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面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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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所讲的‘脸面’不仅仅指头的前面部分，它是具有多种复杂含义的名词，其意思比我们所能描述的或者所能理解的还要多”。
――明恩溥
“面子”是“人生第一要义”？
脸面对中国人的重要性，但凡对中国和中国人有一些了解的人都不会感到惊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居住了50多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他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第一章的标题就是Face（脸）。在英文中，Face的基本含义就是front of head（头前面的部分）。但是，对中国人来说，事情就复杂得多了。正如明恩溥所说：“中国人所讲的‘脸面’不仅仅指头的前面部分，它是具有多种复杂含义的名词，其意思比我们所能描述的或者所能理解的还要多”。对此，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林语堂先生也有这样的诠释：“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也不为过。”
按照我的体会，中国人所说的 “脸面”或“面子”是关乎个人荣誉和尊严的显规则，说白了就是要活得有尊严，让别人看得起。无论是什么层次的中国人，一事当前往往先替“面子”打算。我在国际机构工作，注意到外国同事买车，在经济能力范围以内只考虑自己的感受，喜欢什么就买什么。但是，对于一些中国同事来说，要考虑的因素很多，银子、里子、面子，一个不能少。买什么品牌、款式和颜色的车不仅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经济实力，还要顾及周围同事和朋友特别是中国朋友的感受，决不能让人说自己“土老冒”，实在“丢不起那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珍视自己面子的中国人也要顾及他人的面子，也就是所谓“给面子”。“面子”是一种资源，“给面子”的操作有时候还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记得几年前在北京的公交车上，一位乘客突然喊：“我的手机被偷了！”如果按照与国际接轨的思路，碰上这种事情，我们应该报警。但女售票员使出了“给面子”神功，只听她大喊： “哪位乘客‘拿’错了手机，我数1、2、3，大家闭眼，请那位乘客把手机放在地上，我就不用麻烦警察了。”三声过后，手机果然便落在那位丢了手机乘客的脚下。
撇开“面子”这个与脸有关的表达式本身，西方人其实也同样讲究personal prestige（个人尊严），我们常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读到男人之间为了自己的尊严而决斗的描写。但是细想一下，中国人的面子之所以是“人生的第一要义”，是因为我们的面子不仅是自己的脸，而且直接影响到父母、兄弟姐妹甚至其他亲戚朋友，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传递性。当年项羽与刘邦争雄，八千余子弟兵全军覆没，自己却不肯东渡乌江逃生，在自刎之前还感慨道：“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项羽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迹得到了宋朝女词人李清照的高度赞赏：“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而“无颜见江东父老”这句成语，也在生活中成为世代中国人特别是年轻学子们的压力和动力。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名著《围城》笔下的人物方鸿渐在欧洲游学，“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但是，在回国之前却经不住老丈人的谆谆期许，花30美金买了一纸“克莱登法商专门学校”的博士学位证书，又到照相馆穿了德国博士服照了张相以后才敢衣锦还乡，终于保全了全家父老的面子。
“面子”文化让中国人很累
从个人到家人，“面子”还可以进一步抽象化、扩大化到本单位、本部门的“门脸”或者“门面”。对老外来说，门面不过是个entry（入口）或exit（出口），但中国人眼里的“门面”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早在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在他那半部就可以治天下的《论语》中指出：“谁能出不由户？”（《雍也篇》）汉语里双扇为门，单扇为户，所以孔子说的“户”字，其实就是指“门脸”：谁能外出而不经过屋门呢？孔子不愧是至圣先师，寥寥六个字就把门面的真谛说透了。是啊，无论平民百姓还是皇亲国戚，谁外出能不经过屋门呢？于是，家有宅门，官有衙门，企业、机关、学校也都少不了建一座体面的大门。去年媒体上曾爆出山东某大学的大门总共140多米长、两层楼高，两侧还有28根雄伟的立柱，耗资300万元。这所在学术上排在本省高校10名开外的大学，却在全国“豪华校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山东这所大学的豪华校门是时下一些地方大兴“面子工程”的一个缩影。不久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云南富民县“荒山涂绿”事件，经过调查已被证明只是一名做装修生意的私营企业主为了保护“风水”把门前的采石场刷绿，并不是当地政府的“绿化工程”。
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社会舆论当初普遍“冤枉”了当地政府？原因很简单，因为国内类似的“面子工程”实在是太多了，老百姓已经习以为常。举例来说，每逢较大的涉外活动，有关地方的领导几乎都会临时抱佛脚费尽心机为城市作“美容”，最常见的手法就是“化妆”，将老楼房、破旧民居房和店铺粉刷一新，但是，却往往只粉刷城区主干道两边的临街的外墙，而置街道背后的脏乱差于不顾。在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远远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情况下，一些地方以“公共文化设施”、“与国际接轨”的名义，动辄投资数亿、数十亿元打造“地标建筑”、“城市名片”。坐落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东方艺术中心，设备大多采用国际先进标准，无论软件还是硬件都可与欧美的新型剧场媲美。据报道，这座建筑总投资11亿余元，平均每天维护成本达9万元。虽然目前国内尚无专业冰上芭蕾舞团，但是艺术中心却设有高等级的冰上舞台，每启用一次仅耗冰成本就达2万元，至今仅使用过一次。按照中心管理者的说法，东方艺术中心已成为“高雅艺术地”，早已忘记了“公共文化设施”服务大众的初衷。近年，各地已建、在建的类似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这样的大剧院不下10座，其中有4个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相当甚至还昂贵，一些中小城市也斥巨资兴建豪华剧院。这一张张 “城市名片” 固然光鲜抢眼，却是作为纳税人的普通百姓的沉重负担。我们常常感叹说中国人活得太累，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个人、家庭、单位、部门乃至整个国家，“面子”文化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层层加码的面具重负下，中国人活起来焉能不累？
重新审视“面子”观
从我第一次出国到现在已经20多年过去了，如今，出入北京，当年的“杨林大道”现在已经被“国门第一路”――首都机场高速路所取代，机场轻轨也将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之前通车。可以说，中国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在基础设施方面赶上了与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差距，这的确是令所有中国人“长脸”和自豪的成就。我的一位在银行界工作的法国朋友，这些年来一直穿梭于北京和巴黎之间，对比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他常常不无自嘲地说“法国是50年不变”。但是，我知道这只是外国朋友“给面子”的说法，无论是高速公路还是豪华剧院，都无法掩盖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应该重新审视传统的“面子”观，在“争面子”的过程中来一个角色互换，给“面子”注入新的内涵。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最大的“面子”莫过于创造条件让城市和乡村的老百姓住得起房、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使共和国的每一位公民有尊严地生活。而对于我们个人而言，“面子”应该是得意时的淡然，失意时的坦然，在痛并快乐着的不懈努力中追求内心的和谐，为崛起中的祖国尽一份力量，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和谐发展的典范。
（作者：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