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写作计划:“功”在“利”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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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电，再有灯，人类的睡眠一定减少许多。在灯火密集的夜晚，连梦都是有光的。在一定程度上，城市是被人工照明塑造的空间，不是有不夜城的说法？然后再重新塑造人，一个新物种产生了。这个新物种昼里睡觉，夜里开花。花呢？又是镜中花，也是通过灯光的投射，开在玻璃幕墙，开在橱窗，开在音乐喷泉，开在高清数字荧光屏。影像真多啊，多过实际的存在。折过来，折过去，都是有形的回音壁。我们，城市之光里面的人，是形还是影？是影还是魅？是魅还是烟尘？答案或许就藏在远道而来的客人们两个月的驻市生活中。”

2015年夏秋，在上海文学圣地“爱神花园”的礼堂里，市作协主席王安忆用这长长的一段抒情，向台下来自世界各地、肤色各异、语言不同，却因为对“上海”和“写作”的共同喜爱而聚集在一起的写作者们致以欢迎，那一刻她显然是愉快而欣慰的。这是由她发起的“上海写作计划”顺利践行的第七年，自2008年起，市作家协会接受国外作家申请，经评审后邀请若干优秀作家于每年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上海生活两个月，七年来已有47位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加拿大、古巴、法国、德国、韩国、墨西哥、印度等国家的作家应邀而来。

而这些受邀而来的作家们，不仅会在作协的安排下与上海作家共同探讨文学的魅力与困惑，与读者分享创作感悟和文学经验，与大学和中学师生进行交流、演讲等一系列的文学活动，最重要的是，他们将被赋予“驻市作家”的身份，有充裕的时间“进入到上海生活的芯子里”，做两个月上海市民，了解上海正在经历的历史，体验上海的日常生活，感受城市发展的脉搏。“现在特别强调中国文学走出去，其实不用走出去，请他们走进来也许更好――比起包装好推出去的城市，让外国作家亲身住上两个月，也许更有说服力，更能打破既定的印象。我很喜欢他们来，每次像过节一样开心。”对此，一手促成了“上海写作计划”的王安忆如是说。

除了“走出去”，也可以“请进来”

据说“上海写作计划”的主题年年变化，每年的活动也随性随机，参与人数更是从2008年首届的3人年年增加，直至2015年创纪录的11人，唯独不变的是一条从第一年就定下的规矩：驻市作家们必须住民宅，自己打理在上海的生活。而这条规矩正是王安忆定下的。“我们不想让作家们住在宾馆，这样手续简单，但没有烟火气。而能够短租两个月的地方不是那么容易找的，我们也不想让作家们分散住，所以最后我们安排作家们住在同一幢公寓楼里，让他们彼此更容易交流，也更像是这座城市的普通一族。”对自己的这个坚持，王安忆如此解释。

其实这样的经验正来自王安忆自己的亲历，早在1983年，王安忆就曾与母亲茹志鹃一起走出国门，参加了爱荷华国际写作营。在那里，她们母女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受邀作家们住在同一处寓所的不同房间里，那段短期而集中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思想碰撞一直让她难以忘怀，并就此在心里悄悄埋下了两个梦想――如果日后有机会，一要办写作班，二要发起国际写作计划――如今这两个梦想都实现了。因此，在这样的诉求下，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在有限的预算下千挑万选，最终选中了中山公园附近的一处居民区――这里地铁交汇、交通便利，繁华的商业区与成熟的居民区比邻共存，最特别的一点是，距离住处一步之遥的地方就有一座阔大的公园，正可以让外国作家们全方位、多角度的体会上海生活的层层面面、角角落落。“我们特意安排外国作家们入住这里，就是要让他们接触到真实的上海。他们来到这里，不是做客，而是做一回实实在在的上海人。”王安忆对这一处选址非常满意。

“主人”的用心得到了“客人”的肯定。2009年，26岁的爱尔兰女诗人莲娜成为了第二期“上海写作计划”的来访者，这个来自科克城的比艾拉半岛的年轻女孩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是“十分庞大而超前”，因为在她居住的小岛上，“曾经一个学校只有26个学生”。然而通过两个月的“贴地生活”之后――莲娜在中山公园的居民区里体验了买菜、问路，学会了换乘复杂的地铁2、3、4号线，爱上了繁华商圈里一步之遥就可坐拥青山绿水的中山公园――然后她惊喜的发现，这座第一眼发达却巨大冷硬的城市，竟然与自己自小生活的小村庄有着相近的精神气质。“上海的总人口是爱尔兰整个国家总人口的8倍，在这样一个现代化甚至对我而言发展十分超前的城市，我没想到人们对于大自然的体验仍然在生活和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我非常喜爱在这里所读到的上海作家所写的诗歌，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诗集里居然有这么多的诗歌是关于人类对大自然的内心情感和精神状态描述的。这样的主题十分易于让欧洲读者接受，因为它是欧洲19世纪以来持续至今的浪漫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发现让莲娜十分动情，“我们确实需要更多诗歌，因为现代科技、无线网络、高楼大厦给予我们更多自由的同时，让我们难以在一处深深扎根。在上海读到这些诗歌，我尤其能感觉到它们使人放松和宁神的力量――它们就如同城市之中点缀的公园和绿地一样。”

“不管是哪一种经验，都是真实的”

“中国文学要融入世界文学，翻译是最大的障碍。而翻译的前提是知晓和了解。与翻译过程中的流失相比，陌生和不接受是更可怕的距离。如果不碰面、不接触，化学反应不会发生。因为比起经济的互通交流，文化上的交流要来得更复杂，也更缓慢。外国作家们来到上海，不管是哪一种经验，哪怕有不愉快的，都是很真实的。”市作协副主席孙甘露一直戏称自己是“上海写作计划”的义工，而他的这番感慨正来自于他主持的2012年度“上海写作计划”报告会。在那一次的互动交流阶段，来自韩国的驻市作家赵京兰讲述了令她印象深刻的“上海经历”――和莲娜不同，这一次的体验里没有田园与诗歌。

“那天中午，我一个人想去豫园，途中遇到一对年轻的男女。他们的英语口语很棒，主动告诉我他们要去看茶道，问我对茶道感兴趣吗？要同行吗？交谈之中我得知，男孩叫做默默，女孩叫做潺潺，他们是堂兄妹。那天，我们并肩而行去往豫园，一路都聊得很愉快，然而分手之后，我才发现他们偷了我大概240美元。我当时真的很震惊，不是因为钱的问题，而是我觉得，他们看起来那么友好，那么热心，那么善解人意，怎样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不是想去批评他们，而是对他们很感兴趣。所以，我会写一个人物，就叫默默，他在我脑海里还没有完全成型，但我一定会去写，这是我构思的一篇文章，关于一个叫默默的男孩在上海。”

尽管没有“交作业”的要求，但几乎每一期参加了“上海写作计划”的驻市作家们都会在两个月的生活里积累出想要表达的文学素材来。对此，王安忆表示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全世界相似的驻市计划几乎都没有写作要求，因为作家的创作是自发的、无法被约束的。但我相信在上海居住一两个月后，他们会记住这段生活和这个城市所发生的变化”。诚如此言，在刚离开不久的2015年度的驻市作家中，希腊女作家阿曼达・米查罗保罗刚到上海的第二周就迷失在了人民广场地铁站，“我想去中山公园，我看到无数指示牌，我问了好几个人，每个人都很热心，但我依然不知道该怎样去中山公园。最后，我终于回到我的‘家’了。我感到这对我是一个胜利，所以，我想以‘迷路’为题写一个故事。”

而年轻的英国作家乔・邓索恩则在上海写完了自己的第三部小说。2012年，乔曾带着他的处女作《潜水艇》中文版参加“上海国际文学周”，却因为误以为英国到哪里都免签，就没提前办签证，结果成了那年书展唯一迟到的嘉宾。“非常高兴再次回到上海”，乔这一次可没忘记办护照：“这两个月过得太棒了，我每天上午写作，因为每天坚持写诗，结果发现写出来挺像日记。我写上海的公园，写我住的房间，房间的灯光像深海里的水泡泡往上浮的感觉，把自己在上海的经历加工写到诗歌里。”

不同于三年前的短暂停留，这一次他有充分的时间感受上海：每天早晨七点起床、去中山公园踢一会毽子、回“家”写作，午饭后沿着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走走停停，晚上则把时间留给了寻找美食。而出门时，住所附近的中山公园成为乔固定的散步地。公园里有人跳舞，有人打太极，有人打麻将，有人表演高难度动作……这在他看来是极富生活气息的公共空间。“和英国的公园相比，中国的公园人更多，或许声音也更大，但还是很有意思。”而更有意义的是，就在将要结束为期两个月的“驻市”写作之时，乔完成了他创作三年的第三部小说。“虽然这部小说背景设定在伦敦，在上海的这段日子仍然给了我很多灵感与帮助。”在乔看来，创作需要一些“距离”，“我在上海想伦敦，脑海中的伦敦非常清晰。而我在伦敦写伦敦，反而没有这样的感觉。”

斯里兰卡作家苏纳什正在以定居斯里兰卡的中国家庭第四代为素材构思小说，“二战时期有很多中国人流落到斯里兰卡，我想写他们回上海寻亲的故事，没有比亲身来到上海，把上海这座城市写进我的小说更好的事了”。这一次是苏纳什第二次来上海，“第一次来是陪同外交团，当时在上海住了一个月，但没有机会看一看上海真正的样子。这次来到上海，我与很多普通老百姓交往，走进弄堂里，抱抱小孩子，用我会的为数不多的中文跟弄堂里卖菜的阿姨交流。对我来说，最好的一点就是可以亲眼见到平常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吃和他们一样的食物，看他们如何生活。”苏纳什介绍，她正在写作的新书就打算取名为《上海人》或《上海》，“这个故事从1930年代开始，男主角从科隆坡到上海，遇到了非常美丽的上海女子。我一直想写这样一个故事，亲身来到上海，让我下笔更真实更有信心。”

而来自保加利亚的格澳尔基・格罗兹戴夫则在两个月中“写了大约100页关于上海的故事”，他甚至直接在参加“思南读书会”的时候为现场的观众朗读了其中一个段落。“这个乐曲就是中文，它非常令人愉悦，也非常温柔。舞步是我从未见过的舞步，这些新颖的舞步就像猫步一样，从脚指尖到脚后跟，轻盈地蠕动着。几十、上百人一起舞动着，他们的步伐都非常有力，相互间的配合有时不需要肢体的接触就可以完成。舞步非常美丽、精致，步伐简单，大家的动作也很灵活。大街上每个行人都可以加入舞队，马上就可以组团，立即就能舞蹈。他们并不会刻意跟随音乐，他们已经成为音乐的一部分。上海之夜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内心也跟着舞动。”而现场的观众对此回报了会心的笑声和掌声――很明显，这位作家被中国特色的“广场舞”迷住了。

对此，王安忆开玩笑道：“两个月的这点时间，不够爱上这个城市，也不足以恨这个城市，你会被它弄得疑惑不解。”在她看来，上海既有“摩天大楼高架桥带来的冷静”，也有“楼下空地广场舞涌动的浪漫人性”，而“冷静与浪漫共存”的矛盾魅力恰恰构成了文学不竭灵感的一部分。

上海写作计划，“功”在“利”之外

2010年的9月，在上海作协大厅里，德国小说家蒂娜・西贝尔一路乘火车跋山涉水，途经伊朗、土耳其来到上海，她这样倾诉着：“在城市里进行写作，必须尽可能在心底里开辟一个新天地。所以我踏上远途，四处旅行，激情四海，质疑反思。”而此次之所以她能如此“踏上远途”而来，正是因为受“上海写作计划”之邀。这个活动在上海已形成相对固定的模式――作家们由各国领事馆或文学文化组织推荐而来，上海市作协负责来往机票、食宿等费用。外国作家们在沪期间，须完成一次主题演讲，其余时间“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就是要他们在上海随意地生活。”上海作协副主席孙J介绍。

事实上，类似的“写作计划”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比如引发了王安忆梦想与灵感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就是由聂华苓和美国诗人安格尔在1967年创立的，这个赫赫有名的写作计划每年邀请世界各地三四十位著名作家到美国爱荷华写作、讨论、旅行，至今已接待了上千位名作家。王蒙在自传《大块文章》中忆及在爱荷华的经历时说：“1980年8月至12月底，我在这里完成了中篇小说《杂色》。我吃面包抹黄油与鲜牛奶与意大利咖啡，我看全美广播公司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的电视新闻……认识了纽约的夏志清、唐德刚，认识了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托尼・莫里森、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在度过了3个月时光后，王蒙总结道：“无论如何，从此美国对于我是一扇大致敞开了的大门。”

由此可见，类似的“驻市写作”不仅对于作家是一次丰盛的旅程，对于那个给了作家美好体验的城市又何尝不是一场文化结缘呢。然而遗憾的是，如此有意义的活动，“上海写作计划”却是中国大陆首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写作计划”。究其缘由，王安忆表示，也许是因为人们的心态普遍还不够平和：“按照惯例，这样的写作计划并不要求或者期望驻市作家们日后一定要书写这个城市，但我们这边都太急，不能接受短时间看不到‘成果’或者‘好处’的项目。”对此，身为作家的王安忆强调了自己的体会，“作家写作与生活经验有关，不大可能两个月就能写出些什么。”

而在王安忆看来，与其急着追求字里行间的成果，倒不如先筑好一条交流的通道。“让别人了解中国是很重要的。”她评论说，“改革开放后一直是我们对别人的兴趣大于别人对我们的，我们对别人的了解很多，国外的新书马上就能引进来。但别人对我们了解却并不多。”与经济领域日益频繁的世界交往不同，世界对中国文化了解太少。“上海要打造以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为特色的文化大城市，文学是本。”孙J认为，“那么多的作家来上海，随便和居民交流，生活在居民之中，只要他愿意写，就是他内心深处流出来的东西。”他甚至想起了当年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显然比我们自己写的红军故事更能打动世界。”在孙J看来，近百年来上海之所以会成为中国的文化重镇，正是由于大量的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是在这里碰撞的。

如今，因为“上海写作计划”，新的碰撞又开始闪出火花：自从举办“写作计划”后，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荷兰、爱尔兰科克市等地均开始邀请上海作家前往访问交流，还计划长期交换驻市作家；日本作家茅野裕城子在结束驻市访问后，专门携摄影师回到上海，拍摄上海各个阶层家庭生活的照片……“刚开始有人说你们坚持不下去，这点钱花下去不知道哪天能看到效果。”但孙J很坚定，“这件事情没有眼前的功利，因为文化不是经济，是不讲短期效应的。但我们只要坚持付出，这种事‘功’在‘利’之外，越远越看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