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内地拍卖步入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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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夏开始，中国当代艺术拍卖进入一个跳跃发展的时期。以最早在中国内地开设油画雕塑拍卖业务的中国嘉德为例，2003年之前一般每场拍卖成交额不超过千万，2003本年度春、秋两场则分别达到1940万元和1458万元。接下来更是以每场40％、83.4%、105％的增长率高速攀升，并于2005年秋首次突破亿元大关，达到高点。2006年，其成交额便在亿元徘徊不前，成交额分别比上一场下降5.7％和6.2％。

经过2006年调整，2007年的中国内地各家公司的油画、当代艺术、影像拍卖成交达到了历年之最。中国嘉德全年春秋大拍6个专场上拍了687件拍品，总成交达37717.9万元。北京保利春秋大拍6个专场上拍了565件拍品，总成交达73786.45万元，成为内地此门类艺术品拍卖年成交额最高的公司。北京翰海春秋大拍4个专场上拍的422件拍品，总成交达19961.734万元。北京匡时春秋大拍3个专场356件拍品总成交14497.28万元。

这组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艺术市场这些年的走向：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迎来了它的盈利时期，而市场的高速成长，又带来了新情况、新问题，拍品数量的剧增导致整个市场迅速于2006年秋进入调整期。但2007年，市场的行情又得到了新的提升。以北京的几大公司为例，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匡时等公司的油画及当代艺术全年的成交额远远高于2006年。鉴于拍卖在当前中国艺术市场上的特殊地位，提供了大量可据分析、讨论的数据，本文主要以拍卖为观察点，来讨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与收藏之现状。

中国当代艺术的概念界定

国际上对当代（contemporary ）艺术的界定，一般是指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艺术，而现代（modern）艺术的概念则主要是指1945年之前至印象派的艺术。

在中国，当代的概念与此相去甚远，不仅时间范围相差较大，更是充满着争议。1980年代人们多称之为“新潮美术”、“现代艺术”、“前卫艺术”。进入19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说法越来越普遍。而到了21世纪，具有总结回顾性质的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则提出了“中国实验艺术”的概念。总的来说，“中国当代艺术”的使用频率更高一些。

在收藏、拍卖界，这个概念同样含混。或许，我们永难厘清，而仅能达成粗略共识。从拍卖行的部门设置及图录印制来看，中国大陆一般称之为“中国油画及雕塑”，香港多以“20世纪中国艺术”命名，或纳入“20世纪亚洲及中国当代艺术”的范畴，台湾则往往概称为“华人西画及雕塑”。显然，各种分类均有合理性，却又不够确切：“中国油画及雕塑”、“华人西画与雕塑”的名称不包括图片、综合材料等，“20世纪中国艺术”没有包括21世纪、我们现今创作的作品，也没有区分民国油画与现今的先锋艺术。

实际上，分类的混乱是由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特殊性造成的――它在1979年以前相对独立于外界，当波普、行为、装置、观念诸类艺术在美欧如火如荼上演的时候，中国正执着于自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78年国门打开，一切反对这一苏联模式影响下的艺术均堪称当代、先锋。举例言之，陈丹青、靳尚谊、艾轩等画家的作品，借鉴欧洲19世纪古典主义、20世纪中叶美国地方乡土画派的艺术手法，在当时的西方无疑不是“当代艺术”，但在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艺术氛围中，一切“反苏派”的艺术都可被视为先锋的艺术，有着其艺术的针对性与文化的当代性。

我们今天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当代艺术”，指的是1979年以后油画、雕塑、版画领域里有所创新、颠覆先前既有规范、先锋性的艺术，更包括摄影、装置、观念、行为、录影、多媒体等新艺术形式。一般把1979年在中国美术馆东侧街头小公园举办的“星星美展”视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开端。

受到广泛关注的二级市场

1980年代基本上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或者仅有零星的，也多是私下进行，难于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进入1990年代，拍卖行的介入，给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提供了一个公开的平台，可资研究、参考的价格数据。我们以内地的拍卖中心北京为例进行分析。

1994年，中国嘉德首次推出油画雕塑拍卖专场，这在中国内地是第一次。首次拍卖额为196.13万元，成交率为70.59%。接下来的8年，即从1994年至2001年，共推出16个专场，总成交额为10659.28万元，平均1332.38万元/年，666.21万元/场。如果再加上北京翰海、北京荣宝2年（1999年及2000年）4场的成交额990.31万元，总额是11649.59万元，1456.2万元/年，485.40万元/场。

2002年至2004年，中国嘉德、北京华辰3年12场的总成交额是14371万元，总拍品数1013件，平均4790.33万元/年，1197.58万元/场。如果再加上北京翰海2004年底一场，则总成交额为17078.73万元，平均5692.91万元/年，1313.75万元/场。

2005年至2006年，北京七大拍卖行（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保利、北京华辰、北京匡时、北京诚轩、北京荣宝）2年共设28个专场，总成交额17.86亿元，平均8.93 亿元/年，5956.21万元/场，而两年的拍品总数也上升至4484件。（注：某家拍卖行一季拍卖如油画雕塑部分设有多场，则各场成交额相加为本季拍卖成交额，场次统计为一次。如，2006春设有“中国油画及雕塑”与“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两个专场，这两个专场统计为一次春拍，两个专场的成交额为2006年油画雕塑春拍成交额。）

2007年，北京七大拍卖行全年仅春秋大拍的场次数量即达29个，总成交额超过14.197亿元，上拍拍品件数达3292件，平均每场拍卖成交额为4895.64万元。（注：场次的数据统计依拍卖公司的单场拍卖为准，其中包括中国油画及雕塑、当代艺术、影像艺术专场。）

据此，我们可以对中国油画及雕塑的拍卖市场之成长进行粗略划分：

一、发轫期，1994-2001年。这一段时间，画家与画廊没有形成顺畅的合作、互动机制，作为市场基础的画廊业不发达。一级市场的不发达，造成了属于高端的二级市场的拍卖行身兼一部分培养艺术市场的责任。整个拍卖市场的情况是成交额不高，年成交额平均约为1332.38万元。每场成交额约在600余万，每场拍品数量也不大，一般在百件以内。这8年，占据了中国油画雕塑拍卖的绝大部分份额。

二、成长期，2002-2004年。中国初步有了画廊基础，一级市场雏形已现，拍卖市场的年平均成交额开始增长到3556.88万元，比发轫期平均增长2224.5万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66.96%。

拍卖市场也形成了两家至三家良性竞争的局面。

三、价格高峰转折期，2004年底至今。

实际上，价格的迅速上涨的态势在“非典”结束后的2003年便初现端倪，至2005年达到高点，这是多年市场培育的结果。伴随着行情走好的是拍卖行数量的迅速增加，北京从事相关业务的拍卖行增至7家：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保利、北京华辰、北京匡时、北京诚轩、北京荣宝。2005年至2006年的2年间，7家拍卖行共设23个专场，总成交额16.68亿元，平均8.34亿元/年，7767.08万元/场，而两年的拍品总数也上升至4728件。

市场的高速成长与拍卖行的同步速增，带来的是竞争的加剧与调整的加速到来。2006年11月匡时、保利、中国嘉德、诚轩、华辰5大拍卖行于一周内先后开槌，68.6%的成交率相对于春天平均下挫18.2%，给红红火火的当代市场敲响了警钟。而随后进行的香港佳士得、北京翰海与台湾罗芙奥的拍卖，成交率、成交额双双上扬，似又给寒风已然扑面的当代艺术市场以些许暖意。市场扑朔迷离，迅速进入调整期。

战国时代：拍卖行的地域分布

至2006年，中国当代艺术拍卖逐渐形成以北京、香港为中心，纽约为重要观察点，台湾、上海、南京、杭州为区域中心的态势。在北京，主要是中国嘉德、翰海、华辰、保利、诚轩、匡时六家共竞。香港则有百年老店苏富比、佳士得。于此之外，上海、杭州、南京计有十余家。

2004年秋之前，仅有中国嘉德、华辰两家不间断的开展中国油画雕塑及当代艺术这项业务。此前，中贸圣佳曾于1996年、1997年推出过两场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翰海曾于1999年、2000年共推出3场；荣宝于2000年推出过一场。然而，当时的状况是，除以外，各家成交额一般每场为两三百万元，成交率在50%左右。中贸圣佳、翰海、荣宝因之先后暂停了这一项目。

2002年春，华辰推出油画雕塑专场，中国开始出现两家连续推出中国油画及雕塑专场的拍卖公司。2004年秋，翰海重启该项目；2005年春，荣宝油画雕塑重新开拍；同年秋，保利、诚轩加入行列。2006年春匡时拍卖在京成立，也推出油画项目。2007年夏，中贸圣佳又重新增设油画拍卖。

在上海，朵云、道明、泓盛、天衡、长城等于2005年前后相继推出油画雕塑与当代艺术拍卖。嘉泰、东方国拍等成立时间稍早。在南京，老字号十竹斋，新成立的江苏嘉恒拍卖也从事相关业务。杭州的西泠、浙商、南北也先后在近年开拍油画。香港佳士得自1985年始便开始进行中国油画拍卖，并于1991年把刘小东、喻红等当代艺术家作品整场推出。目前，在香港主要是佳士得、苏富比两家。

纽约苏富比也于2006年3月份开始推出以中国当代艺术为主的“亚洲当代艺术专场”。苏富比、佳士得曾经在台北进行经营，不过很快撤出。目前，在台经营的主要是罗芙奥、景薰楼两家。欧洲在2005年至2006年间曾有多家公司推出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然而不够整体，也没有表现出连贯性。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10月中旬，伦敦苏富比秋拍的夜场、日场拍卖也开始推介中国当代艺术，日、夜两场拍卖共上拍了十余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24件拍品。

变动中的市场：源头活水塑将来

这里我们对中国的拍卖业从历史进程和地域分布两个方面进行了粗略概述。实际上，更为详尽的分析工作有待我们去做。拍卖行成交额的高低、自身的发展及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推动，现阶段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

1．业务主管的专业素养与人脉积累。

2．拍卖行的品牌与管理，客户服务。

3．品质优良的拍品，合适的定价，适当的数量。

4．整个市场的行情。

5．运气。

应当说，前三点基本便可决定一场拍卖成功与否，而一家拍卖行的成功与否，则在于长期坚持此三点。中国内地的拍卖业至今不过十余年时间，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朝阳的产业，遍布各地的拍卖行，眼花缭乱的拍卖会，恰恰说明了我们正处于没有胜者的战国时代。相对于苏富比、佳士得的百年经验，拍卖在中国只是初起步，欲成就中国自己的品牌，需要我们自身管理经验的不断积累与能力的日进，需要耐心与智慧。

纵观整个艺术市场，拍卖无疑只是其中一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批评声音，提示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人们――我们对拍卖行这个二级市场过于关注了！收藏家紧盯拍卖行拍出的价格，画廊则借助拍卖行创造艺术家价格。与拍卖行强势相对应的是画廊业的成长相对滞后、公立美术馆和国家政策层面对当代艺术的支持严重缺乏！

实际上，画廊应该是市场活跃的主体，美术馆应该是最终归宿，拍卖行仅仅是一个高端的二级市场，是小一部分业获得商业成功的、趣味保守的市场。收藏的健康、持久、持续发展，需要国家政策支持下的画廊、博览会、拍卖行、美术馆之间的良性互动。

当阿拉里奥画廊持续把国际上一流的当代艺术家介绍给国人，当艺术北京立下建立亚洲画廊交易中心平台的雄心，当偏锋新艺术空间欲以民间力量整合各方资源力推年轻艺术家，当文化部开始参加威尼斯、圣保罗等国际当代艺术展事，当王璜生、范迪安、李磊开始主掌中国最主要的几家公立美术馆……我们兴奋的看到，一切都在调整之中、一起都在重新启动，悄悄进展。机遇，就在此时。未来，可以期待。还是中国那句老话：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积跬步，千里乃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