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电影节落幕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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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0年5月23日晚,第63届法国戛纳电影节举行颁奖典礼,5月24日北京的两家晚报以及5月25日的北京多家平面媒体,都把这个颁奖典礼作为文娱新闻的头条用一个整版甚至更多的篇幅加以报道与评论,中国媒体对于戛纳电影节奖项归属的关注程度,远胜于对于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

这也可以理解。中国大陆的作家迄今为止还没有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纪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的作家也只能充当这项世界文学竞赛盛事的看客。反观戛纳电影节就大不相同了。谁不知道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曾在1993年第46届戛纳电影节上荣获金棕榈奖,而姜文的《鬼子来了》则在2000年的第53届戛纳电影节上赢得了评委会特别大奖。而在本届戛纳电影节奖项揭晓之前,王小帅的《日照重庆》还是很使国人充满期待的,包括它从入围“一种关注”奇迹般地升级入围“主竞赛单元”,以及女主演范冰冰的惊艳戛纳红地毯,都给人提供了乐观的想象空间。

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入围“主竞赛单元”的王小帅的《日照重庆》还是入围“一种关注”的贾樟柯的《海上传奇》都名落孙山,甚至都没有获得任何奖项,而泰国导演阿彼察邦的《能忆起前世的布米大叔》却爆冷获得金棕榈大奖。

这样,就很自然地让中国媒体人把对于本届戛纳电影节的思考聚焦到了两个问题上:《日照重庆》为何空手而归?《能忆起前世的布米大叔》为什么能爆冷折桂?

关于第一个问题,答案竟是这样的直截了当:“全因《日照重庆》商业味过浓。”5月25日《北京日报》娱乐新闻版的通栏标题就是:“太商业,《日照重庆》戛纳败北。”

关于第二个问题,媒体则用简述《能忆起前世的布米大叔》剧情、介绍评委会主席对该片的评价以及导演获奖感言的方式作了间接的回答。

最简洁的剧情概括是这样的:《能忆起前世的布米大叔》取材自一个充满泰民族灵异氛围的故事,导演将其展开成对个人童年记忆的追寻,对时间维度的想象。这个“追寻”与“想象”显然与“商业”无涉。

评委会主席蒂姆・波顿这样评价这部泰国电影:“这部电影用一种让我完全料想不到的方式拍摄,展示了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文化和样貌……现在全世界的电影都在好莱坞化,像这部影片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我觉得好像经历了一个罕见而又奇异、美丽的梦。”

这不啻是一个戛纳宣言:面对全球电影的好莱坞商业模式化,戛纳电影节要高高举起文化的旗帜和创新的旗帜。

再来听一听阿彼察邦的获奖感言:“我感谢泰国的文化积淀将我带到了戛纳,感谢我的父母30年前将我领入了电影世界。我在40岁时终于在独立电影世界看到了属于自己的阳光。”

这个感言很有启发性,它让我们想到1993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戛纳得到金棕榈奖的一个意义:是中国的文化积淀将陈凯歌成功地带到了戛纳,使他得以“在独立电影世界看到了属于自己的阳光。”

面对刚刚落幕的第63届戛纳电影节,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回想起陈凯歌昔日的光荣,乃至联想到他1982年执导的让世人眼睛一亮的《黄土地》,乃至联想到以后的张艺谋的《红高粱》,以及稍后的贾樟柯的《三峡好人》、章家瑞的《芳香之旅》……这些赢得国际声誉的中国电影,分明都是带着中国文化的积淀和对于华夏土地的深情走向世界的。

电影圈的生意经我们已经听过不少,但遥望艺术电影的圣地戛纳,我们却可以在一时间忘却华谊公司的股票,忘却“一枪一个亿”的豪言,忘却“票房是硬道理”的道理,而好生想想中国电影人理应承担的文化责任。

王小帅和贾樟柯的电影虽然在戛纳电影节上落选了,但从他们在戛纳接受国内媒体记者的访谈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艺术自信更坚定了,文化反思更积极了。贾樟柯即便说到商业电影,也在强调“文化先行”,也要指出电影人“除了倡导消费外,还希望自己有文化的底蕴,有他们倡导的文化。”(见3月28日《新京报》)王小帅也在戛纳对记者作了这样的反思:“大家应该给‘严肃电影’以空间和鼓励。”(见5月24日《法制晚报》)

巧得很,就在5月25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我读到了黄式宪教授的一篇评述2009年中国电影的文章。他以为2009年中国电影票房尽管已突破62亿元人民币,但中国电影“怎样才能强大起来并走向国际,仍是人们最为焦虑的问题”,因为2009年中国电影仍旧让我们产生一个疑虑:“我们凭借什么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

“凭借什么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这个问题提得好,“焦虑”这个词儿也用得好,从中国媒体对63届戛纳电影节的不吝篇幅的重点报道里,就能体察到我们对于中国电影怎样才能真正强大起来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