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名作续两岸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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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的李京生先生藏有两幅国画，一为“岭南三杰”之高剑父、高奇峰合作《雄狮图》，一为晚清钱慧安《麻姑献寿图》。此工作均为李先生的生父――当年退守台湾的老兵李文元先生旧藏。而由此引发李京生寻找远在台湾的老父亲，上演了一幕催人泪下的血浓于水的故事。这两幅名家名作也藉以重见天日，为研究岭南绘画及钱氏的人物画提供了又一份实证资料。
据李京生回忆，其父李文元先生，1900年生，浙江杭州人。早年加入，曾在嫡系的青年军二。八师(后改为八十七军)服役。1949年与军政一道退守台湾，从此与家人失去联系，天各一方。1954年，李文元先生在台湾与江玉仙女士结婚。而大陆这边的李京生，从解放以后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但限于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只能默默珍藏着唯一的一张其父党证上的照片。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以及两岸交流的逐渐展开，台海间的往来也频繁起来。1990年，李京生通过来往大陆探亲的老兵的回信得到确切消息――其父李文元先生已于1972年病逝。此生父子无缘再见，相思绵绵只能化作无尽的泪水，令人唏嘘不已。1991、1992两年，李京生嘱托去台湾探亲的朋友到台湾“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查寻有关父亲的材料，遭拒绝，但被告知可以办理遗产继承事宜。此后，在大陆海协会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李先生积极办理各方面的手续，惜两岸未能“三通”，手续极其繁琐，李先生一直不能成行。2002年春节，李京生收到邀请，并于当年的5月从西安赴台湾，祭奠已离世30年的生父，了却一生的最大心愿。到台湾后，从继母江玉仙处得知父亲退守台湾的些许往事。而父亲临终前嘱咐把两幅未装裱的国画作品留给大陆的儿子，或许在冥冥之中，老人家已感知儿子会来看他。
《雄狮图》，设色纸本，高剑父(1879～1951年)、高奇峰(1889～1933年)兄弟合作于乙卯年(1915年)。高175厘米，宽92厘米。钤有“番禺高崭”(白文)、“高剑父马背船唇朱记”(朱文)二印。题款：“乙卯秋九月岭南高蓊写于沪渎黄叶楼。”
作为“岭南画派”的旗手，高剑父一生致力于中国画的革新。他在中国画传统技法上大胆融入日本和西洋画法，追求透视、明暗、光线、空间的表现，尤重色彩或水墨渲染。其山水气势磅礴，笔法有近似马远、夏圭一体的，横砍竖劈，干笔飞白，于秀逸中见刚劲。所作朝阳夕照、风雨晦冥、烟霞云雾之景，生动地再现了南国山川的秀丽多姿。作品多用水墨渲染，用笔泼辣，时作没骨法，除树石局部略用线条外，天色、水光和云雾都以水墨渲染，墨卷波涛，笔缩云烟，深浅远近，诗意盎然。其所作水墨花鸟，放纵似徐渭。又以石恪、梁楷一体“减笔”画人物，着墨敷彩不多，寥寥数笔，生动传神。这幅1915年的《雄狮图》，作于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时期。作者以雄狮啸傲，既预示东方睡狮猛醒又暗含着革命的暴风骤雨。画面上，大胆融合了中国传统画法与西洋画的写实技法，以独立山巅的雄狮立势，在墨与色的对比中强化视感力度，画面气氛酣畅热烈，笔墨劲爽豪纵，体现了作者作为一个革命党人的气质风格。其画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与革命色彩，体现出了融汇中西绘画之长的现代绘画新格局。
《麻姑献寿图》，设色纸本，晚清著名仕女画家钱慧安(1833～1911年)于戊寅年(1878年)作。高174厘米，宽94厘米。钤有“吉生”(朱文)、“双管楼”(朱文)二印。题款：“戊寅小春之吉仿玉壶外史笔，清溪樵子钱慧安并记岁月。”
钱氏初名贵昌，字吉生，号清路渔子，室名双管楼。上海高桥人。于沪上邑庙一带鬻画自给。工人物仕女，细笔干墨。遒劲方折，姿容炯雅，其调介于老莲(陈洪绶)、十洲(仇英)之间。疑或涉足木版年画之故，晚岁用笔益趋劲峭燥硬，虚灵不足，人物开相流于程式。但依然画值不减，求者踪门不绝。人物擅民间祈福纳祥故事题材，颇为各地年画作坊乐干借用。光绪中叶，一度应邀北上，先后为天津杨柳青、爱竹斋诸画铺出年画样稿，计有《红楼梦》《皆大欢喜》《谢庭咏絮》及唐人诗意稿样40余种，广泛印发，深入北方城乡，不啻为海派绘画以印刷为媒介北上之桥梁。清末民初，画坛上写照能手颇多，改琦、费丹旭、任伯年、任预、钱慧安均是个中高手，钱氏画得逼真而有神，早期赖以谋生养家的就靠描绘肖像画。钱氏深知，在十里洋场立足，只有画“雅俗共赏”的作品才能运销于书画市场。但钱氏又是清醒的，他深深把握住立“品”这个关口，其风格恬静、谨慎、明洁、秀逸、醇正，有如他的人，境淡品清。此幅《麻姑献寿图》，画中麻姑手捧金樽与寿桃，腰系宝葫芦，旁随一仙鹿，款款而行，了无滞碍。人物面目丰腴，体态雍容华贵，神情自然生动，一派祥和恬静。其线条勾勒细致，简练传神，于淳雅、清劲的细线中，杂用着高古游丝描、琴弦描、折芦描、钉头鼠尾描，顿挫自如，一片清光。其敷色华采清丽，构图层次分明，有江南年画的味道，俗而不庸，俗而不媚，俗而不妖。
这血脉相连的两幅画，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也见证了血浓于水的亲情。而这两件深藏近一个世纪的名家名作，从未见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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