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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跑到了台湾那边去了,后来又去了瑞典。的主唱敖博的父亲是个警察,他跑台湾去的时候,他父亲都不知道。我认识敖博的时候,刚要出《庙会之旅》,我就带他去我住的地方,一起吃饭什么的。我一直是这样一个人,无论我多艰苦,朋友来了,我肯定会把你招待好。结果后来他跟人说,祖咒整天过得不错呀,生活那么好,哪像个写《苦鬼》的人啊。其实那时候大家一个样,都很穷。
敖博是个极端叛逆、很有爆发力的人,他不抽烟不喝酒,说话很有意思,演讲很有一套。他演出的时候毛病很大,只要是他演过的场子,全都砸得乱七八糟,设备全搞坏掉,弄得在他以后的人没法演,自私得不行,跟张洹有一拼。他跑到瑞典以后,有时候还给我打电话,有意思的是,他每次给我打电话我都在酒途上,不是刚喝完,就是赶着去喝,也许在他的印象里面,我一直都是个整天吃喝玩乐的人。是的,我是个吃喝玩乐的人,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摇滚师,我给摇滚师的定义就是:创作力足够旺盛,声音足够埋汰,生活足够糜烂,套路足够庞杂。我这话是给年轻人说的,虽然我是个摇滚师,但我的生活未必是这样,小心上当啊,我鸡贼得很。
子曰的第一张专辑是崔健制作的。录专辑的时候我也在,当时录的好像是《门前事儿》,我不大确定了,秋野弹吉他的时候,可能节奏没弹稳还是怎么的,崔健就急了,“太他妈差了”。秋野也很不高兴,就说那你来试试,崔健就接过去弹了一遍。崔健问我怎么样,我说挺像《一块红布》的。我认为,当制作人,首先要了解乐队里的人,了解他们的音乐属性,而不是把每个人做得像自己的音乐。子曰第一张专辑被崔健做得更加区域化了,面窄了,他们本身的音乐魅力没有体现出来。因为子曰第一张唱片的头儿没有开好,导致秋野之后的音乐越搞越深,难以自拔,他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实际上是崔健没有做好,但是子曰当时也没其他辄。
崔健不是一个坏主儿,主要是他的格局不够宽,才导致了他今天,使劲较劲也没有达到效果,中国摇滚教父嘛,面子是第一的。有一次我们一块吃饭,我逗他,说有个乐队比他好,就是舌头乐队。他说没有听过,其实他早就听过,吴吞亲自跟我说的,约半年前,在现场交给过崔健一张小样。过了一阵子,崔健又突然夸起舌头来了。他的鉴赏力是有问题的,判断力是失常的,如果说他是故意的话,那么他的私心又是什么呢,那也就是想做中国摇滚乐他爹嘛,没人说你不是中国摇滚之父,如果你牛逼就是牛逼,不要怕,没有人会在意这些。这是我真正看不起他的地方。他不敢讲真话,比如,他曾经说过瘦人这个乐队很勤奋。音乐不好就是不好,说人家很勤奋干吗,也不给人家指个正道,他给乐队指的缺点都不成之为缺点,真正得罪人的话他是不会说的。我在国外演出的时候,跟一些乐手交流,他们就很直接,U2的波诺把酷玩的主唱骂得一钱不值,说他是个“愚蠢的矮子”,因为酷玩的音乐学他的,而酷玩也很真实,我就是学U2。我很羡慕西方同行的音乐气氛,我想中国很多年轻人也向往这样的氛围。
作为一个之父,老崔在该站出来的时候不站出来,站出来的时候也不彻底,创作不行的时候也不敢承认。他搞“真唱运动”,我从头到尾都没参加,而且有一次我还直接让我的乐手下台,自己在上面放着伴奏K歌,K《方法论》。“真唱运动”之后,崔健又回头去解释,他发现这么一搞,把很多同行都给得罪了,说有时候假唱(在他看来,卡拉OK也是假唱)也是允许的。你说假唱不好,说了也就说了,做摇滚乐又不是当官,怕个球啊。后来国家说“对嘴”要吊销演出证,崔健又冒出来说,都是他的“真唱运动”起到了效果啊。
左小祖咒
富有传奇色彩的摇滚师、当代艺术家,
同时又是诗人、小说家和电影配乐人。
这位昔日的地下摇滚先锋、前卫艺术家群落
“北京东村”的第一批人物和缔造者,
如今已成为前卫青年、文艺青年心目中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