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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地位问题带来的困窘绝不仅仅在城市中存在。相反,在法制与言语观念都远为开明的城市,他们的处境要比在他们本土的乡间、村头优越得多,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农民愿意背井离乡到城市来某一席之地的原因之一。
在乡间,也有尖锐的层次对比,而农民依然居于他们只能居留的层次。抗农、伤农事件的层出不穷,乱摊乱募乱收费等种种问题,更多地来自农村中的佼佼者、“上层”者们。否则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年年下发的无以计数的红头文件,总是改变不了“三乱”之类局面,甚至在某些地方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某些地方(多是相对贫困地区)似乎真应了马太效应,“获得的,还要加给他,失去的,还要剥夺他”。那儿的“三乱”已到了惯于忍辱负重的农民也忍无可忍,以致年年都有人自绝人世的地步。
而省、市、县的压力激起的竟是变本加厉的再加码。某乡连续两年出了好几条人命,终于招致省一级的愤怒,撤换了乡、村领导,农民才吁了口气。但这样的局面是否能够根本改观,我仍是不敢太乐观。因为这似乎并非是问题的最根本症结所在。无论哪一阶层,对农民这一阶层,无论出于审美的、文化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似乎总是缺乏由衷的尊重或者必要的关注。或许城市感到粮价飞涨,原料紧张的时候会有所不同,但即便此时,我们的号令、拳措、关怀、重视,又有多大程度不是从市民而真正是从农民之角度出发的呢?
有时候,我印象中的农民真好像无奈地袒露着“软的下腹”,软的无助。什么阶层都有某些人想去摸它一把,甚至踢它一脚。最鲜明的例证便是,但值春天,伴随着布谷鸟的啾鸣一齐到来的支农声里,必定会源源不断地流去大批大批虫吃了增肥的假农药、含盐量高到可以炒菜的假化肥和绝不会发芽或者结果的假种子。电费暴涨,农资特贵已算不得新闻,蝗虫般有规律地飞来啃食当今花果,豪华轿车也不再是什么新景观。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的假药、假酒致死人命的消息,竟也会年复一年地主要地来自于原本已相对贫困,缺医少药甚至温饱都成问题因而最需要同情、扶助,至少是公正无欺的农村。
这种悖象在农村其实已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正常,由于管理松弛,文化低下,群众缺乏辨别力,因穷而贪图便宜等原因,农村成了滞销、恶劣商品最理想的温床。泥土里苦苦刨弄了一年,口袋里也装不下几个闲钱的农民,捏巴着那几张沾着他们体温的纸币,反复掂量着选购他们赖以生存最急需要的用品时,可以供给他们的,竟大多是质价不符,假冒伪劣的东西。少得可怜的几个钱实际上又被大大地打了折扣。不信你可以去乡村的食品店看看,货架上充斥着多少过了期的,硬如石甚至发了霉的食品?至于假盐、假酒、假酱油、假百货似乎也都长着眼睛,纷纷瞟着农民那瘪瘪的钱袋,翩翩飞来......
“农民,幸亏我不是。至少现在不是!”事实上我们的国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个农民的国家。十人中有八九个他们的名字叫农民。而这一个庞大到无形的金字塔的塔基!农民,幸亏我不是,至少现在不是!农民是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功名利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们发出的声音,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视野,我们在日报看见的一切,与那庞大的塔在不知不觉中已是何等地遥远而隔膜,虽然我们从来没有隔绝。我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不可能不是紧密相连的一体。否则,我们必定会从我们所处的高处哄然倒下!
当一条精虫从亿万条拼命奋游的精虫中脱颖而出,艰辛而疲惫地获得卵子时,它肯定是幸运的。但却未必是最幸运的——如果它进入的是一位农妇的卵子的话,某种程度上看,它的命运未必会比那些因失败而生存短暂的兄弟们辉煌到哪去。在即将开始的另外一场生存竞逐中,比起另一类成功地进入另一类卵子的精虫来,它的跑道不知要漫长而崎岖多少,它的生存环境、教育环境、人文环境不知要差多少。因而,它所达获新的目标的概率有多大,亦是可想而知的了。它的命运几乎可说是在它进入卵子那一刹那便“命定”的了。虽然不是没有改变的可能,但这种可能的代价是什么,我们都一目了然。所以,我经常会情不自禁地叹一声:
幸亏,我不是农民,至少现在不是!
农民,幸亏我不是,至少现在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