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和平失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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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知道，工厂停产了，对企业是巨大的损失，对政府是巨大的损失，对员工也是巨大的损失。难道除了损失，就别无他法吗?”

突然的噩梦

徐和平的特征是满额头的皱纹、一脸的胡茬，工友通常喊他“三哥”，他是工厂里干了10年的车间主任、县里经常表彰的劳模、一个半岁小孩的父亲。他通常的社会标签是，尽职尽责并受人尊敬的工厂中层管理干部，而他所在的企业华强集团停产后，他身上多了一道新的标签――失业待岗人员。

2008年2月21日清晨，33岁的徐和平被家人从床上拽了起来，他被告知，有上千名公司员工自发地聚集在工厂门口，要为“不负责任的公司”讨要个说法。

几乎来不及洗漱，徐和平胡乱穿好衣服，发动他那辆灰旧的电动车直往工厂赶。沿途他碰到了先前的同事老李，“这事咋整呢?”老李一脸惺忪，一路追问，徐和平没理他。雾气中，到处可听见自行车和电动车的铃声……

距离河南省郑州市180公里外的漯河市，一场员工自发的大规模请愿行动正在进行。本次事件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他们所在的工厂、中国塑料大王、销售额达22亿元的华强集团一夜之间停产。对近两万名员工而言，突如其来的噩耗，无异于一场地震。

还没到上班时间，密密麻麻的员工已经填满了厂门前的空坝以及厂外的马路，只留出一条供只身通过的通道。有人站在厂门前声嘶力竭地叫喊：还没有签名的，赶紧签名了。

此签名非彼签名。年前，厂里突然出台一项政策，按照月工资60％的份额给员工补偿，然后要求员工解除劳动合同。所有员工都“莫名惊诧”，这是为什么啊?产销不是挺好的吗?不过徐和平还是算了算，自己月工资1530多元，按此规定，工作十年，他能得到的补偿是918元。

至少有40％以上的员工拒绝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工厂一度“耐心”地召集全体中干开会，要求他们做工作，结果一向服从的全体中干齐齐投了弃权票。而后公司不得不将告示贴了出来，却被愤怒的员工撕去。再之后，公司突然停产，管理层一夜之间不知所踪。

这场变故几乎毫无先兆。徐和平觉得很是窝火，他握紧拳头，跟着人群起伏的口号不停地上下挥舞，“我们都是一群遵纪守法的员工，我们不想闹事，也不想给政府添麻烦，可至少得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交代。”

而在各大论坛上，这一停产事件，被描绘为2008中国企业停产第一案、劳动密集型企业黄昏来临的最佳见证，由此创下了中国企业进程史上的多个第一：第一个休克死亡的龙头企业、第一个上万名员工集体失业的民营企业、第一例如此多的员工维权……其间盘根错节，个中原因交错，成了一个具有警示意义的社会符号。

塑胶大王今昔

1996年，广东南强集团在考察了中部三省后，决定在漯河投资1亿元成立华强塑胶公司。作为内地招商引资的典范，并解决人口大省河南省上万人的就业工程，华强一度是当地的流行名词。

分给徐和平的土地，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被华强征用了，并建起了300多亩地的厂房。同村和他差不多的一些农民、小手工者、木工，都进厂做了工人。刚开始大家聚在一起，感觉新鲜刺激，也很忐忑。

他们常带着喜悦的微笑调侃华强是“拣来的工厂”。意思是：企业“仿佛是天上掉下来的”，周围百八十里地的农民都可进厂，生产的也是再普通不过的塑料袋。不过，他们不知道的另一面是，漯河市政府为了留住这个“拣来的工厂”，开出了极尽优厚的条件。

据后人出示的《广东南强塑胶有限公司办厂协议书》显示，漯河华强从投产之日起，市政府将第一年至第十年的所得税全额当年退还给华强，第十一年至第十五年减半返还；期间，政府还免收华强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建税、土地使用税、工商管理费、环保认证费……一官员回忆，谈判时他们步步后退，完全是“丧权辱国”。

1997年，漯河华强的销售额突破了3亿多元，员工5000多人。之后，广东南强集团决定在河南再投资一个工厂，一年过后，距离漯河50公里外的遂平华强塑胶工厂投产。

也就在厂里干了3年之后，徐和平因为“熟悉业务、资格老”被提拔为车间主任。

工厂发展很快，每周几乎都要贴出两三张招工启事，大量的人开始涌入企业，一个车间里，密密麻麻站着的都是人。至于公司的老板是谁?产品卖到什么地方去了?徐和平和许多认识的、陌生的面孔一样，对经营上的事情，一片茫然。

看待自己的工厂，徐和平总觉得有些复杂而微妙。他觉得工厂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按时上下班、按时双休、加班有工资、过年过节还有点过节费”。

除了工资尚可，徐和平觉得自己的劳动力实际上是贬值了。一个例证是，2001年每个星期还能休息一天，到了2003年之后每个月才能休息一天，再之后，一年都没有休息时间。

另一件不能理解的事是，他们一度将公司不给员工办理养老保险的“铁的事实”反映到当地的劳动局，劳动局的一位官员却让他们拿出“足以证明公司没买保险”的证据。“其实他们只需派个人下来，调查一下就清楚了，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从建厂到停产的10多年里，徐和平和他的工友大多在这样的喜悦与焦虑中度过。

“隐形的翅膀”

2003年之后，一些员工开始自己单干。在华强的周围，一度达到了上百家小厂。没什么技术难度，买一台吹塑机招几个人就能出成品，“出去的一年基本上都能挣上一二十万。”徐和平很是羡慕那些发了财的人，那段时间，他经常和那些人一起喝酒到半夜，每回都是人家给的酒钱。

小厂的催生直接冲击了华强的市场，此后华强的日子再也不像起初几年那么好过。

再之后，因为电厂的归属问题，华强与一向关照它的政府，又打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官司。

1998年，广东南强集团在漯河建厂时，当地政府抛出了一个诱人的条件：到2001年底，如果南强集团所办塑胶公司及回收公司月用电量达700万度、用工达6000人、年交增值税达2000万元、年产值达6亿元时，甲方漯河市政府将漯河电厂无偿交付给南强集团使用。

2002年，达到了各项条件但却没有得到电厂的南强集团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讼，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漯河市政府不交付电厂，但却必须赔偿华强集团3800万元。

这场与政府“直接翻脸”的对决，在徐和平和一些员工看来，有些戏剧性又足够紧张。厂里要求员工在一本空白的册子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一万人的签名，足足签了一周多。法庭上，“代表着全体员工民意”的签名册被多次展示，当地政府被“义正严辞”地斥为未能履行当初的招商承诺。

华强虽然最终赢了官司，事后却被认为在“根本利益”上吃了大亏。没有拿下电

厂，作为“吃电大户”的漯河华强每年不得不多付出2000多万元的成本。

华强自己的人称，最大的损失还在于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政府开始按照政策征收被免掉的各种税费，据传一位官员在内部会上愤慨地拍了桌子，华强不应该“发动员工起来闹事，跟政府过不去”。

这位官员同时声称，要是放在10年后，政府决不会为了单纯的招商而引进这种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

对官司，大多数员工都没什么概念。一些员工倒是有些幸灾落祸，“老板那么多钱，再多花点都没啥!”徐和平承认，他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并不知道，几年过后，危机已经逼近他们粗放而简陋的工厂。2007年12月31日，国务院下发通知，明确规定，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袋，业内人称“限塑令”。

另一项更为不利的政策是：2008年1月1日起，《劳动合同法》实施，按规定，所有的企业需为员工办理各项保险，凡工作年限达10年以上者将签定无固定期限合同。

漯河华强1万多名员工，参保者3000余人。如果严格执行每个员工平均2000元的参保标准，企业又将每年多出2000万元的开支。

作为基层员工，徐和平很难理解这些政策对企业有什么具体影响，不过，隐隐约约中，他听说，2007年，企业亏损了!这在建厂10多年来，还是头一次。停产!停产!

2007年，确切的数字是，华强塑胶在漯河和遂平的两家工厂分别亏损了300万元和700万元。这年，华强已经停止了大规模的招工。

而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白色塑料污染已经成了一个严重而迫切的环保问题。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冯德显称：“华强的退出是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的必然，这一天早晚会到来。”

有人算了笔账，虽然华强塑胶占据着行业50％的市场份额，不过“限塑令”出台，90％以上的产品都是购物塑料袋的华强需要拿出几千万元来改造设备；其次，《劳动合同法》实施，每年需多增加2000多万元的员工保险。而2007年，全国的企业还通通承受着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下降等诸多压力。

员工们并不知晓，这一至少需要上亿元来“埋单”的重负，直接促使了他们的老板下了“不想再玩”的决心。另一个理由是，建厂十几年来，他劳累成疾，身体严重透支，已经到了“走路都需要人扶的地步”。

2007年11月，当网上正为《劳动合同法》争吵得热火朝天时，华强的高管们关起门来，他们已在谋划着以“肢解”的方式让企业停产。

2007年底，在华强上了6年班、徐和平的妻子请假回家生孩子，被告之，不准请假，除非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事隔两天，徐和平拿着《劳动合同法》的文本，径直找到工厂的负责人，向对方说明开除一个待产的孕妇属于违法行为。他带去的文本被没收，一个保安冲过来警告他，不签字，他的工作也没了。

其他的员工也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了紧张的气氛。之后，一些员工请假，都被告知不准请假，除非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员工以撕毁协议的方式抗议，第二天，他们被告之，已经被公司开除了。

2008年2月18日，值夜班的保安老刘发现有5辆大卡车驶进了工厂，不断拉走原材料。第二天，5辆卡车又摸黑驶进了工厂。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被认为是转移资产，事后老刘声称自己灵光一现，感觉工厂快要停产，于是他翻出一些人的电话打过去。

三天过后的2月21日，愤怒的员工将工厂团团围住――华强塑胶以一种休克的方式，停产了。

徐和平被喧嚣的人群挤来挤去。10点过后，政府的人过来了，劝大家冷静，并让愤怒的员工们派出代表与政府谈。徐和平因为敢同上司吵架，深得大家信任，被推举为员工代表，和他一起被选出来的有5个人。

在政府的会议室里坐下。有人给他们端上茶来，一位局长听了大家的陈述，当即表态：政府会协调此事，协调不下来，就支持你们走法律程序，相关的费用由我们来出!

徐和平和几个代表心里并不踏实。上万人的工厂说倒就倒了，政府居然在倒了之后才知道，他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今后还能有什么好的结果?他觉得心里发慌。

下午，人群陆续散去，回到家的徐和平百无聊赖，他抱了抱半岁的儿子。儿子正是用钱的时候，他的老婆也曾在华强上班，两个人的工龄加起来，有16年。

生存的愿望

几天过后，徐和平又参加了一次谈判。这次，企业的人也来了。企业方的代表“真诚”地表态：老板非常重视，也希望妥善处置员工的事情。但“对方的人”有些让徐和平失望，员工代表们提出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补偿员工，但得到的答复是：“汇报一下”、“几乎不可能”、“已是最大让步”。

又一周过后，徐和平接到专门协调此事的政府官员打来的电话，政府与企业多轮协商的结果是，企业只愿意承担每位员工月工资60％的解聘补偿。

一些员工等不下去了。在公司贴出补偿公告后几天，有三千多人登记接受了此种方案。徐和平的邻居老张也领了600多块钱，老张领了钱，第二天就到广东打工去了。

等待期间：各种流言开始“发酵”。有知情者告诉他，“政府最大的意愿还是促成企业复产，实在不行，就由员工或管理层入股盘活企业。基于两点，他们也不愿意同企业闹得太僵了，毕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光靠哪一方面都是难以处理下去的……”

不签字的人越来越少，徐和平开始有些不安起来。他和另外7个工友合议了一下午，决定上北京走一趟。“到北京上访能引起更多人的重视。还有重要的一点，请个律师，帮大家打官司。”

北京之行出乎意料。他们一下火车，当地政府驻京办的官员已经等在了车站。懵懵懂懂中，大家被拉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几个人心事重重一夜未眠。第二天他们到了一个律师事务所，律师开价，一万块钱的费。徐和平觉得他们没有能力承受这笔巨大的开支，几个人打电话、取银行卡，还是没凑够。

后来一个官员给他们宣布政策：正是两会期间，可不要添乱子。

有人开始轮流上门来陪他们“聊天”，了解情况。第八天，他们正在吃晚饭，突然通知，车来了，随后，他们被送上了一辆中巴车，被连夜拉回了漯河。

回到家，徐和平变得沉默些了，像个正常人一样吃饭睡觉。但他还是发现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后来去了一趟中小企业局，想把北京的费用报销掉。他在办公室里等了一上午，无果。晚上他给一位官员打电话，说了不到一分钟，对方建议他还是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一个月之后，仲裁还无结果。原先誓死捍卫权利的员工已经开始分化，一起上北京的8个人，有四个去了广东，有两个背着他领了钱。

最后他成了一个没事找事的“刺头”、存心跟人过不去的“直杠子”，有人苦口婆心地劝他，“别折腾了，人家工厂都倒闭了，谁的日子都不好过。”走在街上，他觉得人们看他的眼神都有点怪怪的了。

很多时候，徐和平都有想去把钱领了的冲动，他做了规划，“留300块钱给小孩买奶粉，剩下的用做路费。不过，据说广东那边也不是很好，大量的工厂也在倒闭。”

那一刻，他很有些伤感，“其实要不要补偿都不重要了，要是工厂能复工多好。”

编　辑　白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