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保台思想与实践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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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台湾的地理位置使其在近代中国的海防与陆防方面均尤为重要。对台湾防务做出积极贡献的不乏其人，保台名将姚莹即为一例。纵观姚莹的保台思想主要体现在：一是积极防御与“人和”并用的举措；二是强调制海权优先的战略举措；三是主张“闵台一体，澎湖尤重”的联合防御。

[关键词]姚莹；台湾；海防

姚莹（1785年―1853年），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进士，近代著名文学家、军事家、思想家。他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春，任台湾知县。道光元年（1821），署海防同知、噶玛兰（今台湾宜兰）通判。道光十七年（1837），升任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衔。长期在台湾供职，使姚莹对台地情势了如指掌，他又是主张“开眼看世界”的积极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十分关心西洋情况，自嘉庆年间即多方了解西方情况，“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1]412正是有这样的知识和阅历，使姚莹走在同时代官员集团的前列，挑起了抗英保台的重担。鸦片战争期间，其为抗英保台名将，他的保台思想及实践对后世影响深远。姚莹海防思想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国内外学术界对其海防思想学术关照依然尚显单薄。研究姚莹的保台思想，有助于看清近代中国的保台心路历程，并可为我国的统一大业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资料。

一、积极防御与“人和”并用的举措。

1824年夏秋间英船曾在台湾海面游弋盘桓了半年之久，对台湾进行测绘工作，已表明了垂涎之意。当时在台湾任职的姚莹就此忧虑地说：英国人“海道既熟，又见我海防之疏，水师之懦，忽起异谋，能保无他日之忧耶？”[2]29林则徐赴粤查禁海口事件后，姚莹对英国军事侵略十分警惕，认为“夷情狡谲，绝其贸易，有事用兵，此亦事势之必然者。”1839年9月4日，英国军舰“窝拉疑”号在九龙湾炮击中国师船，拉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此后，英军攻厦门、陷定海，屡屡窥伺台湾。清廷也注意到了台湾的防务问题，1840年8月上旬，道光帝向闽浙总督连发上谕：“台湾府准备事宜，在藉前任提督王得禄，最为熟悉，或有应行商酌之处，着即飞檄该镇道与王得禄同心协力，以资保卫。”“台湾孤悬海外，防堵事宜，尤应准备。着该督飞饬该镇道等遵奉前旨，与前任提督王得禄，同心协力，加意严防，毋稍疏懈……。”[3]29作为地方军政长官，姚莹积极筹划台湾防务。姚莹的海防思想的基本方面与林则徐的主张相近，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如他主张在台湾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认为：“夷人之长，全在大船火器”，“夷炮猛烈，自当避其所长”。[4]21这与林则徐“以守为战”的战略思想是颇为一致的。他曾致函邓廷祯说：“逆夷船高炮大，势难取胜外洋，我兵攻具未齐，目下要务，自当保固藩篱，守定而后议战。”[5]2-3

当时台湾的行政地位是隶属于福建省的台湾府，驻扎兵力共计14000人，其中水师3000人，分守诸厅县142讯及17处海上口岸，兵力不敷使用。水师船只不到百艘且俱属木质，老旧不堪。水陆两军武器原始落后，根本不是工业革命后船坚炮利的英军蒸汽铁甲战舰的对手。但就是在这样不利的状况下，姚莹不畏困难，慨然担负起保卫台湾的重担。从1840年到1842年，英军屡次进犯台湾，均被击退，战绩辉煌。

此外，在当时威胁台湾防务安全的因素还有来自台湾内部的矛盾。台湾历来镇道不和，官员间的协作能否经受起战火的考验，实不可知；无业游民众多，已经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在强敌压境的严峻形势下，游民问题势必成为台湾防务的未知因素。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团结”是保卫台湾的首要问题，所以，姚莹首先努力克除流弊，加强团结。

台湾总兵达洪阿，满洲镶黄旗人，性格固执，傲慢自大，难以相处。姚莹至台，彼此“亦有龃龉”，提督王得禄与达洪阿关系也很紧张。姚莹曾经感叹：“惜同事武人，不知方略，性复矜猜，不洽舆情，为可虑耳！惟有委屈善全，期无偾事，然亦极费经营矣”。[6]c7；p132为顾全大局，姚莹多方忍让，以诚相待，同时努力化解达、王二人间的嫌怨，终于使得二人信服。这样，集团团结抗敌的局面初步形成了。

鸦片战争时期，台湾守军兵力薄弱。“台湾当时只设一府，但地域辽阔，相当于内地数府。清政府在台湾设有一镇，水陆官兵包括驻在澎湖的一协清军约1.4万余人，在台湾本岛的清军，水师只有安平一协及艋岬参所辖，兵力不到0.3万人，分守十七处口岸，兵力不敷分布，陆师兵力也只有数千人，分守郡城内外及诸厅县的142汛。只能勉强维持地方，无法集中兵力攻战”，[7]p37如果从内地调兵，一则没有制海权，大规模跨海调兵，十分危险；二则台湾经费紧张，难以给养新调之兵；三则内地兵不服水土，不识地理，战斗力值得怀疑。而当时众多的游民又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一旦战争爆发，外忧波及内患，台湾的防卫必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他经过仔细斟酌，推行团练政策。更发“印谕数百道，委员交各路义首，庄耆申约联庄，添练壮勇”，将民众组织成为团练，使得无业游民衣食有资，既免为歹人所煽动利用，又能成为抗敌的强大后备军。经过努力，到1842年3月，“各属陆续册报练勇四万七千一百有奇”[8]c3；p3“家自为守，人自为兵”[9]c2；p9化弊为利，形成一支强大的抗敌力量，姚莹组织民众抗敌的策略取得了成功。

此外，台湾“孤悬海外”，历来海盗颇多，其中不少人又从鸦片贸易中获利。战争开始后，英军首领璞鼎查以重金收买汉奸，这些人见利忘义，勾结敌人，充当内应。汉奸暴乱事件屡次发生，对这样的汉奸势力，姚莹坚决予以打击，逮捕并镇压了大群汉奸分子，有效防止了外夷勾结内匪的可能。

二、制海权优先的战略举措

战争伊始，姚莹即看到了制海权的重大作用。他认为“此时夷务关重，制造大号战船，实为要著”[10]c4；p19，并建议“窃意造大舰必先储费，工价非倍于常例不可。而造船之人，又必习知洋面攻战者亲督之，乃能有用。诚能制巨舰十只，每船费以万金，期以半年，当可竣工。交提督大将领之，每舰更助以集成字号，及大中号同安梭，大白底船数十只，以为羽翼，庶可制敌取胜。至于师船用炮，不同平地，大至千斤足矣。通省各营如此者亦尚有之，可以简料，而用宪台自粤中携至夷炮十数门。”[11]c4；p12他提出造巨舰大炮以拒敌于海上的积极防御主张。但在造舰基地厦门被敌军占领后，夺取制海权的目标已经无法实现。姚莹不得已退而求其次，采取“以陆制海”的方针，以海港为咽喉，阻敌入境。

姚莹提出要“严守口岸，不与海上争锋”。[12]c7；p10他反对对沿海十七处口岸作兵力平均分配的防卫看法，主张根据港口地形的不同，作有主有次的防守，“统计勘办台湾郡城要口三处，曰平安大港、曰四草、曰国赛港。嘉义县要口一处曰树岑湖。彰化县要口一处，曰番仔，即鹿港外口。淡水厅要口二处，曰沪尾即八里岔口、曰大鸡笼。葛玛兰界外一处，曰苏澳。皆水势宽深。其余南北路次要小口九处，较为浅狭。鹿耳门昔称天险，自道光二年来，已成淤废，商船不能出入，故亦为次要。以上各口，共用防夷弁兵三千四百八十一名，屯丁二百名，乡勇二千一百六十名，水勇五百二十名，或配战船、商船，堵防海口；或在炮台、炮墩，日夕登陴。次皆常川在地之师。‘在对台湾沿海十七处口岸普遍设防的前提下，对安平、鸡笼、沪尾三口作重点防守’”。[13]24姚莹增修各口岸炮台，“在鸦片战争期间，17处口岸共修筑添设炮台50座、炮墩127座、炮位175个。”[14]38对部分港口，则采用因地形有警即塞港的方法，“毕使船不入港，火器有御，方为尽善守御之法”。[15]c3；p4

三、“台厦一体，澎湖尤重”的联防思想。

姚莹认识到台湾、澎湖、厦门之间的战略互依关系。没有大陆的支援，台湾防务的稳固无从谈起。澎湖群岛扼守台湾海峡，连通台湾与厦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他说：“澎湖为台、厦中流锁钥，亦属最要之区”。因此派遣大将王德禄率精兵三百镇守澎湖，并增修炮台，配置重炮，加强了澎湖的守卫力量。

在具体作战中，姚莹强调战术灵活，精于巧战。他根据敌舰“最怕火攻，最怕搁浅”的弱点，提出“设有来者少则击之，众则坚守，以计破之”的方针。他提出的战术主要有，“凭险埋伏”；“招募渔民假扮汉奸误导敌人，诱敌舰搁浅”等等。

在姚莹的指挥下，台湾保卫战屡获胜利。魏源赞曰：“一方巍然，夷船不敢再犯”。姚莹本人总结到：“伏思用兵之道，气不可馁，贵从容布置；言不可夸，贵切中机宜；谋不在奇，贵深明事势；人不在众，贵协力同心”。[16]c2；p85其保台思想很值得后世认真研究。当然，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即使作为时代先觉者的姚莹，对西洋文明的认识还停留在单纯的“船坚炮利”的军事表象层面。其御敌保台之术多着重于具体战术，但在战略指导方面，姚莹则深得中国传统兵法之要领，在整个保台斗争中，他从“人和制胜”和“扬长避短”的根本原则出发，筹划防御，获得了成功。

注释：

[1][2][3][4][5][6][9][10][11][12]姚莹.东溟文后集[Z].台湾文献丛刊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

[7][14]王生怀.论姚莹抗英保台思想及其实践[J].安徽史学，2002，（2）.

[8][15][16]姚莹.东溟奏稿[Z].台湾文献丛刊.第四十九种.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

[13]季云飞.鸦片战争期间姚莹‘抗英保台’思想与实践[J].军事历史，1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