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河报的“两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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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自１９９７年始实行广告自主经营和自办发行，同时也拉开了高速发展的序幕：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３年，广告收入由３２０万元增加到３亿元，发行量由６．５万份增加到８０万份，报纸综合利润由１２２万元增加到８６１５万元，累计广告收入超过１０亿元，平均综合利润率高达３６％，最高期曾达５０％以上，综合利润率高居全国各主流媒体前列。大河报的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综合影响力与广告收入、发行排名位居全国同业前列，已成为中西部地区强势主流媒体之一。大河报的快速发展，时逢全国省级晚报、都市报的发展进入所谓的“后都市报时代”，不断有省级都市报在竞争中由强变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种发展更显得令人瞩目。
大河报的成功，得益于其新闻理念的与时俱进和不断调整，得益于准确的市场定位以及正确的市场化运营战略，同时得益于其始终如一地坚持编采与经营两分离体制的实施。
新闻产品生产的特殊之处之一，就在于其开放性与社会性，新闻采编人员既是产品生产的第一个环节的参与者，同时又有机会直接进入产品销售即广告业务乃至发行征订的后一环节，因而身份可以是双重的。对编采人员这种身份双重性的把握、使用、控制的程度，源之于媒体决策者的新闻经营理念和市场战略，而这些对于处于竞争状态的媒体的成败往往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大河报从其创刊之日起，就从生存和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在保证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完成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下达的经营责任目标的前提下，将采编与经营明确分离。具体做法为：不仅不向采编人员和采编部门下达发行与广告业务任务指标，而且明令严禁采编人员以及本报所有非经营部门人员直接或间接地利用职务之便，去影响广告投放，去介绍广告或转移广告。这样自然也就取消了一般新闻媒体和广告企业所通行的广告提成制；甚至，包括版面上题图的组稿提成，我们也一律取消，从一般员工到高层领导，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这一规定。９年来，不论是在创刊初期的发行困难、广告低迷时期，还是在高速发展时期发行量超过８０万份、广告客户盈门的情况下，大河报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这种规定。这样，大河报便从硬件建设上保证了新闻产品生产流程中各环节人员的业务分工界限的明确划分，用专业化分工与岗位责任制保证了采编队伍的纯洁，同时也为保证广告市场的规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某种角度讲，坚持编采与经营两分离，取消内部员工的广告提成规定的贯彻实施，实际上是大河报快速持续发展的主要秘诀之一，其意义不可低估。
广告提成，顾名思义就是媒体给予广告组织者所提取的一定比例的奖励或劳务报酬，这在业内是一种被大家默认并约定俗成的做法。但在大河报９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一个媒体，要想真正做大做强，希望做成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百年企业”，无论是从自身发展的战略需要，还是从遵守新闻纪律的要求出发，都不宜和不能允许非广告经营人员参与广告提成分配。这是因为非广告经营人员参与广告提成分配对媒体有着明显的危害性：
一、极易打破采编人员获取岗位报酬机会的均等性，不利于营造媒体的团队精神。
一旦允许采编人员介绍广告业务，提取劳务报酬，就会在实际上鼓励和默许采编人员甚至各级领导层利用岗位和职务上的便利，轻而易举地拿到广告业务进而提取丰厚报酬，而这种具有联系广告便利的机会不是所有编采岗位和不同职务者都具有的，这种机会的不均等对编采队伍的冲击，将远远大于员工薪酬标准设置合理性失当的冲击，极不利于营造一个媒体的团队精神。
近几年，经过新闻理念调整后的大河报各种新闻策划和经营策划不断，已经成为取胜于报业市场竞争的主要杀手锏，而每次策划，都是在大河报各个部门协同作战、通力合作下完成的，如果没有共同的利益基础为前提，没有以机会均等为基础的团队精神作支撑，所有的联动和策划都是难以想像的。大河报多年来始终如一的旺盛的人气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均与此有关。
同时，一旦广告提成较大幅度地高于编采岗位现行正常工资收入水平时，大河报的决策者经过数年殚精竭虑苦心经营起来的工资体系、奖惩体系、价值观体系都将摧枯拉朽，而一个靠工资奖金已无法或无力进行人员激励机制调节的单位，其后果难以设想，有偿新闻的杜绝必定流于空谈。有偿新闻的产生以及媒体话语权的滥用，必然导致媒体社会公信力的自然丧失，进而危及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二、干扰广告经营市场，压缩媒体广告运营战略规范化的制度空间。
采编人员的工作重心和业务专长是新闻采访与编辑，如果允许其参与广告业务运作，相对于专业的广告业务员以及专业公司而言，其广告专业的劣势是不言而喻的；但采编人员的优势就在于自身媒体的话语权，广告客户之所以同意把广告款交给采编人员，主要原因是基于一种对置换媒体话语权的期待；采编人员滥用话语权的结果，必然是有偿新闻与变相广告充斥版面，进而在广告市场形成恶性循环。采编人员参与广告业务，必然产生广告专业化运营上的不公平，专业广告业务员以及专业公司与采编人员在广告市场上的冲撞是在非正常竞争状态下产生的，结果则必然会打击专业广告业务员尤其是公司的积极性和对媒体的忠诚度，也必然会损伤媒体自身的广告市场，影响媒体广告政策的完整性以及广告市场的规范性，久而久之必然动摇媒体广告经营的市场基础。
当然，不少新入场的媒体竞争者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站稳脚跟，往往将给采编人员下达采编与广告双重任务的做法作为救急的策略，这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尽管在一个时段可以换得虚幻的广告繁荣，但这种虚幻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承包者而绝非媒体，这是一件业界人都心知肚明的“皇帝的新衣”，我们将此比喻为饮鸩止渴，其后患难于估量。
成熟媒体广告市场的运营，主要靠广告公司。媒体广告经营权与广告权的适度分离，是广告市场资源合理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媒体与公司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媒体一旦做大必然成为广告客户投放的首选，尽管由于成熟媒体的政策透明度高致使广告公司利润率相对较低，但因其蛋糕增大规模加大仍有较大利润回报。广告公司一方面需要得到媒体的政策支持，一方面又需要与媒体共同开发广告市场。作为媒体，根据市场专业化和细分的原则，不可能拿出更多的人力和精力去接待每一个广告客户，也很难圆满地向终端广告客户提供所需要的市场调研、媒体投放分布、广告策划设计等综合服务，因此客观上也需要广告公司利用其专业优势来承担终端客户所需要的综合服务职能，大河报于２０００年提出的“媒企双赢”的广告运营理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大河报实施完全彻底的采编与广告经营分离并制定不许内部员工提取广告利润分成的制度，在保证员工岗位的稳定与收入相对增长的同时，换取了大河报快速持续的发展。如果将员工的实际利益喻为鱼，把发展喻为熊掌的话，大河报成功的现实表明，鱼和熊掌是可以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