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曲山大庙破解“北孔子,南文昌”的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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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绵阳梓潼县城北的七曲山上，坐落着一片历经元、明、清三代建成的古建筑群――七曲山大庙。从古至今，无论是李白、杜甫等文人骚客，还是梁思成这样的建筑大师，都将这个镶嵌在古蜀道上的建筑群视为圣地，究其原因，不仅是七曲山大庙集数百年南北建筑风格之大成，更重要的是，大庙中供奉的是一位与孔子并驾齐驱的先贤――文昌帝君。

从唐朝开始，文昌帝君便由一名凡人被逐渐神化，直至元代终成为集道、佛、儒于一身的文昌大神，成为华夏文化昌明的象征，被赋予护佑天下学子的重任。而作为文昌帝君祖庭的梓潼，更是在尚文的中国历史中，被肯定为“北曲阜，南梓潼”的两大文明发源地之一。

每年农历二、八两月，七曲山大庙都会迎来传统盛大的庙会活动，以及堪比祭孔仪式的春秋祭典。四乡百姓，尤其是专程赶来的高考学子，无不虔诚地敬拜文昌帝君，这位自古便保证考场公正的神明，到今天依然是学子心中无比坚定的护佑和信仰。

文昌源头：从人到神的非凡历史

“北有孔子，南有文昌”的神圣格局

历史上关于文昌帝君的记载很多，如《明志•礼四》、《寰宇记》上叙述，文昌帝君原名张亚子，从越西（今四川越西地区）来到梓潼后羽化成仙，成为道教大神。既然能从人演绎为神明，那张亚子一定有很多非同一般的经历了。

相传张亚子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不仅相貌长得“紫面露睛”，丑陋无比，而且性格孤僻，只愿与诗书为友。他从小喜欢读书，诵读的诗书典籍能过耳不忘，于是乡里邻居中好学的人都愿拜他为师，而正从那时起，他的一生似乎就与文章传习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来到梓潼后的张亚子，为乡民做过很多善举，如终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等。因此，在张亚子死后，当地人便在他埋骨的七曲山修起祠堂以示怀念――这大概也是张亚子此后成神的精神基础。

史书记载，张亚子真正封神的时间是在唐朝。公元756年，大唐王朝正处于安史之乱中，逃往四川的唐明皇李隆基停留梓潼。这位焦虑忧愁的帝王，为祈求国脉安昌便来到七曲山拜谒张亚子，并加封张亚子为王。随后到了宋、元两代，张亚子的地位又日渐提升，直到元仁宗于1316年颁下诏书，追封张亚子为文昌帝君，将他钦定为集佛、释、道于一体的“忠国孝家益民正直之神”。自此以后，在华夏大地上就形成了“北有孔子，南有文昌”的均衡格局。张亚子由人到神的过程，虽然也是统治阶级使用的一种宗教统世的手段，但是，这其中包含得更多的还应该是百姓们的精神向往。

自元代开始，全国各地都陆续建起了文昌宫，但是论其祖庭，则要归于建在梓潼七曲山上敬奉张亚子的文昌大庙了。数百年来，天下的文人学子都不远千里踏上蜀道，去寻访深藏在七曲山上的文昌源头。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昌崇拜中的宗教色彩被逐渐冲淡，到今天已经发展为一种追求文化昌明的象征，曾敬拜过七曲山文昌帝君的弘一法师，就准确概括了梓潼的文昌精髓――文昌在天，文明之光。

蜀道上的“帝乡”传奇

破解“天聋地哑”和奇异大殿

位于四川绵阳梓潼县城以北、金牛蜀道上的七曲山，是剑门群峰的余脉，由于山峰被曲折的山道缠绕，山下的潼江也呈九曲之姿流过，因此七曲山便有了“七曲山九曲水”的美誉。在七曲山主峰东西两侧，坐落着一系列元、明、清三代所建的古建筑群，这就是闻名遐迩的七曲山大庙――自古供奉文昌帝君张亚子的圣地。

七曲山大庙历经数百年的改建，至今依然呈现出浓郁的明清古貌。古建筑群共占地万余平方米，四周被数百余亩古柏层层拥住，完全是一幅“路从柏荫出，楼向云峰开”的道家胜地。现存的大庙建筑有元代的“盘陀殿”；明代的“家庆堂”、“天尊殿”、“桂香殿”、“风洞楼”；清代的文昌正殿、“百尺殿”、“三宵殿”、“谷父殿”等，以及民国至今的“时雨亭”、“雷神庙”、“灵官楼”。亭台楼阁共25组，完全依山而建，山随楼转，其中以文昌正殿为中心的各殿则突破山势，以宏伟的姿态从东北向西南一字排开，成为大庙的中轴线。总体而言，大庙的建筑集官方和民间营造法式于一体，既有北方古建筑庄严肃穆的气派，又揉进了江南园林山水合一的气质，完全遵从了道家的“自然”法则，虽不像曲阜孔庙那样制式严格，但在规模与底蕴上完全与“北曲阜”形成对望之势。

一直以来，七曲山大庙都被建筑历史学家赞为奇观，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就曾经慕名而来，并专门写有著作。以大庙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为例，迎面就是被誉为“西蜀名楼”的百尺楼，其正门高悬“帝乡”二字，象征着文昌帝君与天子并肩的至尊地位。百尺楼后，紧跟着的是文昌正殿，这是供奉文昌帝君的主殿，复建于清代。

正殿呈正方形，占地500余亩，建筑为穿逗台梁大木结构，中间是殿堂，两边为走廊，殿堂用规格极高的条石和青砖砌成，左右两廊均安置古朴的棂栏，这种“中堂两廊”的设计在我国古建筑中极为罕见。正殿内，一尊高4.7米的文昌坐像端正地居坐在高台上，数百年来，这尊造像身前的香火和祈愿分外旺盛，文昌帝君已经成为人们心中忠孝仁义、文运昌达的象征。另外，文昌帝君的左右侍从也尤其引人注目，相传右侧为“天聋”神，表现为聋人形象，左侧为“地哑”神，表现为哑巴形象。这两尊侍从形貌怪异，史料中对他们的作用有这样的解释――天聋地哑共同象征了治国理政的理想境界，同时，他们还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文昌帝君重用他们，意在“教人归真守朴，莫聪明外露”。

位于中轴线上的第三座建筑，是桂香殿。据说这座大殿数百年来，奇迹般地躲过了所有的天灾人祸，是真正保存下来的明代初始建筑。而桂香殿不仅拥有传奇的命运，其建筑上也创造了一种奇妙的手法：大殿面积300平方米，殿内立有四根两人合抱的大柱，由于建造者巧妙地制造出侧角，因此无论你站在殿内哪个角度看过去，都会感觉四根大柱在向不同方向倾斜，犹如魔术效果一样。这种制造视差的营造手法，被古今建筑界列为一绝。

此外，同样处于中轴线上的瘟祖殿则一反古朴之风，完全以典雅华丽示人。此殿是大庙供奉瘟祖神的地方，殿内的瘟祖造像面目狰狞，杀气腾腾，然而与殿内的肃杀气氛正相反，瘟祖殿的外观却流光溢彩，饱含了南方园林的婉转风格。其屋顶的装饰造型别具一格，其中兽吻通体镶嵌瓷片，光彩照人；垫瓦的底部皆绘有竹菊兰梅等图案，而梁架下面则全都经过了精心雕琢，尤其是殿堂正间，还匠心独运地装饰上镂空的半罗罩。就在这古柏林的深处，作为文昌帝君祖庭的大庙建筑群，将文昌文明融进自身的飞檐楼影，永久地矗立在蜀中大地上。

媲美祭孔大典的文昌祭祀

独一无二，在皮肤上燃烧的“七星灯组”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七曲山大庙不仅孕育出了文昌文化，更在这种文化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许多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最著名的如每年农历二、八月份的庙会和春节期间的“文昌出巡”仪式。

七曲山大庙每年有两次庙会，即农历二月初一至二月十五和八月初一至八月十五，相传二月初三为文昌帝君张亚子的生日，而八月初一则是其得正果之日。两次庙会规模之大，在旧时曾影响到整个川北地区。

史料记载，旧时的七曲山大庙庙会是以祭文昌帝君为主，来赶庙会的人会以上供、上香、献幡、献锣鼓、献大蜡、读祭文、烧拜香等方式进行祭拜，其中尤以献大蜡和烧拜香最引人注目――地方绅士或帮会头面人物，往往会大张声势地请来各地的“大蜡会”，将数十斤重的大蜡、大香抬进庙中以显示身份；烧拜香则是古代“以歌舞祀神”的遗存，一家或几家人组成一支庞大的拜香队，由端公（巫师）在前引香，一人领唱众人合唱，这样人神共娱的形式使庙会的气氛升华到最高潮。

此外，在两次庙会期间，农历二月初三和八月初一这两天尤为特殊，因为最重要的春秋祭典就在这两天举行。传统的春秋祭典上，主祭官、四乡学子和百姓将通过祭典舞和宣读祭祀祝文等礼仪，完成对文昌帝君的敬拜。数百年来，春秋祭典依然以最古老的面貌沿袭下来，其庄严的仪轨与山东曲阜的祭孔大典如出一辙。

除了春秋两次庙会，农历新年期间举行的“文昌出巡”活动也是七曲山大庙文昌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民俗创立于清代中后期，它的产生源于当地乡民企盼文昌帝君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心理。每年的正月十二清晨便是文昌、瘟祖“出巡”的吉日――披上蟒袍的文昌被抬进八人大轿，在火龙、狮灯和仪仗队的护佑下，庄严进入梓潼县城，开始为期7天的“巡游”。

队伍中有由杂耍艺人装扮的八仙诸神，以及一种非常独特的“七星灯组”。所谓的“七星灯组”，即由十余名青年装扮成戏曲中的英雄人物，并在他们额顶正中及两颊、两膀、两乳部位挂上精巧的铁皮油灯，共七盏，灯上尖锐的铁丝钩直接固定在皮肤上。在天寒地冻的天气里，青年人的身躯上挂满了燃烧的油灯，这一幕令“出巡”队伍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此外，“出巡”期间，从各地请来的戏班也将在县城中大显身手，这样的热闹直至正月十五，通宵唱完团圆大戏后，文昌才结束“巡游”，返回山上。

无论是庙会、春秋祭典还是文昌出巡，这些充满浓厚地域特色的民俗活动，不仅是七曲山大庙文昌文化的具体展示，更是梓潼人民对我国古老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