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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本身是个舶来品,原先是日本对译西方的概念,这个概念的翻译现在看起来是有问题的。咱们中国人往往顾名思义,所以,这个词对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和讨论实际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有好的方面,也有受约束的方面。好的方面,是它确实让中国的学术界感到还有这么一个方面的东西,是别的知识门类无法归类的,使这么一个无法归类的感性经验,可以进行学术性的讨论,使它进入一个学科。不好的方面,顾名思义,本来是一个感性经验,或者说是一个研究和探讨人类感性经验的学科,把它定义为美学之后就把范围缩小了,很多美感经验中更多复杂的感性的背景的东西可能被忽视掉了。在很多的中国人眼中变成了艺术学,后来就出现了艺术美学,认为人类所有的感性经验中重要的是美感经验,美感经验中间最重要、最经典的是艺术经验,因此研究清楚了人类的艺术经验、艺术感受就掌握了美学的本质,掌握了人类的生命的本质。这个逻辑推导是有问题的。
生命的本质并不是完全由艺术经验、艺术感受来体现的。就像“五四”时候,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在所有的新式学堂里都要开办图画课、音乐课、体育课,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是没有过的,甚至它还表明有这个教育是文明的教育,没有这个教育是不文明的教育,因此,美育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蔡元培考察了西方教育之后,感觉中、西教育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存在差距,但他又认为单纯地把宗教引入中国是不现实的,因为中、西民众在上心态不一样,而且宗教中也有很多愚昧的东西。所以,他认为不如以美育代宗教,在国民中间通过政府的鼓励,用国家行为推行全民的美育。既免除了宗教的愚昧,又能培养出有教养的国民,这是蔡元培一个很好的设想。由于他的地位,他也确实把这个设想推行到了当时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做得很成功,在历史上功不可没,但是美育不可能代替宗教,宗教远比美育对心灵的影响要深刻得多。
所谓美育就是审美教育活动,就是我们通常的艺术行为、创作,包括实用美术,所以,那时就有了宗白华、朱光潜等先生到西方学习美学,回国后向国人介绍西方的美学家、思潮、原著,确实大开了国人的眼界。当然那时是战争的时候,贫困的时候,这种象牙塔的东西根本无法普及到普罗大众,但这并没有降低这些学人的学术价值,相反我们要对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虽然当时没有普及,但是对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个铺垫。解放以后,我们国家可以进行全面建设了,50年代也确实是开始热情地建设新的文化。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始了美学大讨论。现在,回顾这次大讨论,是历次讨论中水平最高的一次。这次讨论随着范围扩大和问题的深入,最后按照简单化的做法,把参加讨论的人分成了几派。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它把美学讨论变成了一个哲学讨论,大家不自觉地就掉进这个逻辑圈子里去了,只要有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他的论辩对象想回避都不行,比如:“你的审美观建立在什么样的哲学基础之上?”“你是相信美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人的主观感受?”对这个问题你就不敢不正面回答,当时你还不敢绕,你来我往以后,大家突然发现不是在讨论美学,而是在讨论一个按照斯大林的哲学体系下来的一个所谓的哲学问题,斯大林的哲学体系包括三句话:第一句为世界是物质的;第二句为物质是可以认识的;第三句为人对物质的认识是有能动性的。这三句话套在美学里就是这样:“美是客观存在的”“美是可以认识的”“对美的认识是可以有能动性的”,哪一派都合理。蔡仪就占这第一句话,主客观结合派是“美是可以认识的”,高尔泰、李泽厚他们就是“美可以有能动性”。―下就把一个理应很有趣味、很有自身学科特点的问题变成了哲学思辨的课题,而且使热爱美学的青年人一下失去了兴趣,直到后来研究美学的人变成了不需要有审美经验的人,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主观、客观的问题。翻检当时的杂志,会发现后来一些和审美活动无关的人加入了进来,有关的人反倒敬而远之了。
“”还没正式开始的时候,当时的政治气氛就是这样无聊的哲学讨论也没有了,事实上也讨论不下去了。特别是讨厌“小资”的东西,当时是尽量使生活粗俗化。但是,对美的追求是压不住的,当被压抑到极致时会反弹的。举个例子,我当知青的时候,在那样一种文化极度荒芜、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到处找军装,然后对它做些微妙的改变,使它穿起来更帅气。张仃先生的夫人跟我讲:“”期间,一位来中国的外国记者在王府井大街上发现一个女人抹了口红,立即向西方做了报道,说:“中国还有希望,没有丧失对生活的热爱”,这好比“二战”时美国大兵窗台上的红玫瑰给人心灵带来的震撼。
“”结束以后,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出版。以前我们自称是以马克思思想为指导思想,但没有看到他的原著,都是用二手的甚至倒了几手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对他的研究也不是完整的。大家发现马克思的有些思想可以作为美学的前提或者结论,当时由此就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是人道主义吗?”“马克思尊重不尊重人道主义?”此时,学术界突然发现我们激烈的美学讨论其实是在探讨人性,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讨论下去,会深入到人性的讨论中,但可惜都被政治的暴风雨摧残掉了。当时,需要的是阶级斗争,虽然“”的历史阶段已经结束了,但很多人的思想还停留在“”阶段的认识,所以,开始了清除精神污染。于是,第二次的美学大讨论就这样收场了,与此几乎同时爆发了“文化热”,讨论“美学和文化”的问题,但规模和前两次没法比了。这时的中国学人把视角转入到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视野比前两次扩大了。
在这次讨论中有了系统的方法论,前两次没有。信息论,控制论以及当时大量的西方哲学流派、心理学流派、社会学流派都被大量引入进来,被当成一种方法论,有关学者还引入了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变得特别的五花八门,成了“八五新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美术方面的现代艺术运动以及音乐、文学、美学都加入了这个潮流中。新潮运动,就是要从一个新的学科的、新的方法开始进入讨论。当时,有个有趣的现象,在杂志发表文章首先要看题目,题目中出现了新词,发表起来就比较容易,我把它叫做美学的方法论时代,或者是新学科的实验艺术时代。结果,美学变成了时尚的前沿学科,因为其他的学科反应都比较迟钝,我想主要原因是它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各种实验手段就可以很多。
现在回头看,美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到了90年代,进入消费时代,我并不认可许多人说现在是文化荒漠的说法,我从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过来,感到这个消费时代实现了蔡元培先生实行全民美育的理想,现在有很多人进行着审美传播工作,你回头看我们房间里有多少杂志、海报。
其实用“得、失”的标准来看待这个时期的美学研究状况,是不准确的,因为评判一个事情的“得失”是需要一个基点的。在我国经历着剧烈社会变革的20世纪,“美学”研究难以完全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开展、行进,现在回头来看,正是一代代的学者坚持不懈的研究,才使“美学”研究在艺术学、社会学等广泛的层面上得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