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手状态”与“我思故我在”的预设存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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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海德格尔的“在手状态”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进行对比分析，试图阐明二者都是在预设前提的基础上论证存在问题的，进而提出疑问，即对存在问题进行无休止的论证是否确有必要。
“上手之物”的不合用之先已具预设存在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15节、第16节重点讨论了“在手状态”和“上手状态”，海德格尔对于“上手状态”是这样定义的：“对锤子这物越少瞠目凝视，用它用的越起劲，对它的关系也就变得越原始，它也就越发昭然若揭的作为它所是的东西来照面，作为用具来照面。锤本身揭示了锤子特有的‘称呼’。我们称用具的这种存在方式为当下上手状态。”他认为用具在“为了作……之用”而不是摆在那里时，才具有了称手和合用性。而与之相反的，当用具因损坏而不合用时，或者当用具根本缺乏时（如找不到锤子）以及烦忙不肯屈就、无暇顾及用具时，都称为用具的在手状态。我们常常在用锤子时候，忘记了锤子的存在，此时的锤子才是以其本真状态存在着，但如此敲着敲着，突然锤子把手坏掉了，这时我们就开始理论性的注视锤子，而这种倾向是一种退化，是从本真情态的使用实践中退化到非本真情态的理论静观中。
笔者认为，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当用具合用时，我们起劲的使用着用具，此时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是用具并不触目。而当用具不合用时，我们才真正的开始端详此用具，从而用具在烦忙寻视中得以触目。结合海德格尔在15节所说的“制作本事就是把某某东西用来做某某东西”，那么锤子就存在这样的几种状态：尚未成其为锤子之前的质料状态，此时表现为木料与铁块，或者木柄与钉子及锤头；制成锤子，已经以完整的锤子出现，然而仍为上到手头；上到手头且合用的状态；在手然而已损坏。在上述4种状态中，唯有第三种状态属于合用的上手状态，其余三种都只是在手状态。在手状态固然很触目，然而在“自己”与“他人”的对比状态下，自己的上手相对于他人来说是缺乏，他人缺乏使用锤子这种用具的合用感，故而自己的上手在他人的烦忙寻视中依然触目。如此而言，则无论如何，用具都是触目的。这里，用具和使用者无疑都是存在的，先有二者的存在，才会有后续的讨论的根基。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认识乃是在世的有根基的样式。而在世之存在先要越过在烦忙活动中上手的东西才能推进到对仅只现成在手的东西的析明……但是只有在现成在手者的基础上才有当下上手者……其实我们在阐释这种世内存在者之际总已经‘预先设定’了世界”
《存在与时间》的第一节和第六节，海德格尔说“人们认为自己无须努力来重新展开巨人们关于存在的争论”、“根据希腊人对存在的最初阐释，逐渐形成了一个教条，它不仅宣称追问存在的意义是多余的，而且还认可了对这个问题的耽搁。人们说：“存在”是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所以它本身就反对任何下定义的企图；而且这个最普遍并因而是不可定义的概念也并不需要任何定义，每个人都不断用到它，并且也已经懂得他一向用它来指什么。于是，那个始终使古代哲学思想不得安宁的晦蔽者竟变成了昭如白日不言而喻的东西，乃至于谁要是仍然追问存在的意义，就会被指责为在方法上有所失误。”、“康德耽搁了一件本质性的大事：耽搁了此在的存在论，而这耽搁又是由于康德继承了笛卡尔的存在论立场才一并造成的。这次耽搁，就笛卡尔最本己的倾向来说，是决定性的耽搁。笛卡尔发现了“我思故我在”，就认为已为哲学找到了一个可靠的新基地。但他在这个“基本的”开端处没有规定清楚的正是这个思执的存在方式，说得更准确些，就是“我在”的存在的意义。对存在论历史进行分解回溯的第二步工作就是要把“我思故我在”的未曾明言的存在论基础清理出来。这一番解释不仅会证明笛卡尔不可能不耽误存在问题，而且也显示出：“为什么笛卡尔会认为既然我思绝对“是确实的”，就可以不管这个存在者的存在的意义问题。”笔者认为认为对于存在的论述和探讨似乎是一个无止境的无线倒推过程，这个论点的论据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详细论述。
正如第2页注释1的内容所揭示的，海德格尔自己也承认前提的预设性，而以预设的结果作为条件本身就不足以构成对欲达之结果的有信服的继续推论。然而海德格尔在预设的困局下依然想要讨论存在何以可能，我的感觉是海德格尔没有把《存在与时间》写完，问题就出在所选的问题具有无限倒推性，从而无法达到确定的结局，因而无法写完整本书的设想。
对于康德的耽搁，不妨说成是悬搁，个人以为反倒是更明智更实际的举动，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让讨论陷入僵局，才能提出其他的、更具建设性的新创见。
既然海德格尔对于笛卡尔所致力于论证存在的实存性的事业有很大的批判，我们不妨也看一看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论证是否有问题。
“我思故我在”也是在预设“我”的先在
笛卡尔在《形而上学的沉思》中说：“虽然感官有时候在很不显著、离得很远的东西上欺骗我们，却仍然有许多别的东西，我们虽是凭借感官认识它们的，却并没有理由去怀疑它们，例如我在这个地方，坐在火炉边，穿着冬袍，手里拿着这张纸，以及其他这一类的事情便是。我怎样能够否认这一双手、这个身体是我的呢？一虽然这样，我在这里总应当考虑到我是一个人，因而有睡觉的习惯，并且惯常在梦中见到一些东西，和那些疯子醒的时候见到的一模一样，有时候还要更加匪夷所思。我夜里曾经不知多少次梦见自己在这个地方，穿着衣服，靠在火炉旁边，虽然我是光着身子睡在床上。”
这段论述意在论证感官的不可靠，似乎可以和“庄周梦蝶”进行对比阅读，庄周梦为蝴蝶，而在梦境中迷失而不知自己究竟为蝶还是为庄，醒而觉，方明白曾经处于梦中。庄子反问庄周此时之觉，是否是又一梦中之梦到己觉，如此回环，借以证明人的成心不可执泥，以此达到齐物的论证目的。
笛卡尔还举例说即使面对简单的几何推断，我们依然会常常出错，所以感官一向是个值得怀疑的的东西，而不是确实可靠的。在接下来的论断中，他又说“至少总应当承认，我们梦中所见到的那些东西是像图画一样的，只有摹仿某个实在的、真实的东酉，才能够形成”，意在指出，即使怀疑感官，然而感官所触碰的，依然是来源于某个实存的东西。
接下来的论述是大家都很熟知的，由怀疑而抵达存在的论证。建立在普遍怀疑的基础上，无论怀疑什么，我在怀疑这个事实却是不可怀疑的。我在怀疑，必然有一个正在怀疑的主体存在，这个主体即“我”。因为说某个主体在怀疑着，但这个主体又不存在，这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我是存在的”。出于对经验及表象的怀疑，笛卡尔看到了自己所能确知的最真实的存在，即“我”的存在。“我思故我在”，我思的绝对性成就了“我在”的绝对性。所以笛卡尔认为：“我”在是不容质疑的，因为我思本身是不容质疑的，它成为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理，也是他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
然而我思真的能成为“我”在的证明吗？我思真的是不证自明的吗？笛卡尔看到了思的不可怀疑性，但思的不可怀疑并不等于我思的可通达性，这里有一个关键字“我”。要理解“我思故‘我’在”就必须首先明白我与思之间的通达路径何在。“我思故我在”用笛卡尔的话说也就是“我发现‘我’是存在的”，这个发现过程也就是思的过程。思无可怀疑，有其主体，思一旦开展，则我即已先行或同在，这样的话，如果要认定我思的存在，必得先预设或者私下承认主体的存在，既然已经预设主体存在，则存在即已预设，何需再去证明？即使需要证明，则—个三段论不能以预设的结论作为条件去证明结论。不妨举例如下：假设A是人，A有1、2、3、4、5、6、7种属性，拥有此七种属性的生物是人，而A具备这七种属性，则A是人。这样的论证是没有意义的，必将陷入无限循环的倒推之中。如果这样，则究竟是主体先于思，还是思先于主体，抑或二者共存共在一时，这个问题值得先探讨一番。
《庄子齐物论》：“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讲了万物若究其源，则有无限倒退的推导，有一原点，亦将尚有更原点处，这个问题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此问题争论了许多年，结果依旧是莫衷一是。在我看来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不妨分析如下：
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答这么问是否意味着答案只有三个选择1先有鸡：2先有蛋，3同时有？
问者：应该是这样的！
答：这么问我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如果我回答先有鸡，你是不会相信的。你的怀疑有二：①先有鸡，那么鸡又从何而来？你或者整个人类并没有一个是早于鸡或者蛋而生的，这样说没有一个人曾经看到过世界上先有鸡而当时并没有蛋，没有亲见是没有发言权的！②同理我说先有蛋你还是会用同样的理由反驳我。那么我只能选择鸡和蛋同时有了，你的反驳依然有理：我没有亲见，人类也没有亲见！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命题本身就有问题，要回答它只有三个选择，而这唯有的三个选项又都不能成立，这就足以证明命题本身是存在问题的！
命题是否存在问题，我的上述论证或许并不能成立。我们不妨假设这个命题成立，那么既没有人看到过先有谁，而这两者又是互生的，纠缠在鸡生蛋蛋生鸡上面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个问题可以无限的问下去，永远都没有个结果。上面这种探索或者思考的方式方法很好，精神也非常值得发扬，但应该用在可以解决的事情上面，如果一味纠缠在这个古老命题上面，人类的进步就难以谈起了！
结束语
哲学家们津津乐道于宇宙万物起源的问题，中哲史上曾讨论宇宙论本体论有王弼贵无、裴颁崇有、郭象独化，至今尚无定论，而西哲至今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中国哲学史上多次出现过反空疏的运动，学说应以服务社会、引导社会为前提和旨归，故而对于不达确定结果的本源论的讨论是持反对态度的。有人可能会提出反驳说，讨论清楚了本源论才能提纲挈领的解决分有的万物的归属问题，如果本源不清，则万有需要一个个去讨论，甚费时间。笔者的观点是，本源问题是不达之问题，不妨悬搁；万有问题是难达而可达之问题，虚费时日然而终可一一解决。在不达与难达之间，吾宁选难达。
既然不得不预设存在，那么不妨认可存在确实存在，然后我们在存在的框架内讨论存在是什么，怎么处理存在着的诸物之间的关系，以便更好的为现实所在的人类谋取更明智的生存方式。这样做，未必不是哲学的真正意义，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与其花费精力解释存在何以可能，不若认可存在即已存在，然后努力去改变不利人的生存的诸种存在者，使之更利于人的更好的生存。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