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金融“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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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央行消息说，24日起分别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且完全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同时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年内第三次“双降”如期而至，货币政策再成稳增长的一招棋。

金融政策走向同样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各项事关发展和改革议程的关键，金融“十三五”规划也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诸如汇率市场化等触及深度改革的举措，需要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的“不可能三角”中艰难推进。金融改革的深义与货币政策肩负的重任，亦常常互相角力。

“十三五”期间，金融改革将比以往更需要审时度势。一方面，在国际上将紧盯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和美国经济走向两大热点;另一方面，在国内将配合部署经济结构调整、“一带一路”、普惠金融等领域，还将针对金融业自身改革，在监管体制、机构改革、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四大方面，延续改革态势。

央行研究所研究员邓瑛认为，把握改革的轻重缓急，适时转变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对外紧盯大国关系，构建金融领域的互联互通，对内构建科技金融体系，辅以国内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抓好一系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为我国“十三五”期间金融发展的要义所在。

紧盯全球两大趋势

去年9月2日，国务院总理在研究部署“十三五”规划编制启动工作会议上说，“十三五”规划的研究编制要远近结合，更加注重以解决长远问题的办法来应对当前挑战。如此以问题为导向的表态，随即成为了各部门规划编制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

据悉，那次会议之后，作为前置性研究，央行主要承接对当前和未来国际经济形势的研究及预判，凸显了“十三五”规划对全球经济形势的高度重视。

国际方面，主要盯准两大问题，一是未来五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即近段时间的熊市之后会否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由此作为判断我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波动的依据之一，进而对我国经济走势作出预判。

数据显示，我国9月制造业PMI为49.8%，虽仍处于50%的荣枯线之下，但比上月微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月回落后出现微幅回升。其中，新订单、出口订单指数提高，市场需求有所好转，且生产指数提高，预示着工业增长趋升，表明经济增长或有趋稳苗头。

其二，是“十三五”期间，中国金融改革和货币政策的使用，还会关注美国经济的走向。

有学者梳理发现，历史上中国经济的走势相当程度上受到美国经济的影响，有时两者甚至是负相关。例如，美国上世纪80、90年代互联网经济繁荣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并不见好，直到2000年左右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股市跌幅平均高达50%-70%之后，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持续走高。其中原因，就在于美国经济走势基本决定了全球资本的大规模流入流出。

当下，美国经济进入复苏轨道，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均承受了较大规模的资本外流的压力。根据国家外管局最新公布的外汇收支数据，9月银行结售汇逆差1092亿美元，为2010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逆差。

尽管8月中旬开始，外管局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诸如加强远期购售汇管理，要求银行重点关注NRA账户（境外机构境内账户）购汇操作、强化资本外流监管、调高人民币即期购售汇平盘交易手续费、强化“蚂蚁搬家式”的购汇管理等等，但现有“工具箱”中的主要部分还在于实施资本管制这一临时性措施，“治标”而不“治本”。

“我们还急需三道防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孙鲁军说，一是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货币升值，增加外汇储备、强化财政预算等;二是深化国内资本市场发展，防止资本流动激增给本国经济造成破坏性扭曲;三是当上述防线不足于抵御资本大量流动时，方才可考虑采取资本管制。

这些或许会成为“十三五”期间金融政策走向的几个关键任务。

处理四大问题 金融体制改革要服务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央行获悉，除去紧盯国际形势，“十三五”期间金融政策规划还将在处理国内几大问题上作出部署，其中分为与经济改革相适应的方面以及金融业自身改革发展两大方面。

为了与经济改革相适应，金融首先要服务于国家宏观调控体制改革，最重要的莫过于货币政策改革，包括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中央与地方监管的边界划分以及经济发展考核指标的改进等。

其中，利率市场化之后基准利率的选择，就要求央行拿出足够的魄力――银行间货币市场利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央行票据发行利率、央行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国债收益率等几大利率体系，未来将可能以“基准利率体系”的形式共存。

而由此，必然要求央行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行政性直接调控，向价格型经济性间接调控转变，会触及到现有的货币政策框架结构调整，不仅要求央行提升调控能力，亦要求其从调控手段、效果和货币政策传导方式等方方面面，让基准利率朝着央行所预期的方向变动。

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最终是既需尊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将货币政策建立在市场决定价格和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又不能通过行政手段捆住市场主体的行为，来达到自身的调控目标。而同时，市场主体，也应受到市场规律约束，对自身的行为负责，不能将失败的成本向央行转移。

“建议设置基准利率目标区间，在区间内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利率水平和波动，超出区间上下限时，则进行引导和调控。”央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此前建议。但这势必会对央行现有调控手段、渠道提出挑战。

第二，金融要服务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即是说，中国正处在“三期叠加”时期，亟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从金融角度讲就是要建立和科技创新相结合的融资机制，建立包括创投、众筹等创新性的资本市场融资模式，构建出科技金融的大体系。

“现在是举各方之力来培育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健康环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副理事长王忠明此前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社保基金也在重点探索参与“双创”投资，传统金融则更应该多创新、接地气。

第三，是在我国“一带一路”等经济对外开放的大布局之下，金融必须做好配套战略的落实工作，比如加速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等，配合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全面铺开。

第四，金融“十三五”规划还将着重于普惠金融的发展，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建立普惠金融的市场体系、服务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由央行等部委来主导搭建政策支持平台。

改革四大任务

除去支持配合经济发展，“十三五”期间，金融业自身亦亟待多方面改革、布局。

首要任务就落在了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上。例如，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趋势日益明显，监管层如何适应市场变化，尤其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如何适应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和趋势，成为了当下饱受业界争议的主要话题之一。

“早前，银监会已经跟进了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业推出了资本要求、杠杆率、拨备率和流动性四大监管标准。”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李文泓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银监会还将继续研究、构建和完善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银行业监管的新框架。

而“十二五”期间曾热议的一行三会合并、成立类似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大一统”机构的做法，在“十三五”期间是否推进，目前并没有明示。面对混业监管的挑战，监管层更多的或是采取加大部际协调，建立常态化、高效率的协调机制等举措。

第二个任务，是走好金融机构的改革之路。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三家开发性、政策性银行的改制方案终于靴子落地，金融机构尤其银行业面临的责任与挑战日益重大。不仅如此，面对P2P、众筹、第三方支付、小贷公司等一系列金融业态的新生，监管层将持何种态度，如何允许、鼓励其在合法范围内经营，又如何防控风险等，是对“十三五”金融监管提出的最大挑战之一。

第三个任务，是完善金融市场建设。

“‘十三五’期间将大力发展债券市场，针对国债和地方债，完善其投融资体系。”邓瑛认为，不同的融资模式会涉及到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且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完善，又会极大地促进基准利率的形成，利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这一系列改革，均相辅相成”。

事实上，财政部去年11月首次了一、三、五、七、十年等关键期限国债及其收益率曲线，就意在完善利率市场化环境下的基准利率体系，铺设了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块重要基石。

当时负责编制和提供国债收益率曲线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其副总经理王平就曾表示，此举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这一要求的落实举措，推动利率市场化更进一步。

而一位中债登人士说，仅有关键期限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还远远不够，很难充分发挥市场定价功能，无论机构投资者或个人投资者，大部分对其知之甚少，不懂怎么用也不敢轻易用，仍旧继续以往的经验判断，“市场教育还差了很大一截”。

财政部一位官员进一步表示，财政部亦将会同其他部委，“十三五”期间不仅对国债体系进行改革，还将对地方债的投融资体制做出部署，将着重于从财税角度合理划分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探讨如何在不伤及地方政府积极性的情况下优化金融生态，开展各种金融创新且守住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第四个任务，即关乎我国金融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这其中，将包括支付结算、信用评级、企业和个人征信等诸多方面，也基本在“十二五”期间有所铺垫，并将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加速进展，卓见成果。

“能市场化就尽量市场化。”央行人士表示，监管层的职能，则应逐渐转变为以搭建平台、提供咨询为主。