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的天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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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高在于有日月星辰，地之厚在于能藏污纳垢，天地间充满着诸神、草木、动物，人也在其中。这句老生常谈的话，在这些年里，我才真切体会到它的重要。因为国内外的新闻每天包围着我，太多冲突和动荡、病疫和灾难刺激着、威逼着，使我紧张惶恐，面对写作茫然、挣扎，甚至常常怀疑写作的意义。正如人人皆知死是必然，却仍是先活着。几十年前我选择写作，几十年后写作选择我，那么，现在怎样去写作呢？

我看过这样一句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认可它的判断。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人类是出现了困境。如果说战争动乱、猜忌威胁都是因经济衰退、环境污染、能源匮乏、价值观混乱造成的，而究其根本，文化的认同和对抗仍是主因。人类困境的突围，到了了解、尊重、包容不同文化的必经之路。这是政治家们、知识精英的事，同样也是文艺的事。文化越需要认同，文艺越需要表现自己文化的独特，而它正是表现了自己文化的特性，混乱的价值观才有明晰走向，逐步共存或统一。

中国社会进入大的转型期，我们从未感受到如此富裕，也从未有过如此焦虑。一方面是人产生着巨大创造力，一方面人性的恶也集中爆发。所以社会有了诸多矛盾，如贫富差距，分配不公，腐败泛滥，诚信丧失，这是社会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法治的问题，更是文化的问题。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所发生的诸多国情世情民情，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中国正是在走向人类进步的过程中，逐步解决这些矛盾，而完成着中国的经验。

中国的文艺家，从来都有它传统的文人精神，即天下意识、担当意识。古人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么如今，关注社会现实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中国疆域广，人口多，既有东南之繁荣，又有西北之落后。我们常听到由衷的盛世之说，也常看到惊心的危机之相。我们在获得很多东西之时，也失去了很多东西。我们在兴奋欢呼，也在悲痛哭泣。文艺家生存于这个时代，便决定了自身的品种和命运，即去记录表达这个时代。我虽能关注身处的这个社会，但我不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难以成为英雄，我仅能尽力以史的笔法去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自然地使他们在庸常烦恼的生活中生出梦想的翅膀。

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魏晋，洋溢着智慧，充满着哲学思辨和美学思维，其文学、书画、音乐在精神层次上张扬着生命意识。但魏晋却是一个政治高压的社会，一个处于内乱外患、王朝更替频繁的社会。那个时代给今人的启示，就在于如何把持自己的风度。前不久，有人给我写了一个书法条幅：“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胸中。”我觉得非常好，在这个社会，为人得有大忧患大悲悯，一方面，为文为艺得有大精神大风度。风号大树中天立，昂首向天鱼亦龙。文艺应乎天而时行，但不是应声虫，它如燃起的柴火升腾光焰，而不仅冒黑烟，它文明而刚健，茁壮生长，使社会与自身皆元亨。中国在人类进步过程中提供了一份中国的经验，中国文艺也应会提供一份中国文学的经验。

以文学的、艺术的形式去表达这个时代，在表达中完美文艺在这个时代的坚挺和伟大，是我们的良知和责任，虽然目下的文艺被娱乐和消费所侵蚀、边缘化。但是，我们相信，文艺依然还顽强，依然还神圣。

（原载于2013年9月23日《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