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FDI波动和入世间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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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服务业FDI在FDI总量中的比重份额上升，是近年来我国FDI变动的表现特征之一。但随着我国入世过渡期间服务行业的逐步开放，我国服务业FDI将减少，而资本市场的开放又将引起跨国并购形式的FDI增多，故入世后我国FDI总量变化取决于服务业FDI和并购形式FDI两者间此消彼长的关系。适应FDI变化趋势，我国必须依据吸收率大小，审慎实施FDI的规模控制；合理引导FDI的流向和结构；加快完善市场基础环境；提高国内公司治理水平。
关键词：FDI；吸收率；国际资本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7)03-0041-04 收稿日期：2006―11-01
一、我国FDI的波动趋势
国际资本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国际资本流动从流动形式上看，可分为股权流动(equity flows)和债权流动(debt flow)，股权流动包括FDI和资产组合(portfolio)。由表l可知，在流入我国的国际资本中，FDI占有重要比重。和其它形式的国际资本相比，FDI具有较低的波动性特征(Word Bank，2003)。由于FDI直接影响了我国的投资水平，因此，研究FDI在我国的变动和原因，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FDI的变动经历了下降、上升和转折三个不同的阶段：
(一)下降阶段(1997―2000年)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面甚广，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但经济发展放缓，而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誉受损，国家信用等级普遍降低。鉴于发展中国家整体风险水平的上升，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开始减少甚至逆转。我国作为亚洲地区国家，并且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要克服自身受到的国际金融冲击，而且还要对国际经济不平衡的调整承担责任，国内经济运行不可避免也受到一定波折，进而影响了国际资本对中国的流入，fdi也相应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二)上升阶段(2001～2004年) 从2001年开始，中国的FDI进入了一个上升通道。由表1可看出，从2001年到2004年，中国的FDI规模连续上升，4年间上升了将近43％。与此同时，其它形式的国际资本流入也有相应增加，表明了中国对外资吸引力的重新增强。
(三)转折阶段(2005年至今) 2005年，中国FDI经历了连续4年上升后的首次下降，流入中国的FDI由2004年的549亿美元下降为530亿美元。FDI下降的同时，其它形式的流入国际资本却仍保持增长态势(见表1)。中国FDI在经历2005年的转折点后，是继续保持下降趋势，还是再回到上升通道，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的运行情况，决定了我国FDI变动的基本趋势；入世则是我国FDI波动的直接影响因素。人世使我国市场体制改革的自由化进程加快，经济景气指数上升。具体说来，影响我国人世后FDI变动的因素主要有：
(一)服务行业对外开放进程的完成 从全球FDI流动看，服务业FDI增加并占据了主要地位；随着我国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的进行和结束，我国服务业FDI也自然经历了一个增长和下降的转变。
通信和金融是服务业FDI的两个主要行业，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的临近，中国在这两个服务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的FDI大大增加。人世要求我国对电信市场(包括各种通信和电脑)全面开放。按照人世要求，我国在2003年取消了半导体、计算机、计算机设备、电信设备和其他高技术产品的关税；加入WTO之后5年内，逐步取消外资在寻呼机、移动电话进口、国内固定网络电话服务的地域限制；在4年内允许外资在基础电信的持股比例由25％提高到40％；在寻呼业务、数据压缩转发等电信增殖服务领域，外资持股比例由30％提高到50％；移动通讯在加人WTO以后1年开放网络服务，5年内完成开放目标；有线网及光缆在加入WTO以后3年开始放开，6年内全部开放。按照我国通讯行业的这一承诺开放进程，2005年，通讯行业已基本实现对外开放，这一领域的外资流入也在经历一个高峰后迅速回落。
对于中国的金融部门来说，入世使中国的自由化进程(privatization process)加快，这个过程在中国表现为股份化改造，吸引海外投资者的进入等；从2001年中国入世到2005年底，进入中国金融领域的海外资本超过了170亿美元，主要的金融机构股份化改造情况如表2所示。从我国金融领域的自由化进程看，从2001年到2005年，流入中国金融领域的FDI高达130亿美元。2005年后，大型金融机构的股份化改造已基本结束，因而流入金融部门的FDI将开始大幅度降低。
(二)资本市场开放造成国际资本流入形式的变动我国服务行业的开放进程造成了服务业FDI的先上升后下降，并带动了我国FDI总量的相应变动。世界银行按照资本的变化形式，将FDI分为三种形式：绿地投资(Greenfield)、跨国并购(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M&A)和私有化(privatization)，即国有股份对外资的减持变现。资本市场的开放，使流入我国海外资本的形式由单一形式的绿地投资变成了绿地投资、并购和私有化三种形式并存格局，后两种形式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基本上都通过资本市场上的金融交易实现。人世后，中国FDI在总量增长的同时，私有化形式出现并占据了较高地位，私有化过程中引入国外购买者，尤其是战略投资者，显然有助于国有资产卖个高价；随着人世而来并反映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外资并购政策的放宽，外资并购成为了我国利用FDI的重要形式。在股权国际资本流动的两种形式中，FDI和资产组合的区别在于投资股份比重的大小。资产组合是海外少数股份权益投资，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金融组织将10％作为区分FDI和资产组合投资的分界线，即低于10％的少数股东权益投资将被归为资产组合，而超过10％的权益投资将被看作是FDI。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海外资本可投资选择中国企业数目的增加，行业分布变广，出于分散风险考虑的投资多样性要求，国际资本在我国的投资日益分散化，股权占有比重下降，因而部分原先只能以绿地投资进入的国际资本，转变为在资本市场上进入，由原来投资于单一领域、单一公司转变为投向了多个公司，自然造成了外商投资权益比重的分散，以及在单一企业中股份比重的下降。国际资本这种少数权益投资取向的变化，使原先部分FDI变成了资产组合，造成了我国统计上FDI的下降。
三、管理FDI的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已进入了结构增长阶段，经济的结构性增长对要素流动性提出了更高要
求；对国外投资者来说，私有化和跨国并购并没有改变所在国的市场供给结构，可以直接利用原有市场网络进入我国市场，并且海外投资者的进入对我国市场竞争结构的影响也较为间接，从而有利于投资方更好地实施全球战略布局的调整。因此，中国FDI在经历2005年的转折点后向何处发展，基本上取决于FDI中并购和私有化两种形式的发展情况。从1997～2001年间，我国只有460亿美元的并购和股份化(corporatization)或私有化形式的FDI，而同期绿地投资形式的FDI高达2100亿美元(WordBank，2003，P94)。随着中国股份化改造和资本市场开放进程的加速，我国FDI中并购形式将大大增加。但由于入世过渡期结束后，我国服务行业对外开放和自由化的进程基本完成，以私有化形式FDI流入我国服务业的FDI开始进入一个下降的通道。因此，未来我国FDI的变动如何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为了推动我国FDI的增加，适应FDI形式变化趋势的需要，我国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审慎实施FDI的规模控制虽然FDI的流入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过多的FDI资本流入也会给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不好的影响，如加剧了我国的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现象；特别严重的是，FDI等国际资本的流入会带来国内通货膨胀和名义利率上涨的压力，导致我国货币的实际升值；实际汇率的上升会损害国内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抑制我国出口能力的增加。当FDI的流入集中于某一行业或某一部门时，还可能引起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甚至导致“荷兰病”。由潜在经济生产能力决定的国民经济最佳适度增长率和投资率，也就决定了我国最佳的FDI流入量。我国必须密切注意FDI的过分流入给通货膨胀、利率、汇率、财政收支以及国际收支的影响情况，注意FDI对我国经济竞争力和生产率影响的不确定性程度。FDI的最佳规模取决于经济增长能力。因此，由产业结构、经济体制、资源要素以及制度环境等因素决定的经济增长能力，决定了我国FDI的合适吸收率(absorbed capacity)水平。根据我国经济实际情况决定的FDI吸收率大小，适度管理和控制我国的FDI规模，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FDI吸收率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的大小既取决于FDI的组成结构和投资目的，也受到国内劳动力市场、资本管理、总需求政策等经济特征指数的影响。提高我国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和最佳经济增长速度，调整产业结构、协调投资结构、改善市场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建设、提高劳动力素质、改进政府运行效率等，都可以促进我国对FDI吸收率的提高。依据吸收率大小，审慎实施FDI的规模控制，可以防范FDI变动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外来冲击，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
(二)合理引导FDI的流向和结构结构增长是我国新时期经济增长的新模式、新源泉，FDI流入要有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助于我国实现经济发展的集约式要素效率性增长。由于证券投资形式的FDI在股东权益中占有较大比重，因而海外投资者对我国公司治理的影响将增大；并购形式FDI的增加，将使外国投资者对我国经济的控制力增加，影响力增强。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就在于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商业模式与管理模式，而不一定是高新技术(胡祖六，2004)。世界银行(2001a)的研究报告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国际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长期看主要还是通过提高东道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productivity，TFP)或溢出效应实现的。按照我国FDI的发展历程，人世之前我国FDI基本上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两个行业主要分布在贸易领域，如纺织、成衣、玩具、低端消费电子产品等，或是具有广阔国内市场的行业。从FDI结构来看，中国入世前所吸引的FDI在中低端技术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占绝大多数，高科技比重偏低。而且绝大多数FDI集中在传统制造业，流入现代服务业的FDI比重偏低。人世过渡期结束后，利用发达国家新一轮产业调整的机会，借助跨国并购浪潮和国际企业布局调整的时机，推动外资参与我国企业资产存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对盘活我国企业资本存量，实现结构性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三)加快完善市场基础环境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投资者对要素的流动性要求非常高。以股票与债券为主的金融证券具有高流动性、易于风险分散与风险管理等特征，证券投资在全球资本跨境流动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因此，当前的国际资本流动通常更多表现为金融证券交易形式，如股票交易、债券发行等。反映一国国内市场规模的GDP在中国已连续多年稳定高速增长，但迅速扩张和庞大的市场规模仅是影响外资流入的一个因素，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外资流入与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一国市场经济基础条件的情况。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健全的法律体系、严格的会计和审计标准，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和市场导向的价格体系，以及良好的政治环境等。一个经济体要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其经济体制运转必定是高效和信誉度高的。当今世界吸引外资最多的基本上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国际资本流动也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不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国家有较完善的法律与监管框架，资本市场比较成熟，宏观经济与社会政治相对稳定，国家风险(Sovereign Risk)系数较低，所以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证券投资，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群体是国际资本投资的首要对象。而发展中国家与新生市场(Emerging Markets)国家由于法制不健全，资本市场欠成熟，宏观经济波动性大，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比较突出，风险较大。中国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最具活力、最具增长潜力，并且历史也证明是发展最快的国家，但在吸引国际资本上同样也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群体所独有的风险偏大这一结构性瓶颈的制约，这一点在金融投资上尤其表现突出。
(四)提高国内公司治理水平 FDI与国内金融市场的透明性，尤其是国内公司的治理水平有重要关系。作为资本使用个体，公司治理直接影响到国际资本的利用效率，影响到投资人的资本收益。为公司治理创造一个良好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宏观环境，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是当今世界各国为提高投资者信心，努力吸引国际资本流人的普遍行动。2005年，有超过60个国家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为提高国内公司治理水平确立了向国际标准靠拢的规范。这些国家包括所有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中国、乌克兰等(world bank，2006)。
(胡月晓电子信箱：huyuexiao@sigchina．com)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