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微微: 宋诗开拓者梅尧臣诗风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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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典诗史中，唐诗是无可争议的顶峰，宋诗承其余绪，虽始终未能摆脱唐诗影响，但宋朝也诞生了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大诗人，他们对诗歌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宋诗风格的形成
宋诗的沿革起自“西昆体”（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个诗歌流派，因《西昆酬唱集》而得名，其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有杨亿、刘筠、钱惟演。它是晚唐五代诗风的延续，大多师法李商隐诗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但该体末期已流于极端曼丽浮艳，到梅尧臣、苏舜钦始为一变；因此，梅尧臣的成就在于摒弃“西昆体”末期的流弊，提倡《诗经》的传统，以“平淡”“古硬”“散文化”的风格影响后来的诗人，为宋诗大家的崛起铺就了一条道路。
与“梅苏”同时代的欧阳修便深受其影响，但成就远超二人，与王安石“两峰并峙”；此后，天纵奇才的苏轼横空出世，宋诗在他与黄庭坚的手中，方才“自出己意”“唐人之风变矣”（严羽《沧浪诗话》）。如果以黄庭坚的卒年（公元1105年，徽宗崇宁四年）为结束，宋诗则经过了145年的磨砺，才铸成了独特的风格。
“梅苏”之前，与“西昆”末流对立的“革新派”还有王禹偁、林逋等著名诗人，但他们大多孤立，缺少师友标榜。梅尧臣则有一个毕生互为唱和的诗友欧阳修，欧阳修后来成为文坛宗主，他对梅诗极其推崇，遂使梅诗声名远播，享有盛誉。“平淡”“古硬”的评语，最早实出自欧阳氏，亦深得梅尧臣本人的赞同。
“平淡”是梅尧臣诗艺追求的境界之一，诗集中多有论及，如“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依韵和晏相公》，作于1046年，仁宗庆历六年，时45岁），“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作于1056年，仁宗至和三年，时55岁）。从所举两例可以看出，尧臣十年苦心，求索“平淡”；又从“稍欲到”至“唯造难”，可略窥其中艰辛。
所谓“平淡”，用梅尧臣自己的话说，是为“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言），“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陈师道《后山诗话》引梅言）。综合起来看，则为以平实之语描摹生动之事物，生发意趣。同时，梅尧臣为人孤僻寡和，仕途上潦倒落拓，但又为国势积弱、友人倾轧于党争而悲愤，诗作中常饱含深沉激愤的感情，这在其平正的诗风下，非更加注重炼字锻意不能表达，于是又形成了精警峭拔的风貌，此即为“古硬”。
梅尧臣是个多产的诗人，遗留诗歌2800多首，存稿自30岁始（1031年，仁宗天圣九年）。起先，他任河南县主簿，身赴洛阳，深受当时西京留守、“西昆体”代表诗人钱惟演的影响，从晚唐体入手，创作了一些“清丽”的诗歌，题材多以宴游聚会为主。例如《岭云》诗：“片雨过青天，山云归绝岭。林际隐微虹，溪中落行影。还看陇首飞，复爱山间静。”此诗清新流畅，自然工稳，遣词下字不事藻饰，其实流露出了平淡风格的迹象。欧阳修说：“其初喜为清丽间肆平淡”，实在是很恰当的评价。另外，“西昆体”领军人物培养了“革新派”的重要代表，看似无法理解，实可知真正的大诗人自可绝缘于当时之浮弊。
33岁（1034年，仁宗景祐元年）之后，北宋诗新浪潮渐盛；诗人又应进士举下第，以德兴县令知建德县事，宦途遭遇打击；再经历与妻兄兼挚友谢绛分别、钱惟演逝世等痛心之事，梅尧臣的诗歌创作逐步发生转变。作品中开始多见政治诗、民间疾苦诗和日常琐事诗，如当年所作《田家》诗：“南山尝种豆，碎英落风雨。空收一束萁，无物充煎釜。”将农民的困苦生活刻画得细致入微。之后，又有1036年（仁宗景祐三年）的《猛虎行》，诗言“当途食人肉，所获乃堂堂。食人既我分，安得为不祥”，以此讽刺当朝宰相吕夷简贬斥范仲淹、欧阳修、尹洙等人的行径。
进而，在此后几年的创作中，梅诗真正转向了“平淡”和“古硬”。
三、梅诗《重送》赏析
梅尧臣在1040年（仁宗宝元三年，时39岁）有五言古诗《重送》，赠与赴任武当都监的友人李康伯，诗云：“得朋如得宝，何恨相知晚，旧友贵来疏，嗟君行复远。秋城隔寒水，驿路入苍巘，古情深不深，所祝加餐饭。”此诗平白如话，却不俚俗，其实需要非常高超的写作技巧。
开篇两句言诗人与李康伯志同道合。“朋”字应着重理解其志行相投之意，如《论语》所说：“有朋自远方来”。正因梅、李引为同类，故能相知。此处用“得宝”类比“得朋”，突出了品性投合的朋友之间互相激赏的喜悦之情，反用“相知恨晚”，使得诗意新颖，引人注目。
三、四句写出了友情的可贵之处。感情深厚的老朋友，不会因为长久不见而疏离，因为老友总是交心者，为人不变，则情谊弥厚，这着实是一种可贵的品质，梅诗称“贵来疏”，可谓得了友情的“真髓”。然而，“来疏”不等于“不见”，李康伯赴远任职，以后恐怕见面的机会极为稀少了，则传达出作者惜别的痛苦，诗意转而又深一层。这两句不尽的言外之意，值得读者一再体会。
五、六句写送别场景，辽远冷清，回首秋色中的故城被寒水阻断，友人远去的驿路直入重山，使读者顿生孤寂之感。
七、八句写诗人与朋友话别的内容，仅有“加餐饭”之类保重身体的叮嘱，并无宦游顺遂等祝愿，在诗人看来，这正是古朴深厚的感情。从中也体现出梅尧臣对个人政治生活的失望。
此诗浅白质朴，可贵之处在于用字精到。如“疏”与“远”，是虚实相对，声情并茂。“隔”与“入”，则寒水是横亘于人与城之间，而驿路大体是纵向地通向重山，一横一纵便将送别的空间扩大了，完美地衬托了诗人寂寥忧郁的情怀。
另外应当注意，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曾这样评论梅诗：“尽翻科臼，蹈厉发扬，才力体制，非不高于前人，而渊涵渟滀之趣，无复存矣。”《重送》正有这样的毛病，它的言外之意偏向于哲理，如“朋”字的选用，如三、四句在送别的情境下加入对友情的哲思。结句却把意思说得太实太满，和中国古典诗歌的一般技法很不相同。也就是说，梅诗在意境的营造和抒情上，缺少了一些诗趣，这也是宋诗的一个特点。
据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梅诗的风格。他如实记录着眼前所见心中所想，力图用平实的语言进行诗化，但事物和心理有多个层面，要细致入微地描绘和表达，则有两种途径：一是秉笔直书；二是注重技法的运用和炼字。第一种途径造成了他的“散文化”和“议论”的风格，如前文所引《猛虎行》，就有此倾向。第二种途径造成了“古硬”风格，如《重送》的“旧友贵来疏，嗟君行复远”，颇为精警。然而，梅尧臣有时在两种途径上走得“过火”，则造成散文化、议论太严重，损害了诗的韵；“古硬”得难以理解，“平淡”得没有味道，这也是不能不注意的缺陷。
从最初的“清丽间肆平淡”，到独特风格的形成，梅尧臣为宋诗的发展在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南宋诗论家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曾将尧臣称为宋诗的“开山祖师”，虽有过誉之嫌，但诗人的贡献却是无法被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