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优质开放教育资源的建设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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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戴维・威利（David Wiley） 博士曾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青年科学家奖，是美国杨百翰大学教育心理和技术学系副教授、开放教育研究小组带头人、万豪商学院的社会公益研究员，塞勒基金会的资深战略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互联网和社会中心的非在籍研究员，犹他州立大学副教授。作为一名社会企业家，他是鲁门公司（Lumen Learning）的合创始人兼首席学术官，平世界知识公司（Plat World Knowledge）的首席知识官及顾问，非营利组织知识共享（CC）的教学人员，他还参与创立了Degreed公司和犹他州的开放高级中学。2009 年，威利博士被美国《快速公司》杂志提名 “全球百大创意人”之一。教育信息化国际比较研究中心在2015年和2016年两次采访威利博士，他向我们介绍了优质教育的概念和特点，给出了关于如何鼓励教师和教育机构开放其优质教育资源的建议。威利博士还简单介绍了美国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现状，与我们着重探讨了许多开放教育资源和开放教材的有趣话题，并分析了优质开放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描绘了未来的发展蓝图。
关键词：优质教育；开放教育；开放教育资源；开放教材；教育技术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6）23-0001-05
2015年6月，第一次采访：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以“开放教育中的学习与知识”为主题的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AECT）夏季国际学术研讨会后。
教育信息化国际比较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尊敬的戴维・威利（ David Wiley）博士，感谢您接受我们中心的采访。从早期您推动了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开放课件项目开始，这些年您一直致力于开放教育资源的实施和发展，在开放教育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成果丰富，您能否为我们描绘一下未来几年开放教育发展的方向和蓝图？
戴维・威利（ David Wiley）：我认为在未来的三年中，大学中的所有通识教育都应使用开放教育资源，不再使用付费教材，应该向学生介绍课程需要的全部开放资源，而不是要求学生买一本教材，尤其在前两年的通识教育中，一定要尽力避免学生购买教材。在美国，我正在致力于这样的工作。使用开放教育资源，并不影响学生的学习成果，甚至可能还会促进学生的学习并且每年至少节省1000美元，这才是教育的未来。
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5年在青岛举办了首届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并了《青岛宣言》，其中明确提到了优质资源的重要性，您是怎样理解“优质”的含义的？我们应该如何实现优质教育的目标？
戴维・威利：“优质”这个概念往往被误解。人们认为“优质”通常与教材或是课程相关，比如我们经常说一门优质课程或是一本优质教材。然而这并不是“优质”的含义。“优质”指的是一种人与教材之间或是人与课堂的一种互动。你可以将课堂设计的非常好，可以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然而如若语言不通，这依旧是一个失败的课堂。举个例子，在你用中文教学的课堂中，于我而言，不是一门优质课程，但或许对于一名中国学生来说，这就是一门优质课程，因为他能理解你的语言并且对课堂内容产生兴趣。优质存在于学生与课堂之间，优质不应用来形容一门课程或是一堂课，它应该描述的是一种人与课程间的关系。所以，在优质课程中，互动非常重要，教师要与每位学生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然而，简单的理解课堂内容并不是优质教育的保障。如若学生因为一些原因讨厌课程，那这门课程对他而言仍旧不是一门优质课程。真正的优质课程，应该满足并适应学习者的情况与需求。因此，一门课程的优质与否是因人而异的，需要思考如何让更多的课程满足学生的真正需求。首要任务应该是询问我们的学生关心什么，想要学习什么，对哪些内容有兴趣，又对什么感到害怕。如果不能了解学生，你无法使课程满足学生需求。我们必须要花时间了解每位学生，只有充分了解学生的需求后，才能够灵活变通――讲什么、怎么讲、用什么样的例子。
中心：我们刚刚探讨的都是在课堂中面对面的优质教育，我们又该如何保障开放在线教育的质量呢？
戴维・威利：在线教育中，老师只拥有对课堂的掌控力，而无法控制学生，因而无法保证在线课程的质量。正如我们前面所讲，优质发生在学生与课堂二者之间。在开放教育中，我们同样需要与学生建立互动关系，比如可能是以讨论的形式，或是利用诸如电子邮件等的技术手段。如果不知道教学对象，不了解学生的兴趣所在，也就无法让学生对课堂产生兴趣。让学生感到无聊的课程绝不在优质之列。
中心：现如今开放教育资源在在线教育中使用较为广泛，但传统教育中还是使用较少。在理想的教学模式中，开放教育及开放教育资源与传统教育的比例或结构是怎样的？我们应该如何说服更多的教师与机构将成果共享为开放教育资源呢？
戴维・威利：教育是一项“分享的事业”，开放教育资源就是分享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从2004年起我就开始进行开放教育的探索与尝试，在将受教育的机会普及给更多的人上，这是事半功倍（Open Teaching Multiplies the Benefit but Not the Effort）的做法。我认为教授们道德上有责任和义务去让尽可能多人受益于我们的教学，尤其是在当今科技使这件事成本更低甚至免费的条件下。当然，有些教师或许永远不会和你共享资源，遇见这种情况，你无能为力。但对于其他教师来说，你可以向他们解释共享资源能够为他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如何能够帮助学生。如若共享资源，可能会有更多的教师选择使用你编写的教材，这样会增加你的学术声誉，让更多的人认可你是行业内的专家。共享资源可以节省学生的开销，提升学生的成绩表现。你只需向他们说明开放教育资源的优势，告诉他们这是一种有益的实践，最终由他们自己做出选择。当然，开放的哲学内涵丰富，但其中有一条就是尊重他人的决定。
中心：我们应该如何说服或鼓励更多的老师和学生使用开放教育资源呢？
戴维・威利：通常情况下，我会为他们展示我们的关于由付费教材转为开放教育资源的研究成果。可能每位老师都会认为自己为所教课程选择的教材质量很好，这是他们选择教材的依据，免费的教材可能质量较差等等。你可以说服这些老师们先在一个班级进行尝试，或许不久之后就可以推行到更多的班。老师们需要打开思路，也需要有尝试的勇气。另一方面，我们要发挥互联网的影响力，积极宣传和推广开放电子课本的使用（比如犹他州的“5美元课本计划”），不断改进开放教育资源的内容和编排质量，同时也要在政策法规上给予开放教育资源一定的保障。
目前在美国，采取开放教育或使用开放教育资源的学校占比少于1%。一种鼓励使用开放教育资源的方法是在终身教职的聘用规则中增加关于使用开放教育资源的评判标准。如果教师为学生节省开销并能够得到学校的支持，这绝对是鼓励使用开放教育资源的最好方式。但这种方式实现起来相当困难。还有其他的方法鼓励教师使用开放教育资源，比如学校设立多种基金，200美元或是500美元，由学校提供20个使用开放教育资源的实践名额，每位教师都可申请，获批者可获得500美金。教师在申请时需要阐述在自己的课堂中如何使用开放教育资源来替代付费教材。
中心：您曾经提到 “开放教育学”的概念？应如何理解该概念？其与传统教育有何区别？
戴维・威利：开放教育学指的是只能在使用开放教育资源时开展的教学活动，并且这些活动在非开放教育资源中是无法展开的。开放教育是在使用开放教育资源时能够获得的包括开放资源、开放评价、开放活动及开放任务在内的所有事项。
中心：面对开放教育可能带来的挑战，我们应如何应对？
戴维・威利：或许在尝试进行开放教育的第一年，你不得不使用付费教材，因为并无开放资源可用。但在教学过程中，你可以将学生的成果全部转化为开放教育资源，这样在第二年，就可以放弃使用付费教材了。每一年的学生成果都可用来改善开放资源，你的课程也会越来越好。此外我认为对于开放教育而言，还有一大挑战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如何说服人们将自己所有的资源进行共享，如何劝说他们放弃用自己编写的教材赚钱而让它完全免费。
中心：您能为我们简要总结下开放教育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吗？
戴维・威利：我认为在下一阶段，开放教育资源将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开发。随着时间的发展，我认为你们将会见证一种转变。现如今，大多数开放教育资源都由教师开发，但今后，大多数资源将由学生创造。资源由学生开发，但可以由教师增补。对于每位教师而言，都有上百位学生，因此学生可以创造更多的开放教育资源。在开放教育中，任何人都可能创造任何事物。
中心：您未来在开放教育领域的工作计划是什么呢？
戴维・威利：因为开放教育，我辞去了大学里的全职工作转而成为兼职教师，每一年只教授一门课程，剩余的全部时间，我都会去各个大学访中心并组织工作坊，帮助那里的教师了解并学习开放教育的理念。我的公司，鲁门，致力于帮助大学使用开放教育资源取代付费教材，这就是我的工作。
中心：您现如今的研究兴趣在哪里？
戴维・威利：80%的研究兴趣在开放教育领域，剩下的20%则为学习分析。当学习分析与开放教育二者碰撞在一起时，你会发现它们二者间能够擦出不一样的火花。一提到学习分析，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通过数据及数据分析发现学生的中心题，哪些学生产生了学习困难，哪些学生需要额外的帮助等等。然而你也可以利用学习分析找出课堂的问题，比如哪门课程真正帮助学生学习，哪门课程效果不佳。在开放教育还未出现的年代，你无法做出改变。但当开放教育出现，通过学习分析的结果，你就可以及时采取措施，因为你得到了相应的许可。“持续改进”是工业领域里的一个概念，在教育领域中鲜为提及。然而，当我们在学习分析的数据支持下使用开放教育资源时，我们就可以达到教育领域内的持续改进。
中心：您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教育领域内的热点话题会有哪些？
戴维・威利：我认为开放教育当然是其中之一，此外学习分析也是一个热点。第三点，我认为可能是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能动性”指的是学生能够自主选择。现如今在美国，开发了众多的自适应性电脑系统。这些系统提供一些测试，基于测试结果由电脑为每位学生提供不同的内容。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这样学生永远不会学会如何进行选择，他们只能学习如何点击“继续“按钮。电脑会为学生做出全部选择。因此学生能够学习学科知识，但绝对无法学会如何学习。因此，我认为使用技术手段帮助学生发展能动性，发展他们进行正确选择的能力相当重要。
2016年6月，第二次采访：（在2016年青岛国际教育信息化会议（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ICT in Education）后。
中心：上次采访时您说到“开放教育资源（OER）是教育的未来”，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些OER在全世界的最新进展吗？
戴维・威利：过去几年我的主要研究都在美国，据我所知有两个有趣的进展。第一个是政府的政策。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私人基金组织（如教育部、盖茨基金会等）都开始要求所有用他们的资金创造的东西，比如教材、多媒体材料等，都要变成OER。创建OER的 可持续性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且长远的问题，而政府的这一政策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每年政府投入上亿的资金用来支持研究和开发教育资源，，越来越多的机构都在这样做，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趋势。
另一件值得激动的事，也是我认为很棒的一个学位项目，叫做“开放教育资源学位（OER Degrees）”。这个学位项目从入学到毕业，其中每一门课程都不再使用商业出版的教材，由OER取代了传统的学习材料，所以你无需购买任何一本课本。这对传统出版业将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美国现在有超过50所大学已经拥有或正在创建OER学位。
中心：我们在研究开放教科书时了解到一些优秀的实践案例，比如SmartHistory，您认为有哪些值得学习的优秀实践呢？能否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二。
戴维・威利：SmartHistory很有趣，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现在是可汗学院（Khan Academy）的一部分。还有很多类似的项目，其中我觉得很棒的一个是“Include More People”。SmartHistory是由一小群人共同创建和维护的，而OER未来的发展模型我认为可能是“滚雪球式”的，变得越来越大。一开始只是一个人创造的一本开放教材，你在使用的时候希望它包含一些PPT，所以你就去做PPT加进去；另一个人看到这个有PPT的教材觉得还需要一些视频，所以他又制作视频添加进去；又有一个人看到，认为把实验手册放进去会更完整，于是他加了实验手册进去。你们并不是一个共同工作的团队，但是却在进行一种非同步型的合作，每一个人只是做一点、加一点进去。有一个新词称之为“激发工作（Stigmergy）”，这是我认为OER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正确模式。它是生物学里面的一个词汇，描绘了不同人之间非协同式合作的状态，这些人无需相互认识或有某种必然联系，仅仅是进行滚雪球式的激发工作。这才是OER未来发展的模式，而不是像SmartHistory那种需要太多资金的巨大工程。
中心：现在许多高等教育机构都在鼓励创造OER，您认为在推广和促进OER发展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比如学校领导应该怎样让学校里的老师们创作和使用OER呢？
戴维・威利：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因为每一个高等教育机构，至少在美国，每一名教师都要为他们的课程选择使用的教科书。没有人可以告诉他们怎么做，因为这关乎学术自由。所以高校不会去指定教师使用某一本书或者教材，这就需要高校领导创造一些激励条件，比如给教师额外的奖金来鼓励他们改变，鼓励他们使用新的OER教材。但是高校也只能做这些，而不能去强制教师。因此，OER的学术领导力关乎为教师创造激励和条件、帮助他们拓宽视野、理解为什么这样很重要、为他们移除障碍，一些高等教育机构的校长、副校长已经在做这样的努力了。
中心：在开放教材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发明了一个基于网络的价格比较计算器，用于比较K12教育中使用传统教材和使用CK12开放教科书的经济花费，这是很有趣的一些个小发明，能详细说明吗？
戴维・威利：是的，要想说服教师们去使用OER，你必把研究结果呈现给他们，告诉他们学生使用OER学习的效果如何。如果他们觉得OER和传统教材相比，因为OER免费所以质量就不行，那他们就不会采用OER。所以我们要用数据说话，展示给他们OER和传统教材一样有用，甚至更好。
你可能几乎没有听到我说过“开放教材（Open Textbook）”，我一般都是说OER，这是因为当一提到教材，人们都会马上联想到书本，那种印刷出来的纸质书，人们还会认为它价格贵，认为它是一本书、是无法被改变的。然后当谈到开放教材，人们会觉得那还是一本书，只不过是免费的，但还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对教材的刻板印象往往会影响人们对开放教材的认知和理解。然而我们知道，教师是可以改变教材的，还可以和学生合作共同改编教材中的内容。所以说“OER”可能更容易让人理解，避免造成“开放教材不可改编”这样的误解。美国有很多关于开放教材的运动，人们通常一开始都认为开放教材就是免费的教科书，但“Free”的概念远不止于此，所以说“开放教材”容易导致人们只理解了它一半的内涵而忽略了另一半。我更喜欢说“OER”，帮助人们关注它的可改编性、可混用性和可本地化等特点。
中心：近几年一些组织了OER的质量标准或评估体系，比如在线课程的质量标准。您认为评价OER的质量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呢？
戴维・威利：很多组织创建了质量的标准，比如Achieve等，但我个人比较纠结于“质量”这个概念。人们用这些标准为OER打分，评价其质量好坏，其中并没有一条指标是――“你是否使用了OER，学生使用OER后的学习效果怎样？”，而这却是我最关心的一点，我认为这恰恰是衡量一个OER是否优质的核心和关键所在。所以我更偏向于研究，研究学生使用OER是否学到了知识，学习效果如何，以此来看一个OER的优质与否，不是用硬性的指标来评价它是否有用。当然，不同人有不同的观点。我相信大部分老师都是他们所教学科的专家，他们可以看看那些自己领域的OER并作出判断，决定是不是要使用它，就像选择传统教材那样。我们对传统教材不是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质量标准吗？大概是从20世纪90年代的在线课程开始，人们想用这样那样的质量标准来规范和评判网络课程。面对面的传统课堂就不需要被这样评价质量，为什么在线课程却要符合这些标准呢？现在OER和传统教材面临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归根结底，我认为，人们是否能真的从中学到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中心：上次访谈您说“OER的质量因人而异”，那么是否有某种机制能够保障OER的质量？
戴维・威利：建立质量评价标准，标准化OER确实是一种提高OER质量和有效性的方式，当然也有其他的方式。“激发工作”中人们没有十分明确的合作，它涉及非常多的人自发参与进来不断改进OER；SmartHistory是另一种基于传统项目管理模式的OER开发。
关于OER的质量概念，假设现在这里有一个OER和一个学生，我们认为质量描述的是OER，其实不然，质量同时描述了OER和学生二者。如果我给你一个很好的法语OER材料，尽管它符合各种质量标准――设计优良、与学习结果关联等等，但它对你来说没用，所以对你而言它就不是优质的，而它对懂法语的人来讲却可能是很优质的一个材料。所以，用“质量”来表示资源的某种特性本身就是不全面的，它应该是某个资源与特定的某个学习者相结合产生的特性，因为不同学习者使用同一材料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中心：我注意到，2012年著名的开放教育资源公司平世界知识（Flat World knowledge）停止了他们的免费资源下载。开放教材作为开放教育资源的一种重要形式，它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很多挑战。您认为有哪些可行的办法能够支撑和支持OER的开放性？
戴维・威利：软件领域有一家红帽公司（Red Hat），它给Linux开发免费的开源软件，同时也向使用开源软件的学校、商业公司等机构有偿出售服务，如提供技术支持、培训和维护等围绕开源软件的增值服务。在OER领域也是这样，既有非营利性组织，也有营利的公司。 OER只是服务器上的文件，但是如果教师要学会如何有效地将OER组合起来使用，如果想要获得关于OER是如何运作的数据或者关于OER是否有效的数据，诸如此类，基于OER还有很多东西，机构可以自己做这些，也可以从其他营利或非营利的组织去购买。提供收费的服务是一种超出政府和基金的OER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模式。
中心：近些年有很多抗议传统教材价格昂贵、呼吁使用OER的活动，有“提供教科书运动（Make Textbooks Affordable Campaign）”、“全球教科书计划（The Global Text Project）”、“大学开放教材（College Open Textbooks）”和“CK12图书馆”等，尤其是在美国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和拥护。这些活动是否受到了政府部门的支持？
戴维・威利： CK12创造和制作OER；提供教科书运动为学生们提供信息，是在大学推广OER的普及运动，让他们劝说教师使用OER；大学开放教材和全球教科书计划创建目录收集和整理其他人、其他网站的OER资源。他们是不同类型的关于OER的活动或运动，但我不认为他们有政府的支持。CK12是一个私人的基金会，由一些非常富有的人自发建立；其他的几个运动则是基于群众的、草根的，他们没有很多的资金作为支撑。
如果你要找OER，可以去开放教材图书馆（Open Textbook Library）搜索，它是现有最大的OER图书馆，由美国明尼苏达州一所大学创立，但它里面也只有200多本开放教材，相比大学开设的上千门课程，说明如今开放教材的规模还是相当小的。
中心：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该如何促进OER的发展？
戴维・威利：这个问题要看对象，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对高校的政策制定者是不一拥摹
如果你去跟政府部门制定政策的人谈，那很简单。政府的政策决定的是怎么花政府的经费，而这些钱来自纳税人。制作这些教材的钱是公民出的，如果人们要使用它还需二次付费的话就不合理了，公众出资做的东西当然应该对公众开放、为公众所用。
如果你去和学校的领导谈，比如大学校长，那就另当别论了。他们要考虑教材对学生的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你可以告诉他们传统的商业出版教材给学生造成多大的经济压力，然后介绍OER，向他们展示相关研究的成果使其信服。你可以鼓励他们启动一些小项目开始尝试OER，比如拿出5，000美元给一些院系让教师使用OER，看看会有怎样的不同，这样改变就会逐渐发生。
中心：在“提供教科书运动”中，学生们是怎样说服教师使用OER的呢？
戴维・威利：不同大学的学生联合会领导（如学生会主席等）之间相互宣传OER，达成开展运动的共识。每周二参加提供教科书运动的学生们穿上红色T恤，抗议价格高昂的教科书，提倡大学课程使用开放教材，动员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讨论、介绍和宣传OER和开放教材。他们还制作海报在校园和周边书店张贴，借助Twitter等社交媒体宣传，他们的努力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OER在大学校园的普及。但是如果这样的学生运动（学生劝服教师）与学校领导的激励措施（校长奖励教师）从两个方向形成合力，可能会收获更好的效果。
如果你在一所有些教师已经开始使用OER作为教材的大学里，如果你和你的朋友选了不同教师的相同课程，你的朋友需要花200美金购买教材，而你上的课使用的是OER，那你的朋友一定会抱怨这个问题，甚至向老师、向系领导投诉。换个角度看，如果你和你的朋友都是老师，你的朋友选择使用昂贵的商业教材，你选择用开放教材，那学生们选课的时候差别就显现了，用开放教材的课马上就会报满，大家排着队要选你的课，而选择你朋友的课的人数则寥寥无几。然后你的朋友就会发现，原来没有人选他的课是因为其他老师使用开放教材，所以他也会开始改变，开始采用开放教材了。
我还听说了不少类似的案例。很多学生去系主任那里投诉：“我的同学都在用OER上课了，而我却还要付一大笔钱购买教材，这不公平！”这样的事的确会激发学生的不满，他们要求一个说法。
戴维・威利：在中国，学生们在教科书上的花费情况如何？购买教科书会造成学生较大的经济压力吗？
中心：不会，在中国，教科书的价格并不是很贵，不像在欧洲地区和美国那样，所以购买教科书一般来说并不会给学生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
戴维・威利：所以你们更应该关注开放教材的“开放性（Openness）”，对比传统教材的“封闭性（Closeness）”――内容和形式无法改编、不灵活，而不应该着眼于开放教材的“免费性（Free）”。
当然，国外的学生也会通过一些非正规、不合法的途径获得资源，比如通过一些网站下载教科书。如果你去制止他们，告诉他们这样是不对的，他们会反驳你：“出版商给教材定价如此高昂，我们为了购买课本要花费那么多钱，他们才是不对的，才是不道德的。我有什么错呢，都是被逼无奈，所以我从网上下载教材也无可厚非！”这真的是很有趣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