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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生活拖延问卷的初步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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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编制适合于大学生生活拖延问卷。方法:经开放式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形成正式问卷。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编制的生活拖延问卷共四个维度,分别命名为最后期限唤醒;主观时间混乱;恐惧成功;恐惧失败。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结论:该问卷符合心理测量学的标准,可以作为测量大学生生活拖延的工具。

关键词:生活拖延;问卷编制;验证性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169-02

引言

在现代社会中,拖延行为甚为普遍,是日常生活中一种常见的现象,跨文化研究表明,拖延行为在成人中是非常普遍的[1],而在学校中与学业有关的拖延行为也极为普遍,而且该行为不仅仅存在于学业方面,在工作、生活等其他方方面面也频繁出现。我们经常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人:面对工作任务时,总是“既来之则安之”,拖到最后期限才匆匆忙忙执行任务;面对生活,洗衣、洗碗、打扫卫生、约会、别人拜托的事等等总是“等一会在做”,能拖则拖;对待学习也总是“明日复明日”,一拖再拖,只有到老师检查作业时,才临阵磨枪,临时抱佛脚……拖延状况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作业绩低下,生活次序混乱,学习效率不高,学习成绩不理想,给人们的各方面都造成了消极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拖延不仅仅只是时间管理问题,它也是一个包含认识、情感和行为的复杂过程[2]。拖延行为不仅会导致个体作业成绩的下降,给人们的学习和工作带来严重的影响,长期拖延还会引发焦虑、内疚、自责等负面情绪,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消极的影响。

近些年来,心理学研究者们对拖延问题做了许多研究,并取得了很大进展,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该领域的研究仍然有不容忽视的问题存在。大多数的研究涉及的任务都只是限制在学生作业成绩方面,在其他情景下结果可能就会不一样,本研究尝试把拖延行为放到一个更广泛的行为环境中进行研究。初步设计适用于大学生的生活拖延问卷,以深入探讨分析拖延的内在动机和影响因素,并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

一、对象与方法

(一)被试者

被试者来自于哈尔滨市四所大学的一年级到四年级的本科生,前后进行了两次随机取样,共发放问卷500份。预测为250份,有效问卷 231 份;正式施测为250份,有效问卷210份。

(二)研究程序与方法

用自己编制的开放式问卷对大学生进行随机调查,并在事后对其中一些人进行访谈,了解真实情况。

将开放式问卷与访谈调查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后,修改最初理论构想并初步确定拖延维度。通过条目分析,同时参考美国心理学家Jane B. Burka和Lenora M. Yuen所著的《拖延心理学》[3]以及一般拖延量表(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GPS,Lay),选择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条目,拟定出反映生活拖延的最初题项,共获得40个题目,要求被试单独进行评价,采用Likert五点记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评定为 1~5 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生活拖延程度越严重,反之则越轻。首先用初始形成的40个项目问卷进行预测施测,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探索问卷的结构,筛选项目,形成14个项目的正式问卷。正式施测,验证问卷结构的稳定性,并分析问卷的信度,形成最终的大学生生活拖延问卷。

(三)统计方法

用SPSS20.0 做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检验,Mplus7.0做验证性因素分析。

二、结果

(一)项目分析

首先对该量表的40个项目进行信度分析,初始信度为0.786,将反向题反向计分后,开始进行项目分析。将题总相关低于0.30的题项进行多次删除,得到20个题项,Cronbach's Alpha=0.816。

(二)效度检验

首先进行 KMO 测度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结果 KMO 检验值为0.655,大于 0.6,说明统计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此外Bartlett球体检验的卡方值为879.495(df=325, Sig=0.000)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进行因素分析。选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完全探索,得到特征值大于1的有9个因子,能够解释总方差的61.344%。结合碎石图和成分矩阵,最终选择4个因子。

按方差最大法做斜交旋转的主轴因子分解,删除小于0.4的题,总方差已经能够解释50.942%,最后得到14个题项,KMO值为0.724, Bartlett球形检验的χ2=493.596,df=91,达到0.000 的显著性水平。

在限定因素层面下,限定为4个因素,以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并配合斜交转轴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4个因素的特征值分别为3.176、1.420、1.315、1.221,其解释变异量分别为22.684%、10.143%、9.395%、8.719%,累积解释变异量为50.942%。根据各因子内项目的含义,分别命名为:最后期限唤醒,分数高表示倾向于到了要求的最后日期才急于完成工作;主观时间混乱,分数高表示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不符,不能准确判断时间;恐惧成功,分数高表示对成功的回避与畏惧;恐惧失败,分数高表示对失败的回避与畏惧。

各因素题项与因子载荷见表1。

(三)信度分析

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后剩下14题,4个维度,维度与总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477~0.671之间,见表2。

(四)验证性因素分析

在验证性因素分析中,模型拟合度评估是检验模型是否可以被接受的重要指标。关于拟合指数的优良并没有一个黄金标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就目前的认识水平,结合温忠麟、王济川等人的比较研究,本研究选取以下几个指标进行考察[4][5],结果见表3。

拟合指数显示,正式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模型可被接受。

结论

回顾前人关于拖延的研究,多是集中在学业拖延,本文对于生活拖延的研究与讨论补充、丰富了拖延的研究领域。本文编制的大学生生活拖延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对大学生生活拖延测量的工具。

参考文献:

[1]Ferrari J R, O'Callaghan J, Newbegin I. Prevalence of Procrast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Australia: Arousal and Avoidance Delays among Adults[J].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5; 7(1):1-6

[2]Fee R L, Tangney J P. Procrastination: A means of avoiding shame or guilt[J]. 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 Personality,2000;5: 167-84

[3]Burka J B, Yuen L M, 蒋永强, 等. 拖延心理学[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4]王济川,王小倩,姜宝法. 结构方程模型[J].方法与应用. 2011(1).

[5]温忠麟, 侯杰泰.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拟合指数与卡方准则[J].心理学报, 2004,(2): 186-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