解经，这说明《公羊传》中在一定程度上含有三世义，何休乃是将之系统化了而已。
(二)曲的方法
在《春秋》经文与《公羊传》传文中，不仅有可证明何休公羊三世义的表达，亦有无明确证据之处甚至有与三世说相矛盾之表达。对此，何休是如何解释的呢?
1．通过增加义例，使三世说之反例得到合理的解释。
何休于隐公元年注中云：“於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然而，僖公十六年，经有“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孙慈卒”。三人卒，皆书日，与何休所说不合。孔广森据此批评何休道：“季姬、季友、公孙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何休果真不得其解乎?且看何休对之所作的注，注云：“日者，僖公贤君，宜有恩礼於大夫，故皆日也。”另外，隐公五年，经有“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疆卒”。何休注云：“日者，隐公贤君，宜有恩礼於大夫。益师始见法，无骇有罪，据侠又未命也，故独得於此日。”
以上两例皆与何休所述三世之义不合，但他为这些反例找到了理由：“贤君，宜有恩礼於大夫”，于是所传闻之世大夫卒而书日得到了合理解释。
何休如此增加义例，并非强词夺理，桓公二年《公羊传》有“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隐亦远矣，曷为为隐讳?隐贤而桓贱也”。因时间久远而无讳于内大恶，但对贤君是不论时间之远近，都是要讳的。《公羊传》本身既然有特殊规则，何休缘于《公羊传》所强调的“贤君”作为增加义例的支点，显得并不突兀，何休亦因此使得某些三世义反例之存在有了合适的理由。
另外，隐公元年，经有“秋，七月，天王使宰t来归惠公仲子之贝冒”。何休注云：“所传闻之世，外小恶不书，书者来接内也。
《春秋》王鲁，以鲁为天下化首，明亲来被王化渐渍礼义者，在可备责之域，故从内小恶举也。”徐彦疏云：“《春秋》之义，所传闻之世，外小恶皆不书。今此缓赠，是外之小恶，当所传闻之世，未合书见，而书之者，由接内故也。”接内，即是与鲁有交接。因此，外小恶不书，接内者书，此为增加义例之又一例。接内而书，或许在何休那里的依据是“《春秋》王鲁”，接内即是接王，可以“被王化渐渍礼义”也。
2．无视与所注传文之矛盾，直接将所提炼的三世义作为《春秋》的写作原则。
如，隐公二年，经：“九月，纪履来逆女。”《公羊传》：“纪履者何?纪大夫也。……”何休注：“纪无大夫，书纪履者，重婚礼也。”
《公羊传》明文“纪履者何?纪大夫也。”何休却解释为纪无大夫。纪是小国，与齐、鲁大国相邻，《公羊传》常有“某无大夫，此何以书”之问，如邾娄、莒等小国，但于纪却未有“纪元大夫”之语。而《春秋》大夫例，是何休于隐公元年注中表达公羊三世说主要的依据。且看彼时所举之例：于所传闻之世，“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于所闻之世，“小国有大夫”。何休注语，当是以三世说之所传闻世小国无大夫之说为背景而发。
3．无视前后经传之文，孤立地以三世义来进行解释。
如，襄公二十三年，经：“邾娄鼻我来奔。”《公羊传》：“邾娄鼻我者何?邾娄大夫也。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何休注云：“以奔无他义，知以治近升平书也。所传闻世，见治始起，外诸夏，录大略小，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所闻之世，内诸夏，治小如大，廪廪近升平，故小国有大夫，治之渐也。见于邾娄者，自近始也。独举一国者，时乱实未有大夫，治乱不失其实，故取足张法而已。”
在公羊三世说中，此为录大略小之例。传文有“以近书也”，何休注中有两处言近，一是“知以近升平书也”之近，二是“见于邾娄者，自近始也”之近。很明显，《公羊传》“以近书也”是指邾娄在地理上距离鲁国近。徐彦疏云：“正以地接于鲁，故先治之也”，应是正解。何休则同时强调了“以治近升平”。
经书邾娄鼻我来奔，《公羊传》认为此处书乃是因距离鲁国近，这是所以书的具体原因。何休则以为，此处表明了所闻之世小国有大夫之义。那么，我们看一下他处经文有关小国大夫的表述。(1)僖公元年，经有“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犁，获莒挈”。《公羊传》有“莒挈者何?莒大夫也。莒无大夫，此何以书?大季子之获也”。(2)僖公二十五年，经有“冬，十有二月，癸亥，公会卫子、莒庆盟于洮”。公羊无传，何休云：“莒无大夫，书莒庆者，尊敬婿之义也。”(3)襄公二十一年，经有“邾娄庶其以漆、间丘来奔”。《公羊传》有“邾娄庶其者何?邾娄大夫也。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重地也”。何休注云：“恶受叛臣邑，故重而书之。”(4)昭公五年，经有：“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公羊传》有“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无大夫，此何以书?重地也”。(5)昭公二十七年，经有“邾娄快来奔”。《公羊传》有“邾娄快者何?邾娄之大夫也。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
莒和邾娄俱为小国，《春秋》大夫称名，从以上五例可以看出，《春秋》于僖公、襄公、昭公三公之世，皆书小国大夫，而《公羊传》又皆以相同句式表达传义：小国无大夫，经文所书者，或因“大季子之获”，或因“重地”，或因地理上的“近”。何休于僖公二年之例中所谓“尊敬婿之义也”，亦同于他处传文说明了具体原因，这说明在《公羊传》中小国有无大夫与三世说并无直接关联，而何休却一再强调“所闻之世”“小国有大夫”。何休置此前后经传之文于不顾，仍于襄公二十三年注中言其三世义。
4．引申《公羊传》的解释，使之与三世义相互说明。
《公羊传》之文有时与三世说不相干涉，何休则将之引申。
如，隐公七年，经：“滕侯卒。”《公羊传》：“何以不名?微国也。微国则其称侯何?不嫌也。《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何休注云：“若继体君亦称即位，继弑君亦称即位，皆有起文，美恶不嫌同辞是也。滕，微国，所传闻之世未可卒，所以称侯而卒者，《春秋》王鲁，隐公以为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隐公，《春秋》褒之以礼，嗣子得以其礼祭，故称侯见其义。”
又如，定公六年，经：“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运。”《公羊传》：“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名。二名非礼也。”何休注云：“《春秋》定、哀之间，文致太平，欲见王者治定，无所复为讥，唯有二名，故讥之，此《春秋》之制也。”
引申，在不同文境有不同具体表现。无论传文在隐公七年例中所强调的“不嫌”，还是在定公六年例中所讲的“二名非礼”，都与三世说没有直接的关系。于前者，何休通过对《公羊传》之“微国”的进一步说明，遂将三世义覆盖于其上。于后者，何休则将“讥二名”发挥引申为“无所复为讥”，使之与三世说相合。
四、小结
何休三世说之证成，应该不是完全归纳传文而得，其增加义例以及对有与他处经传之文有矛盾的解释，可说明此点。最有可能的是，三世说是何休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提升”出来的理论，此理论只是理想类型，代表着一种完美的书写和传达理想的方法。事实上，《春秋》与《公羊传》之书写并非如何休所说三世那般整齐划一，正如至所见世，伴随着夷狄进至于爵者，又有文明的堕落，《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中国亦新夷狄也”之说是也。《公羊传》表明王道大治永远是一个不可及的理想。
《公羊春秋》的实质是一套基于宗法文明的伦理政治的要求，孔子作《春秋》，乃是欲使其心中的王道理想在现实中实现。《公羊传》反复设问作答，最终所要彰显的无非此种伦理政治之诉求。同时，《公羊传》“异辞”与“自近者始”之说也为公羊学者开启了一扇通向三世说的方便之门，至何休立一三世系统之框架，令《春秋》不仅有基于宗法文明的伦理政治之意义，亦强调了三世渐进形式上之意义。但不管怎样，何休三世说只是针对春秋242年而发，后人加以“历史哲学”的解读则有过度诠释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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