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景象里生长大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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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之后读了两本“小”书，一本是女作家惟诚的《负罪》，另一本是青年作家李师江的《福寿春》。两本书都是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何称“小”书？实在是缘于他们写的都是小景象，并由小景象对大时代的精神有所拓展，从而获得审美空间。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其表征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文化多元兼收并蓄。在这个起承转合、日新月异的历史大背景之下，人的精神需求与阅读形成的不对称局面日益加重。鸿篇巨制虽领一时，但却在细微处忽略了林林总总的时代精神景象，而物质欲望催生出的大批世俗故事，又遮蔽了文学的新空间和可能性。这还让我联想到，近期批评界对网络文学的一些担忧，没有挠到痒处。比如说，我们仅仅从文学理念出发，批评包括“架空小说”、“穿越小说”，以及“80后”青春文学等新的文学形式是“对时代精神的逃避”，这个结论实在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小说担当的东西愈多，容易大而无当，其趣味就丢失愈多。但小说又不能回避担当，不管从哪里起步，起码不能忽视对生活的思考和发现，不能缺失艺术审美。就像一朵花儿，藏在深处的花蕾，才是花瓣绽放美丽的源泉。小景象里生长大气象，是我对当代小说创作的一个期待。

如果往深处说，面对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向性，曾经具有精神导航作用的文学“蓝本”， 其意义日趋抽象，而呼唤“伟大的汉语文学”之诉求却不绝于耳。在这个夹缝中，当代中国文学进入了变革期，原有的创作体系面临重建。换句话说，文学若有正道大道的话，它就一定会与时代精神一脉相承，在不断的迂回曲直中拓展出新的路径。如此说来，从侧面、从背面，以“小”入笔，探寻人的心灵状态，在想像中创造故事，并通过小景象发掘时代精神，步步落实，就有可能写出大气象。《负罪》和《福寿春》正是两位处于成长期的作家，在这个意义上做出的阶段性努力的结果。

《负罪》是在传统架构下叙写的现代故事。它的小景象就浓缩在一起偶然且意外发生的事故之中，并折射出一个命题：这是一个需要忏悔与救赎的时代，善良不是走向天堂的通行证。作者采取有线不收、引而不发的叙事方法，在故事里讲故事，让故事接近人性的边缘……当秘密揭开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置身故事之外。这其中，传统价值观与现代生活形成的角力，一直在不断冲撞和撕裂人的灵魂，在不断改变人的行动方向。《负罪》采取了通俗化的叙述语言，从城乡结合部的生态中，勾勒乡村传统与现代生活的融合与矛盾。我以为，小说的当下性并不只是简单的近距离描摹现实生活，而是以思考现实的态度接近所虚构的生活，赋予生活以现实意义。相对于20世纪以反思生活为主体的创作范式而言，新世纪文学出现正面思考生活的趋向。《负罪》即是一个鲜明生动的例子。

《福寿春》采用的语言是作者叙事态度的直接体现，日常口语与明清白话的糅合，表明作者着力于地方性叙事的小景象。小说果敢放弃了对当下社会焦点问题的正面接触。这部小说在往传统回归的道路上迈出了沉重的一步。第一，它远离了被狂轰滥炸的、不断重复的日常经验；第二，它完成了与城市经验平行和交叉的独立的乡村经验书写，并且把那个点缩到很细微的地步；第三，它通过对线性时间的模糊化，使地方性叙事的口径与普遍意义上的中国乡村传说对接。对于文明社会，《福寿春》里发生的一切似乎是一个轮回，已经结束了的历史在那里仍在延续。不过，那确是一个没有被改装、没有被妖魔化的中国乡村世界，在缓慢的时光中，人的苦痛被稀释被扁平化，被还原到“点起人间烟火”的古老传说里。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历程，从西方文学圣殿折身回到民族传统宝库，是时代的必然。但我们同时发现，伴随时代前进的当代中国小说，在思想内容上的变革，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似乎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在世界坐标系中的中国，如何在普世价值中获得自己的文学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