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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面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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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所讲的‘脸面’不仅仅指头的前面部分,它是具有多种复杂含义的名词,其意思比我们所能描述的或者所能理解的还要多”。

――明恩溥

“面子”是“人生第一要义”?

脸面对中国人的重要性,但凡对中国和中国人有一些了解的人都不会感到惊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居住了50多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他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第一章的标题就是Face(脸)。在英文中,Face的基本含义就是front of head(头前面的部分)。但是,对中国人来说,事情就复杂得多了。正如明恩溥所说:“中国人所讲的‘脸面’不仅仅指头的前面部分,它是具有多种复杂含义的名词,其意思比我们所能描述的或者所能理解的还要多”。对此,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林语堂先生也有这样的诠释:“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也不为过。”

按照我的体会,中国人所说的 “脸面”或“面子”是关乎个人荣誉和尊严的显规则,说白了就是要活得有尊严,让别人看得起。无论是什么层次的中国人,一事当前往往先替“面子”打算。我在国际机构工作,注意到外国同事买车,在经济能力范围以内只考虑自己的感受,喜欢什么就买什么。但是,对于一些中国同事来说,要考虑的因素很多,银子、里子、面子,一个不能少。买什么品牌、款式和颜色的车不仅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经济实力,还要顾及周围同事和朋友特别是中国朋友的感受,决不能让人说自己“土老冒”,实在“丢不起那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珍视自己面子的中国人也要顾及他人的面子,也就是所谓“给面子”。“面子”是一种资源,“给面子”的操作有时候还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记得几年前在北京的公交车上,一位乘客突然喊:“我的手机被偷了!”如果按照与国际接轨的思路,碰上这种事情,我们应该报警。但女售票员使出了“给面子”神功,只听她大喊: “哪位乘客‘拿’错了手机,我数1、2、3,大家闭眼,请那位乘客把手机放在地上,我就不用麻烦警察了。”三声过后,手机果然便落在那位丢了手机乘客的脚下。

撇开“面子”这个与脸有关的表达式本身,西方人其实也同样讲究personal prestige(个人尊严),我们常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读到男人之间为了自己的尊严而决斗的描写。但是细想一下,中国人的面子之所以是“人生的第一要义”,是因为我们的面子不仅是自己的脸,而且直接影响到父母、兄弟姐妹甚至其他亲戚朋友,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传递性。当年项羽与刘邦争雄,八千余子弟兵全军覆没,自己却不肯东渡乌江逃生,在自刎之前还感慨道:“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项羽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迹得到了宋朝女词人李清照的高度赞赏:“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而“无颜见江东父老”这句成语,也在生活中成为世代中国人特别是年轻学子们的压力和动力。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名著《围城》笔下的人物方鸿渐在欧洲游学,“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但是,在回国之前却经不住老丈人的谆谆期许,花30美金买了一纸“克莱登法商专门学校”的博士学位证书,又到照相馆穿了德国博士服照了张相以后才敢衣锦还乡,终于保全了全家父老的面子。

“面子”文化让中国人很累

从个人到家人,“面子”还可以进一步抽象化、扩大化到本单位、本部门的“门脸”或者“门面”。对老外来说,门面不过是个entry(入口)或exit(出口),但中国人眼里的“门面”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早在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在他那半部就可以治天下的《论语》中指出:“谁能出不由户?”(《雍也篇》)汉语里双扇为门,单扇为户,所以孔子说的“户”字,其实就是指“门脸”:谁能外出而不经过屋门呢?孔子不愧是至圣先师,寥寥六个字就把门面的真谛说透了。是啊,无论平民百姓还是皇亲国戚,谁外出能不经过屋门呢?于是,家有宅门,官有衙门,企业、机关、学校也都少不了建一座体面的大门。去年媒体上曾爆出山东某大学的大门总共140多米长、两层楼高,两侧还有28根雄伟的立柱,耗资300万元。这所在学术上排在本省高校10名开外的大学,却在全国“豪华校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山东这所大学的豪华校门是时下一些地方大兴“面子工程”的一个缩影。不久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云南富民县“荒山涂绿”事件,经过调查已被证明只是一名做装修生意的私营企业主为了保护“风水”把门前的采石场刷绿,并不是当地政府的“绿化工程”。

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社会舆论当初普遍“冤枉”了当地政府?原因很简单,因为国内类似的“面子工程”实在是太多了,老百姓已经习以为常。举例来说,每逢较大的涉外活动,有关地方的领导几乎都会临时抱佛脚费尽心机为城市作“美容”,最常见的手法就是“化妆”,将老楼房、破旧民居房和店铺粉刷一新,但是,却往往只粉刷城区主干道两边的临街的外墙,而置街道背后的脏乱差于不顾。在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远远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情况下,一些地方以“公共文化设施”、“与国际接轨”的名义,动辄投资数亿、数十亿元打造“地标建筑”、“城市名片”。坐落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东方艺术中心,设备大多采用国际先进标准,无论软件还是硬件都可与欧美的新型剧场媲美。据报道,这座建筑总投资11亿余元,平均每天维护成本达9万元。虽然目前国内尚无专业冰上芭蕾舞团,但是艺术中心却设有高等级的冰上舞台,每启用一次仅耗冰成本就达2万元,至今仅使用过一次。按照中心管理者的说法,东方艺术中心已成为“高雅艺术地”,早已忘记了“公共文化设施”服务大众的初衷。近年,各地已建、在建的类似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这样的大剧院不下10座,其中有4个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相当甚至还昂贵,一些中小城市也斥巨资兴建豪华剧院。这一张张 “城市名片” 固然光鲜抢眼,却是作为纳税人的普通百姓的沉重负担。我们常常感叹说中国人活得太累,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个人、家庭、单位、部门乃至整个国家,“面子”文化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层层加码的面具重负下,中国人活起来焉能不累?

重新审视“面子”观

从我第一次出国到现在已经20多年过去了,如今,出入北京,当年的“杨林大道”现在已经被“国门第一路”――首都机场高速路所取代,机场轻轨也将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之前通车。可以说,中国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在基础设施方面赶上了与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差距,这的确是令所有中国人“长脸”和自豪的成就。我的一位在银行界工作的法国朋友,这些年来一直穿梭于北京和巴黎之间,对比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他常常不无自嘲地说“法国是50年不变”。但是,我知道这只是外国朋友“给面子”的说法,无论是高速公路还是豪华剧院,都无法掩盖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应该重新审视传统的“面子”观,在“争面子”的过程中来一个角色互换,给“面子”注入新的内涵。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最大的“面子”莫过于创造条件让城市和乡村的老百姓住得起房、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使共和国的每一位公民有尊严地生活。而对于我们个人而言,“面子”应该是得意时的淡然,失意时的坦然,在痛并快乐着的不懈努力中追求内心的和谐,为崛起中的祖国尽一份力量,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和谐发展的典范。

(作者: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